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
[ 2005年第12期 “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 作者：宋 燕 凌 ]
1946年8月2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一条新闻：《主动帮助农民翻身翟士贤献出大部田产》。内容是：北方大学教员翟士贤同志，说服自己家庭，将自己部分田产、房屋、衣物献予村农会，请求分配给贫苦农民，以加速实行中共及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献财产包括田地二百余亩，房屋二百余间，及价值数百万元之衣物用具。翟同志家庭系武安县伯延镇有名三大地主之一，本人系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宣传科长，现任北方大学教员。对翟士贤的献田，武安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并号召干部首先响应这一行动。伯延镇的农民们交口赞美说：“他献出田地帮助咱们翻身，真不愧为共产党员。”
这条新闻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也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的采访部，一身二任）电传到延安新华总社，经总社审定发布全国的。
后来了解到，翟士贤参加工作后用的名字是翟墨新，翟士贤是本名，家乡人一直叫他翟士贤。他家所在的伯延镇，就在人民日报社当时的驻地武安县南小庄附近，相距不过二三里。
“五四指示”和“献田运动”
什么叫献田？为什么要献田？这得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民团结抵御日寇，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十年内战时期没收平分地主土地的做法，改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以后，各个解放区相继展开大规模的反奸清算运动，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地方无地缺地的贫苦农民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要求从斗争对象的手中取得土地。于是，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制定了“五四指示”，在支持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对地主富农和各色人等加以照顾的各项政策。
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让有些地主自愿献田，首先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带头，说服他们的家庭，主动地无偿地拿出土地来让农会分给无地缺地的雇农贫农。当时，其他解放区已经有开明地主献田的消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负责人安岗、李庄两位同志认为，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也应该树立一个这样的典型，配合“五四指示”的贯彻执行。报社驻地附近的伯延村就有一家有名的大地主，家里又有一位有多年革命历史的党员干部翟士贤，这件事情办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办成了发表出来影响也比较大。他们就同受总分社指导正在伯延采访“清算”运动的《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史洪商议，要他找中共武安县委书记王庭栋商量，能否用献田的方式解决翟家的土地问题。县委同意后，记者就找翟士贤谈。翟士贤的父母在开封经商，家里的事情由他说了算。他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完全同意。于是立即实行，旋即发了新闻。以后，中共太行区党委还发出了“学习翟士贤”的号召。新闻发表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各地的开明士绅纷纷献田，《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晋冀鲁豫中央局把这称为“翟士贤献田运动”。
献田突然成了罪过
情况很快发生了大变化。内战形势日益紧张，土改与战争的关系也更密切起来，成为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动员的重要手段。
秋天，为了备战，人民日报社向西转移，远离伯延镇，从此不再知道那里的情况。
1946年10月间，按照上级指示，报纸发表了一些“地主分子秘密串联，用献田的方式麻痹群众、逃避斗争”之类的消息，再也不提开明士绅献田之类的事情了。
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在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实行“填平补齐”。当时报社自己不写社论，偶尔发表社论，都是中央局送来作为重要指示发布的。这天发了一篇社论《开展翻身大检查实行填平补齐运动》，批评在土地改革中过分强调“照顾”了，提出：“要把社会秩序打乱，要乱一顿，否则就建不起革命的新秩序。”还提出要查地主的“假开明，假献田”。
从此，“填平补齐运动”一直“深入”。《人民日报》特别介绍了某地的经验，叫做“一股劲地继续深入”。于是，斗争深入到中农、工商业者，甚至许多部门的干部……社会秩序的确在“乱一顿”，而且越来越“乱”，到处一片恐怖气氛。
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深入土地改革，支援前线，成为解放区更加重要的任务。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为此，要保障农民有全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党。
