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 2006年第1期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作者：王 泓 ]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很赞成，他说：“我们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实的亲历者，真实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框框。现在这样的著作面世的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
我是亲历者
我自己可说是大跃进的“亲历者”。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曾几次去河南、河北、天津、安徽、江苏做过调查研究，又是万名干部支援农业队伍中的一员，在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后改为区，下属八个小公社）担任过两三年的公社书记或区委书记。我们下去时，国家几个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作动员报告，都比较笼统地说，现在农村出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公社化、食堂化都成了危机。这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阵地，一定得保住，也要解决群众的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下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只有人祸这一条。我们下去原来是为大跃进擦屁股的：一是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二是恢复农村瘫痪的政权；三是恢复农业生产；四是处理各种“大办”的遗留问题；五是维护食堂化。食堂要办好没条件，要坚持就不能制止饿死人，要解散又不许。总之所有工作之难、责任之重、压力之大，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因此，我自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说我是个受害者呢？因为大跃进初期，我几次下去调查研究，结果都不好。例如到南京看大炼钢铁，见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将学生正在使用的原国民党中央大学等校留下的小钢丝床、院墙铁丝网都炼了钢，结果变成一堆堆烧结铁、废物。我写报告说，炼钢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不该有用变成无用。特别是很多学生还在打地铺，国家还得花钱给学生搞床睡，又是一笔浪费等等。于是这就成为我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对我的，看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戴定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反右倾”突然停止，对我也就不了了之。
又如一次去河南调研，随便了解某大学毕业生分配情况（那时周总理确定大学生毕业分配由三个部门管：计委管计划、教育部管调配、人事部管调整），谁知该大学竟自作主张停止分配工作，要大学毕业生都回家劳动，并说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搞得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大闹。怎么办呢？对此，我只说了两句话：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听到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你们要搞，工作要注意做细，不能出意外问题。可是我还没回来，告状信已经来了，说我下去指手划脚，给大跃进、新生事物泼冷水。这信多亏落到我的一个领导王汝之手中，他给压了下来，未做任何处理。不然也成了我反对大跃进的罪状。
再如我和老领导张北华（原为计委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宋平为局长。第一次成立国家经委时，计委一分为二，我和张一起到经委，他任干部计划局局长）去天津参观水稻的大卫星。到地里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是把二十多亩地中快成熟的稻子合并移栽到一起造成的（各地都出现这种办法）。由于挤得太紧，上边装了许多大灯泡照明，下边用鼓风机吹风。张是一个只说实话的人，他在地里就说：“这是胡闹，算什么卫星，非减产不行！”出了稻田刚上公路，就碰到几个拉车担扁担的人，带铺盖锅盆碗筷，他要停下来去问问是干什么的？他果然猜对了，是山东逃难出来的。他是山东人，当即表示：看来我们山东政策出问题了，农民故土难离，怎么这时还出来逃难？！他看到经委北门外也搞土炉炼钢，便摇摇头说：“怎么我们也这么搞，这能炼出钢来吗？！”他将他的看法，都对委领导作了汇报。结果，很快调往甘肃，听说他在甘肃又是老说实话，被反复折磨致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被调回计委。
回计委不久，又被暂调国务院科技队伍规划办公室。这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影响到国务院食堂。我在那里还占了点便宜：一是口粮定量时，给周总理也评了定量，由于他每月有许多顿饭是招待外宾的，把他的粮食定量的一半左右均给大家，给我也涨了一斤；二是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不知从哪儿搞到豆腐渣，每天早上由食堂免费、免粮票供给每人大半碗，很解决问题。大家都很感激这位好秘书长。但好景不长，突然调我回计委去农村支援农业，好像还是多人中挑一似的。不管怎样，是党员，就只能二话不说的下去。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就这，我还是性命难保：一次我在思诚村驻村，一天饿得昏了过去，起不了床了，村里请大夫给我诊治，大夫说有危险，但无药可治。她悄悄对村里人说，看样子吃什么东西也不行，他已难以吃下去了。最好弄点鱼汤给他喝，也许有希望。村里几个人商量，叫谁打破薄冰下水库摸鱼呢？人都饿得很虚弱，下水危险也很大，最后几个青年一起去摸了鱼回来救活了我。这件事使我很感动、很难过。吃，感到吃不下去，落了泪。不吃也感到对不住群众的情意，心里也很难受。群众多好呀，我终生难忘！
第二次是我又不行了，当地大夫说，那儿还有两支进口葡萄糖取来给注射。谁知这葡萄糖已变了质，注射进去后马上发烧到昏迷状态，一试温度计四十多度到了头。几个大夫都感到束手无策，叫地方准备后事。主治大夫是个女的，带着两个孩子，竟然把孩子扔在家里，两天两夜陪着我，坐在我身边痛哭不已。她以为我十之八九不行了，我死了，她也就活不成了。我偶然清醒一点，就赶紧叮嘱地方干部：我死与大夫毫无关系，她是好心，无论如何不能归罪于她。但我命长，终于活了过来。最后还是因我病危被送回北京。
