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卢绪章
[ 2005年第12期 传奇人物卢绪章 作者：庄凯勋 ]
卢绪章（1911—1995）是我党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党员之一。解放前，他创办的广大华行，不仅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机构，也是经营十分成功的经济实体。卢绪章和他的战友杨延修、张平、舒自清、朱祖贤、张先成等，先后在上海、重庆和香港等地，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筹集了宝贵资金。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外贸领导工作，为冲破帝国主义禁运封锁，功绩显赫；改革开放后，他开拓了中国的旅游事业，为中国引进外资和宁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同意别人叫他“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说起卢绪章，人们自然都会提到故事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那部片子是珠江电影制片厂1980年拍的，由林岚导演，郭允泰演男主角。但影片中的这位地下党员男一号，不叫卢绪章，而叫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他担任总经理的公司也不叫广大华行，叫荣昌公司。
电影反映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接受苏北地方军司令的投资，并利用敌军车船，将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蒋介石派人执行“A”字密令，要消灭共产党的核心组织。于是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故事的结局是，在敌人欲将张公甫秘密逮捕之际，张公甫主动出击，举办了欢迎中统头目陈果夫的盛大晚会。假陈果夫之手，处决了凶恶的敌人，彻底击败了“A”字密令计划。
这部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片奖的电影，使卢绪章名声大振。于是，一些作家前来找卢老采访，在他身上挖掘丰富多彩、充满传奇色彩的素材。
有一位女作家以广大华行的事迹为背景，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题为《与魔鬼打交道的那个人》，在上海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应当说，文章写得很精彩。
但，卢绪章对此不满意。
本人是上世纪80年代采访外贸外经口的新华社记者，和卢老联系较多，也较熟。他对我说：“现在老把我过去搞地下斗争时打交道的人，说成是魔鬼。这不合适嘛。”
“国民党上层分子，像傅作义，对我们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的嘛。有的因为和蒋介石有矛盾，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他强调说。“我在上海搞广大华行，起初是个皮包公司，资金只有300大洋，后来越做越大。客观上有许多朋友帮忙，包括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
接着，卢老对我讲起，根据毛泽东关于白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周恩来在国统区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由卢绪章等共产党员组成的广大华行，在这时成了我党三线机构的载体。周恩来指示，在重庆期间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回到上海后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取名“广大华行”，就是要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广大华行的组织者都曾是外商公司的高级职员，熟谙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在激烈的商战中，公司职员把握市场，拓展客源，很快从一个小公司，变成资本充裕的正式西药商行，并形成了从上海到全国的商贸网络。
80年代初，我采访香港华润公司时，认识了公司老总张先成。他是卢绪章的部下，也是广大华行的职工。
张先成回忆周恩来当年的指示：“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社会地位。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卢绪章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甚至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而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
1947年4月，卢绪章成立中心制药厂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经刘晓同意报周恩来批准，请四大家族中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陈果夫担任董事长。1948年3月，中心制药厂开工时，陈果夫抱病参加，上海市长吴国祯等国民党要员蜂拥而至。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广大华行在旧上海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党积累了大量资金。
除陈果夫外，卢绪章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卢绪章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卢绪章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都愿意与他交朋友。其中施公猛为卢绪章搞到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和国民党特别党员证书。
利用这种强烈的保护色，他们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包括一些特殊物品如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特别是给党的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的经费。这些现金用麻袋装好，夜里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卢绪章认为，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陈果夫对广大华行的帮助最大。“陈果夫哪里会想到，他客观上是在帮助我们共产党”！
所以，卢绪章对我说：“陈立夫、陈果夫后来跑到美国去了，与蒋介石断了关系。我们还要做工作嘛！不能老骂他们魔鬼嘛！骂了魔鬼，工作还怎么做？这不符合我们党的统战政策！”
卢绪章的生意经——两条黄金律
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熟谙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生意越做越大，是地地道道的“红色资本家”。
在重庆和上海，卢绪章先后担任过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经营保险业务；担任过民孚企业公司总经理，经营国际贸易；他领导的广大华行投资过银行、钱庄、药行、信托公司等机构。在香港，他还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地产公司。可以说，卢绪章是建国前我党最熟悉市场经济的商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出任中国第一任进出口公司经理。从1956年9月起担任外贸部副部长，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贸干部。
从现在的眼光看，计划经济没有给卢绪章提供发挥商业才能的更大机会。这不仅是人际关系问题（尽管有），更是体制问题。
特别要说的是，卢绪章为人忠厚朴实，不善辞令，一口宁波腔普通话听起来未免吃力，沟通上有一定障碍。他当了整整40年的副部长，未能再次晋升。达到他那个阅历和经历的老干部，应当有似乎更高的位置。
在文革中，卢绪章可惨了。起码，“混进共产党内的国民党”那顶吓人的大帽子，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但是，周恩来了解他，邓小平也了解他。
文革后，1911年出生的卢绪章，已近70岁。但他仍出任国家旅游局首任局长。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他后来又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担任此职的还有江泽民、周建南等来自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1981年8月，他调回外贸部任常务副部长。
作为采访外贸口的记者，我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卢绪章的。
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计划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参加会议的，是各地外贸干部。