为了彻底平分土地，充分发动雇农贫农支援前线，从10月4日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驻地冶陶召开土地会议，集中全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用了八十多天时间，揭发土地改革中的右倾错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整党运动。会上纷纷揭发“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火力严厉打击“严重的地主富农思想”。中央局宣布了一部分因在土地改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处分的人名单，其中包括一个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内的31人被开除党籍，142人受到留党察看等处分。一些党组织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反人民的小集团”，有3个市委领导机关被撤销，3个县委领导机关受指责，1个市公安局被撤销。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中央局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会讲话中提及：“翟士贤献田运动是改良主义的方向，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应给予严肃的批判。”这是从领导思想方面说的，否定的是把献田运动作为方向，并不是说翟士贤献田是欺骗群众。可是，就在冶陶土地会议开始那一天，《人民日报》上却发表了一封写给“编辑同志”的信，加了一个标题《翟士贤献田真相》，说《人民日报》在1946年8月2日发表的是“不真实的新闻”。信中特别强调县委书记王庭栋和区干部曾对翟进行斗争，“坚决给农民撑腰”。信上最后说明：所反映的情况是一位区干部“亲口谈的材料，且经县委书记王庭栋的同意”。从这就可以了解此信的来历。当时，献田运动已被否定，批判“阶级立场不稳”的风声越来越紧，曾经同意并且表扬过翟士贤献田的人力求撇清自己，也是人情之常。何况翟士贤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长期在部队和学校里工作，不懂得地方工作中的奥妙。他对一些过火的做法看不惯，认为地方干部“还没有训练好”，不注意中央规定的政策。他自以为对党忠诚，口无遮拦，到了基层随便发议论，甚至批评区村干部。这自然很容易引起地方干部的反感以至忌恨。特别对于地主阶级家庭出身而又在比较高的机关单位工作的人，更是如此。当时当地，翟士贤的言行被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破坏土地改革、阻碍群众运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运动在人民日报社也一天天深入地进行。1948年1月15日，报上发表了当初要记者采写翟士贤献田新闻的两位同志的“初步反省”，说自己的出发点是发一条“漂亮新闻”，以表现自己的工作成绩，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幻想某些地主能够‘自动开明’”，“想用‘和平解决’代替斗争清算”，“表扬了地主，打击了农民”。还说，新闻中“将自己的田产房屋献给勤劳的农民”的说法，是地主阶级观点。理由是：地主的财产全是剥削农民的血汗而来，说是把“自己的”田地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的斗争就成了不合理，这是侮辱农民。
北方大学负责人参加冶陶土地会议后回校，立即指示文教学院在干部小组会上揭发批判翟士贤（翟墨新，当时是文教学院教员）。在压力下，翟检讨了自己“阶级觉悟不高，与地主家庭没有划清界限”，但负责人仍然认为他“看不起小组中的任何人”，“不暴露真面目，不忠诚”。于是，决定把小组会扩大，发动更多人“帮助他学习”。扩大的小组会开了四天，他被认为“仍不老实”。于是，校方决定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教育”他。
194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新闻：《北方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清算翟士贤地主思想行为翟仍执迷不悟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到会师生共一千多人。这篇新闻中说：主持大会的人宣布：“翟墨新是北方大学党内最坏的一个典型坏党员、坏干部，因此开大会教育他的坏思想，同时也是大家的自我教育。”文教学院院长介绍了翟的“罪恶历史”和他在小组会上“不老实”的情况。主持大会的人叫翟向群众诚恳坦白，“但他并不坦白自己的罪恶，只两手向裤兜一插，摆来摆去，好像讲书一样，露着极端轻蔑的假笑，给自己戴了几个空帽子”。发言者指出他“一直不觉悟”，“一贯反领导，挑拨离间”，揭露他“破坏土改”，“威胁村干部”……大会开到晚上，点起汽灯继续开会。最后，校长讲话，说“翟墨新这个执迷不悟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混进中国共产党里来的”。说他“挑拨离间，感情拉拢，闹宗派，破坏团结”。还宣称“翟墨新是个恶霸地主”。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新闻的同时，还发表了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在大会上讲话的摘要，标题是《地主分子翟士贤》。从这位院长揭示的材料看，并没有一点事实说明翟墨新曾参与剥削农民。
