“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祭
[ 2005年第12期 “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祭 作者：孟 东 ]
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以传统的说法是整整一个甲子。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变化，那就是对各种力量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相对公允的评价。遗憾的是，对在抗战中曾有着转折作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却少为人提及。要知道今年正是“一二·九”七十周年。而抗战实际上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1935年的“一二·九”则起因于侵华日军对整个华北的占领。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曾作过一个《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讲演。他说：“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将“一二·九”与“五四”并列，称“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他在最后说到：“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在这里，“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对民主的追求与争取抗战胜利是不矛盾的，可以说是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当时，华北地区就都要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共之间的矛盾已让位于民族矛盾，并适时发表了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处于抗战前沿的中共地下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健，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朱子贞，以及市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的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周小舟等，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在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目前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从而推动以形成各界抗日统一战线。但王健、朱子贞等人面对变化的形势，仍然坚持打倒国民党、“创造北方苏维埃”的既定方针。双方争论激烈，以至于王健采取组织手段，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并将与彭涛意见一致的谷景生、周小舟等打成“右倾小集团”。彭、谷、周等人虽据理力争，但仍不能解决问题。三人商量之后，决定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河北省委认为他们的意见符合实际情况，与中央精神相一致。故尔，河北省委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同时，河北省委很快又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赶赴北平，加强新市委的领导，促成党内团结。
以上的变化过程说明，同许多事情一样，“一二·九”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也曾经过僵化与灵活、官僚与民主的斗争。
新市委组成后，将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作为工作的重点。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分头深入各大中学校活动，迅速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起北平市学联。学联主席郭明秋，秘书姚依林，总交通孙敬文，总纠察邹鲁风，总交际黄华。
1935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和华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答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为了制止这一行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市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酿成震动各界、蔓延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长征后的红军还在为建立陕北根据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共产党的力量也正处于最弱的一个时期。而正是在“一二·九”这场运动之后，人心向背以及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均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一二·九”运动向全国的蔓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错误所带来的弱点日益彰显，使国民党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大多数进步青年的支持。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说：“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也正是“一二·九”运动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批批有为青年冲破重重阻力奔向延安，为延安带去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使延安也成为全国抗战、民主、自由的中心。毫不夸张地说，“一二·九”完全暴露了蒋介石集团战略上的致命失误，同时，使中共站在了掌控全局的制高点上。
“一二·九”的上述积极效果是与“一二·九”提出的六项要求相一致的。这六项要求是：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其中的第一项要求，已隐约透露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但在“一二·九”青年看来，对外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与对内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民主革命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不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也反对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而且为争取党内民主进行了勇敢的实践。“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的争论已确定无疑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9日，《新华日报》为纪念“一二·九”十周年，也曾发表了一篇《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的社论。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是，尽管中共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的活动早就开始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活跃在历史前台的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在背后指挥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却被遗忘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被人们记住，而正是相反，所有在“一二·九”运动中做出过贡献，包括那些流血牺牲的无名青年学生，都是值得永久纪念的争取抗战胜利、争取民主自由的民族先烈。我要说的是，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领导人，固然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导致了他们不可能为人们所熟知，可在建国后，他们的功劳仍然不能为历史所记载，则是十分不正常的了。那么，原因何在呢？那就是他们中的多数很早就受到了党内政治运动的打击。解放初曾任松江（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包庇右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被下放到基层学校任教，在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建国后身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什么政治磨难，但也在1961年，正值年富力强之际却过早地离开人世。曾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受牵连，仕途一落千丈。“文化革命”中又成了四人帮迫害的重要对象，被关押入狱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8年之后，谷将军才得到解放。周小舟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位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毛泽东点名“不好交心”，他是彭德怀之外遭遇最惨者。1962年9月，他被下放到湖南省浏阳县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而后则被调往广州，任科学院中南分院排名末位的副院长，在“文革”的1966年12月25日惨遭批斗后周小舟服毒自尽，年仅53岁。在这种情况下，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幸存的谷景生将军还能再说什么呢？
事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了转机。1995年“一二·九”运动6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牵头，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亲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当组委会将请柬和开会者名单送给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二·九”时任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的韩天石时，他当即指出名单中缺少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还好，谷景生将军终于接到了开会请柬。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安排进正式发言名单，但在纪念会的最后，他“讲了十分钟”。并在12月8日，将自己写成的《“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交《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当年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幕后人物终于为人们所知悉。
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二·九”的若干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即使当年信仰暴力革命的热血青年转变为“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之后，他们仍无法摆脱受批判的命运。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二·九”的一些知识分子就是被“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一二·九”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经历过与延安的短暂蜜月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除了那些人们熟知的斗争过程，深刻的分歧还是在精神上的。参加过“一二·九”的于光远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当时，陈伯达在《解放日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于读了以后，写信给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陈回信相约见面并谦虚地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有学好，你对我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终生难忘！”可不久之后，该文作为一本小册子在延安出版，竟一字没改！尤其这本小册子，在解放后再版时，仍是一字未改。更让人气愤的是，他还签了名，送给于一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对待“真理”与“权势”关系的迥异态度。但在“抢救”、“批斗”中，除了极少数外，绝大多数人调整了自己的方向。大家在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旗帜下，又在思想上暂时统一起来。
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参加“一二·九”的知识分子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是当年领导“一二·九”运动北方局的负责人，那些“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自然又无可幸免。经过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之后，一批“一二·九”知识分子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过早地凋谢了。只有极少数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时候，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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