他在会上说，他多年来从事外贸事业，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做生意有两条黄金律：
一条是，供求关系最好维持在市场容量的90%。
他说：“市场是有一定容量的，供不应求，大家就拼命生产。超过了这个容量，供过于求，你的产品就卖不出好价钱。现在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都争着要扩大出口。但是，你们没有看到，现在已经供过于求了，超过市场容量了，价格上不去。出口多了，赚钱反而少了。那不是国家的损失嘛！”
另一条是，卖涨不卖跌。
他说：“把握商机很重要。搞出口贸易，要看市场的信息，产品刚刚开始涨的时候，就要卖出去，不要等涨到头。一旦涨到头，价格马上就跌。你们就吃亏了。进口贸易正好相反，要买跌不买涨。”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些如何做好生意的观点听起来很新鲜，所以留给我强烈的印象。我明白了，为什么广大华行发展那么快。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掌握市场规律、把握市场机会，是广大华行成功的重要因素。
卢老告诉我，解放以后，他把资产全部交给了党，连夫人毛梅影的工作问题都没有解决。广大华行公司资产清理后，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圆满结束了历史使命。在那个时候，2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这笔资产，是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比如当年在上海流行的肺结核，是极可怕的传染病。卢绪章派舒自清到美国，与著名施贵宝医药公司建立了代理关系。广大华行及时从美国进口的盘尼西林，成了极其稀缺的救命药品！
仅在1948——1949年初，广大华行提供给港澳工委、湖北和西南地区地下党组织的紧急用款就达115万美元和20万港元。上述200万美元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时移交给华润公司的。如果加上香港广大华行投资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民安保险公司等资产，远远不止此数。
顺便说一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党产建立过程。他指出：“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
杨尚昆强调说：“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杨尚昆透露：“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
但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除了香港的华润公司交给香港工委管理外，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门都脱钩了。现在来看，这是避免腐败的重要举措，至今仍有启迪。这是题外话。
开发宁波成就了卢绪章晚年的辉煌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共进午餐时，问及沿海开放城市的情况。邓小平提到不久前与世界船王包玉刚见面，谈到宁波对外开放时说：“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指派下，73岁高龄的卢绪章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来到宁波帮助工作。1985年11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聘请包玉刚和卢绪章为顾问。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专门设立协调机构，这是绝无仅有的。包玉刚说，宁波的事情，“我当顾问，我跑腿”。卢绪章也说，“我是给家乡宁波来跑腿的”。他们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心愿。
于是，两位宁波老乡为开发宁波穿梭奔波。他们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默契。卢绪章出面到北京各部委四处游说，他还多次向邓小平上书，提出要把港口的开发列为宁波开发的重中之重。在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和包玉刚、卢绪章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关系宁波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大批国家级重点工程落户宁波。
卢绪章经常讲：“有贝之才”可到宁波搞企业，“无贝之才”可传技术、讲学和管理。发动“宁波帮”这件事搞好了，效果不会比一个重点项目差。
1986年3月，由我主编的《环球航运家包玉刚》一书出版。1985年11月，我来到卢绪章办公室，请他写一个前言。
卢老非常高兴地同意我的要求：“这样吧，我把认识包玉刚的经过告诉你，你代我写。好不好？”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包玉刚的呢？”我问。
“我同包玉刚初次相识是在1942年，当时我担任广大华行总经理。”他接着说，“那时候，我出差来到衡阳探望一位朋友，正好遇见了衡阳工矿银行经理包玉刚和他的夫人黄秀英。黄秀英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亲姊妹。我和包先生的亲戚关系，是从这时候开始知道的。后来他到重庆任工矿银行副经理，我们之间就开始走动了。”他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华行总行迁往上海。我和当时任上海市银行经理的包玉刚先生交往更多啦。我们广大华行头寸轧不平时，经常得到他的支持。”
“后来呢？”我问。
卢老侃侃而谈：“1947年，国民党区域经济极度混乱，上海一般工商企业没法维持。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移到香港。我也于1948年4月迁往香港。包玉刚先生—家于1948年底到了香港。因为大家都很忙，我们只见过一两次面。当年圣诞节深夜，我同一批民主人士乘船回到大连，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此后，我同包玉刚先生中断了联系。”
“解放后您和包玉刚一直没有见面？”我继续问。
“不不。1957年冬季，包玉刚曾到内地短期停留，当时我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直到1963年，我访英回国途经香港，才见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包玉刚。”
那时，包玉刚的事业正处于兴旺时期，他本人已成为国际航运界巨头。他们一起重叙旧谊，并对国内外局势交换了看法。包玉刚对祖国建设成就是高兴的。卢绪章希望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做点贡献，他欣然表示同意。可惜的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还不可能产生像今天这样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所以包玉刚纵然有报国之愿也难以实现。
1979年，卢绪章担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时，包玉刚提出捐资兴建北京的兆龙饭店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图书馆。
卢绪章认为，包玉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钻劲大，有毅力。包玉刚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从银行业到贸易，从航运业到地产业，他都肯下功夫钻研，求得精通。他刻苦自学英文，几十年如一日，已能应付裕如。
二是信息灵，眼光远。他每天早晨同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通电话，详细了解市场动态，捕捉最新信息。早在80年代之初，他就看到航运业前景暗淡，便下决心将租期届满的船只出售，同时大刀阔斧地斥巨资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两大公司集团。
三是决心大，效率高。包玉刚办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从不拖拉，十分珍惜时间。一旦看准了目标，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付诸实施。
四是生活简朴要求严。他严于律己，个人生活严肃正派。他以孝敬老人著称，从不溺爱子女。他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不是游泳就是跳绳。强健的体魄使他得以胜任繁重的业务。
“他有许多优点啊。他的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落到实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美德的国际企业家。”这就是不善辞令的卢绪章对包玉刚所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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