北方大学宣布对翟墨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给从伯延叫来的民兵带回原籍由群众审查处理。此后，报社的同志们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当时报社行政部门一位老老实实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究竟是不是也很难说，那时候划阶级没有一定标准，不少中农被划成地主），被原籍村里的人揪了回去，很快就传来了他被打死的消息。由此联想到翟士贤，怕他很可能凶多吉少。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位不幸的同志的结局。上世纪90年代我们离休以后，武安一位青年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就请他代为打听翟墨新的下落。终于得知，翟墨新最后在浙江大学工作。于是我们赶快写信同他联系，提出我们很想了解他离开北方大学以后的经历，把历史真相记述下来。这也算是为当年的《人民日报》还一笔老账吧。2002年6月，得到他的儿子翟晓斌回信，说他父亲看到我们的信很高兴，愿意尽力合作；但是由于心脏病严重，已经住院一年，88岁了，记忆力大为减退，动手写东西已不可能，希望找个合适的时间到杭州面谈，并建议到浙大查看他的档案。
又过了将近三年，我们才得以到杭州去，在他的儿女们陪伴下到医院与他相见。老人家神色相当好，神情愉快，但说话已经十分艰难，大部分记忆已经丧失。只在事情经过的几个关键之处，我们提问，他简单地给予证实。更重要的是查看了他的档案材料，对他崎岖的人生之路有了大致的了解。一位正直豪爽的对国家社会有强烈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站立起来。
翟墨新的父亲当年在开封经商，他五岁到十一岁在开封读小学。1928年到河北保定进育德中学读书，1931年参加了革命组织“社联”、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共党员。12月因为“闹学潮”，也就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腐败要求廉政，被开除学籍。1932年春到北平进入志成中学读书，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不久又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1933年他在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继续秘密从事学生运动。他参与发动示威抗议，反对当局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对“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全国联合抗日。他们的活动遭到宪兵三团残酷镇压，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他遭到当局通缉，1934年逃亡到日本，失去组织关系。
在日本，他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同时参加了郭沫若主办的世界编译社，担任编辑工作。还参与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哲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毅然中止留学生活，聚集一些留日同学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了“河南留东归国救亡团”，在开封等地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遭到当局阻挠破坏，他旋即于当年11月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他利用自己家庭的有利条件，筹措经费、枪支、弹药、马匹，并且争取他的舅舅武伦佩（当地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民团团长）参加，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跋山涉水数百里，到山西襄垣找到八路军129师，要求派有打仗经验的同志接管他们这支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久，129师派吴富善（后来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到伯延与翟接洽，然后派来两位同志一起领导这支队伍。1938年3月，全队带上武器和马匹，加入陈赓领导的386旅，编为冀豫边游击大队，翟墨新任副大队长，在386旅先遣支队（支队政委是现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张南生）领导下继续与日寇周旋。这年秋天，他舅舅武伦佩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
为了比较系统地学习党在抗战时期的指导思想，并且解决党籍问题，翟士贤经组织安排，领着游击大队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是知识分子），1938年7月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不久被调进总政治部直属的对敌工作训练队当日语教员。1939年4月间，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他谈话，称赞了他以往多年的革命活动，说这些大部分已经得到有关同志的证明；但是在日本的情况还找不到人证明，因此原有党籍还不能恢复，暂时只能重新入党。等待得到证明以后，就可以恢复全部党龄。