根据以上情况，我深深感到现在到我说话的时候了，应该把过去想说不好说，不敢说的话说出来，给后世子孙留一宝贵的教训。
我的几点看法
对大跃进我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大跃进表面上似是经济的跃进运动，实质上也是一次政治运动，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很广，我的见解不一定准确，需要提出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领导。
一、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为时不短的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但人们在谈我国发展历史时则说“58年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似乎大跃进是58年一年的事，完全把三年困难，大量饿死人与大跃进割裂开来。当时说困难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的，既然主要是天灾，还能追究老天爷的责任吗？这样写历史，本身就淡化了大跃进，实际上那几年老天爷很帮忙，没有什么大灾，58年还特别风调雨顺，丰产不丰收能怪老天爷吗？三年困难、死人是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况且1959年大跃进仍然处在高潮期，许多“大办”并未停止，这一年也是死人很多的一年，60年许多“大办”才有所收敛。因此，把大跃进的下限划到三年困难时期，甚至1963年恢复期都是有道理的。
二、搞大跃进目的何在？我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跳跃式跨进共产主义。这从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直到普通农民都是很清楚的。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指出：“总想—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度占了上风。”毛在回答彭的批评时也说：对“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当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并强调：“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未来的事了。”不少人都到河北徐水县参观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规划。毛泽东视察后非常高兴，还在那里提出要大家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颂》中说“徐水是全国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县。”“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告诉人们徐水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半，只找到两个，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谈的。她俩的话大致相同，很精彩，很深刻，大意是说：“我们几个也不知怎么凑到一起的。开始谈现在食堂没粮吃，怎么办？谈着谈着就谈到我们农民祖祖辈辈受欺压，种地吃不饱饭；祖祖辈辈盼来个大救星，救我们能安居乐业，吃饱穿暖；现在大救星来了，大救星就是毛主席，所以我们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现在毛主席要咱们大跃进，公社化，实现共产主义，这还能有错，我们不懂的是为什么搞共产主义就要大糊弄、刮共产风。现在吃不饱饭，是小和尚把毛主席的经念歪了。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的话，他不会让我们都饿死，人都没了，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能干的庄稼活还要干。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饿死也心甘情愿。更要管住孩子，不能因饿而去偷摸，干坏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说明老百姓多么盼望共产主义的到来。大跃进适应了老百姓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幻想，所以也就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看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念念不忘我们的终极目标和理想，也会起到动员鼓励作用。问题是那时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左”倾幻想共产主义，而且是混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幻想一步登天。这种错误列宁干过，但不能与我们相比，列宁初试即止，我们不同，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悲壮实践”，因为我们不是小打小闹的试验，而是全国全面的实践，是来真格的。而且知错不改，即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反彭德怀、反右倾，延长了错误的时间。
三、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没有错，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左、右路线斗争史。毛泽东一再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但这样讲多了，使人觉得有点公式化、概念化、不实际，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为此，我和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都广泛交谈过，他们一般的认为：路线斗争左呀右呀的，那是上边领导的事，我们不懂。我们农民讲实际，什么事错了，为什么错了，讲清楚我们喜欢听。不要上面路线斗争，使我们老百姓糊里糊涂白吃苦。因此，有人甚至讽刺地说什么“今反左明反右，越反百姓越糊涂；今反右明反左，百姓遭殃无处躲。”