就这样，他在1939年5月重新入党，10月，回到太行山抗日前方，先后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29师386旅政治部、太岳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从事对敌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执行任务。在前线，他多次冒着枪林弹雨，组织部队攻坚、突围、脱险。他还曾给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当过日语、英语翻译。他多次到前线对敌进行日语广播，瓦解和策反日军。从日军中争取过来的部分官兵组成“日本反战同盟会”，他参加了组织和培训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先在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政治部工作，不久，进入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1946年4月在中央局党校学习结业，组织上决定叫他回武安任副县长，后又要他当参议长。他到乡村参加选举的时候，伯延农会副主任等三个村干部告诉他：“西山一个地主被斗逃到咱村，当了街长，在反奸清算斗争中贪污了很多东西，瞒哄上级，欺压群众。”说的是村里的公安员牛德成。心地单纯的他不知道这是村干部之间闹派别纠纷，是排斥外来户，听了就信以为真，碰到这个公安员就冲动地说：“听说你贪污了许多东西，八路军决不允许这样的，你要小心点，我到县里去查一下你的来历！”这个公安员经他这样吓唬，就向区里提出辞职不干了。区委了解情况后，把做假报告诬陷人的三个人扣押起来，批评了翟士贤偏听偏信，做事鲁莽。翟向区委做了检讨。由此，他感到地方工作复杂，自己又是地主家庭出身，不适合在本地工作，就到中央局要求重新分配。于是被分配到北方大学筹建处，参加建立这所大学的筹备工作。
北方大学成立后，他一度担任教育科长、注册科长，后来只让他做文教学院一个班的班主任、教员。
1946年夏天，发生了献田这件事情。
他对于校方的工作有些意见，如对待老干部和新干部采取不同的态度，吸收师生中的外来知识分子入党有“关门主义”倾向，等等，曾多次在支部大会上对校方提出，也不免在同事中传播，得到不少人支持。校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翟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作派，被看作目无领导，“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到了1947年冬天，冶陶大会正式否定了“翟士贤献田运动”的方向，接着开展查阶级查思想的整党整风运动，风声鹤唳，厄运自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冤案一造成就很难纠正
翟墨新被押解到伯延以后，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李有常（后来任当地公社、乡党委书记）说：“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错误，上级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可能是有人诬陷你吧。”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早就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他父亲翟鸿文由于儿子组织抗日游击队曾被日军抓去坐牢。因此，村干部虽然把翟士贤关押起来，实际上还是保护他的，给他送的饭菜还是相当好的。
有一天，突然把他背绑着带到荒郊野外，要他与几个同样捆绑着的人蹲成一排，什么也没有宣布，背后枪声就响了。他想，这次必死无疑。但并不害怕，因为眼看“天下大乱”，人被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方式弄死已经随处可见，自己被一枪打死倒也痛快。他本来闭上了眼，枪声响后，别的几个人都倒下了，自己却还活着。奇怪间，背后有人冲他屁股踢了一脚，叫了声：“滚蛋吧！”村里人就把他又带回了关他的小屋。
1948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发现北方大学党委开除翟墨新党籍的处分不妥，叫他到军区政治部重新参加整党学习。整党结束的时候，他提出被开除党籍的问题怎么解决，军区政治部负责人说：没有发现你有什么重大问题，处分问题这里不能解决，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就可以解决。
1948年4月，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三次给北方大学负责人写信，商议对翟墨新的处分问题和给他分配工作的问题。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翟是个“很坏的党员”，不但思想有问题，而且“品质很坏”，全校批斗他的大会和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人民日报》早已经登出来了。处理没有什么错误，不能改。还说他压迫过原籍村里的群众，群众要算账，未得群众同意就分配工作是不合适的。
华北局纪检委调查了解，伯延农民群众与翟墨新的关系并不是这样。1949年春，华北局组织部分配他到华北军政大学当政治教员。大学党组织复议了翟墨新的问题，建议把北方大学党委给他的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华北局纪检委就此与当时已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的原北方大学负责人联系，这位负责人回信说：翟墨新的思想有毛病，而且发展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但开除他的党籍是处分过重了，我当时有左倾情绪，执行了冶陶会议以后有关同志商议的决定，没有提出异议。改为留党察看，我认为是公平的。
1950年初，翟墨新听说还要受留党察看处分，曾找薄一波同志面谈。一波同志对他说：“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不会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你不要傻瓜了，回去好好工作吧，没事。”他就回华北军政大学去工作了。后来，给他的处分改为“撤销职务”。过了些时，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撤职的处分也不能接受，要求组织上重新考虑。总支和校纪检委讨论研究，认为他“对有的事情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同意他的要求。
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他被调去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努力钻研业务，编写哲学、党史教材，为这所学院的早期建设尽其所能做了贡献。
1951年，他在南京又写信向华北局提出申诉。这时候，有人劝他不要再闹腾了，再三申诉会引起反感，不会有好结果。结果果然如此，不但未能取消撤销职务的处分，反而又给他恢复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理由主要还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刘伯承等主持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高等军事学院被冲垮了。翟墨新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来合并到浙江大学），先后在政治系、图书馆工作。
四十年后浑水终于澄清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翟墨新表示不能理解。“反右倾”的狂风吹遍全国，他更加困惑。他的直筒子脾气忍不住，又不分场合发了议论。1960年，浙江省委突然以他的“级别不够”为由，不让他听一些重要报告。他本来对于随着级别而来的物质待遇高低十分淡泊，可对于在政治待遇上受歧视就愤愤然了，连着给省委组织部写了四五次信，说明自己的级别被定得很低是被冤枉而受到不应有的处分的结果，要求调查改正。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1964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又写信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比较详细地列出了1947年冬天批斗他的时候指陈的他的“错误”，也就是给他严重处分的“理由”，除了“假献田”以外，还有：
一条是卖了家里的土地。他申述，那是1945年元旦的一件事，当时他在党校学习，党校就在他家乡附近，同学们认为到了他的家乡，非要他请客吃饭不可。他当时身无分文，只好告诉父亲委托的管家人，卖了些地，请大家吃了一顿饺子（解放区早已实行减租，愿意买地的人很少，地不值钱）。
一条是1946年他结婚的时候，在家里拿了三丈多布、两床被子、几件衣服。他承认，这是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
一条是怕家里的小丫头暴露家里藏匿的财产，把她带出来叫她上学。他申述，这是出于同情心，帮她上进。还给她起名叫武炎，意思是要她长大成人后回武安燃起革命的火焰。
一条是帮助亲人要政府开路条离开解放区，逃避斗争。其实，要妹妹去开封是为了叫父亲回武安；因为他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后，日寇抄了他家，父亲被关押二年多，对共产党有同情心。抗战胜利后，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张南生要他把父亲接回来，对老人表示一点安慰，还可利用老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做些工作。况且妹妹有儿子，也不会留在开封。
诸如此类六七条，实在都难以构成受严重处分的根据。1951年申诉后反而把处分由撤销职务又改为留党察看，列举的理由，除了说他有“地主情感”，还有就是“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他认为，这无非是指他在北方大学对校方负责人提意见的事。他说，意见都是在支部大会上提的，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支部多数同志都是同意的，这些都有档案可查。提意见的态度有时候不怎么好，应该检讨，可是也不应该成为处分的根据吧。
这次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动乱中，他无可避免地遭受了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他得知1939年在延安认识的胡耀邦同志正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又向中组部提出调查他的全部历史。他在1984年12月离休。此后又费了许多周折，到1987年，他在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才完全得到证明。薄一波同志写材料说明了1946年献田的事实真相，因献田而引起的一系列冤枉事也澄清了，所受不应有的处分也一笔勾销，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被一扫而光。四十年处于被歧视、被控制的状态，到这时总算有了一个了断。可是，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衰弱了，我们访问他的时候，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四年。但他仍然保持着胸怀坦荡、开朗直爽的性格，没有给人以丝毫忧郁的感觉。我们的心情则依然沉重，不是由于看到他的现状，而是由于更多了解了他一生的经历，觉得应该从中引起深入思考的事情太多了。
此文草就以后不久得知，翟墨新同志已于今年8月24日因沉疴不治与世长辞。坎坷一生，最后得以在医疗、治丧两事上“享受副省级待遇”，真不知道该欣幸还是该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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