那么怎样表达这一错误为好呢？我看还是再学学周恩来59年庐山会议前6月11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批评为好。他说：“1958年的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本来就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结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这几句话对这一错误作了高度的概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形象地表明主客观都无限度。这里不由人想起当初的荒唐事来：《人民日报》登出一个女孩（看来已有七八岁）坐在稻穗上的照片；我在基层还看到一幅招贴画稻穗上不是小孩，而是大人在跨步前进，标题则是：《俺的稻子不算好，社员可在稻穗上跑》。
四、所谓“抓纲治国”、“政治统帅经济”、“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抓革命促生产”等等这一套方针，在“大跃进”中贯彻得淋漓尽致，破坏性之大，尽人皆知。大跃进中的一切活动，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意义，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冲击了一切。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也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反对大跃进、消极对待大跃进，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河南抓了“小潘复生”又抓“小彭德怀”，搞得不亦乐乎。群众吃不饱饭挖点野菜、搞点树叶等，说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扒了树皮被说成是扒社会主义的皮等等，不一而足，都要批斗。河南的批斗会叫“光荡会”，就是批斗者围一圈，把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有的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搞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尖锐到了极点。据说，这样翻来斗去，都是为了纯洁生产关系。这也是为了要执行最高指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农民不搞农业生产了，被逼得以死相抗，还不是生产力的暴动吗？！“生产关系过度革命，生产力暴动”，这可能就是结论。
五、有人说：“大跃进”不考虑人民死活、不顾及生产发展。我认为这话要加以分析，不能说出发点就没考虑这些。想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也好，超英赶美也好，物质极大丰富也好，都是从发展生产出发而提出的。问题是大家的思想都跟不上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为此还作检讨说：“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生产跃进的发展”，“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国家计委对1958年钢生产搞两本账，一本是必保指标，一本是争取指标，都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甚至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
至于死人问题，更是难以预料的事，是大跃进错误造成的恶果。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有的说两千万，有的说三千万，也有的说数千万。其原因：一是非正常死亡，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并非全部属饿死，情况比较复杂；二是上报死人特别是饿死人情况，从上到下都感到不光彩。在基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情况十分严重。他要高产量，我尽可能弄虚作假往高处报。要报人口死亡数，你不愿听我可不报或少报。因此，吴芝圃（我下去时他还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倒说了真话，指示下边：“人口死亡不要调查，查也查不清，越查越多。”三是像我所在的公社那样，后期政权已基本瘫痪，生产队以上干部大都抓起来关押在县里，谁来做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此，我意今后谈大跃进死人问题，取其中数说个大概就行了。
一个公社是怎样“人亡政息”的
我下放担任书记的公社，是河南省叶县旧县公社。河南是全国大跃进的先进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第一个粮食高产卫星也出自他们；毛泽东在河南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唯一的大炼钢铁先进县是河南禹县，等等。
出了叶县县城沿许（许昌）南（南阳）公路下行，不远就见到在我们公社与邻近公社接界处新建了个大公园（这里原是一片大好的麦地）。公园纵横修了几条大道。中间建了凉亭。公园名叫“麦海公园”，这无疑是文人给起的。具有麦浪翻风的诗意。再往前到公社所在地附近，一长排新房很耀眼，据说这是公社的工业区，到了公社（即区委）则见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大礼堂。只这三大件，就使人震惊不已。我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他说：“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社办工业方面，在工业区建了几个工厂，在平顶山搞了个小煤窑。工业区的几个所谓厂子，除化肥厂没有搞成外，已建成的两个厂子简直使人哭笑不得，不可思议。一个是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都集中到这里，办了个飞机厂，没有钢就搜集农民的农具（大炼钢铁时已经收集了不少），据说还真打出一架飞机，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我下去后，不少铁匠还没遣散回家，住在那里白吃饭。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方向，谁也不敢轻易解散它。另一个工厂是专给牛做牙刷的。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这个厂子我下去时已经解散了。厂房里还堆了许多已做成的牛牙刷，完全是一堆废物。直到我离开旧县时，还没个处理办法。我只得向接替我工作的同志交待说：“大跃进”中的遗留问题，大部分已经处理，没来得及处理的，我提个意见供你们参考。唯有牛牙刷，我不知该怎么办？留给你们研究吧！除此之外，煤窑还有一百人左右，住在山上，多吃多占社员的口粮，这些人不撤回社员意见很大。但派谁去处理也处理不了。首先上山的农工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回家吃不饱饭，还被折腾。你提出解散，他们给你上纲上线，说什么解散煤窑就是解散社会主义。没法，我去了一趟平顶山，也下窑看了看，事实上他们早已停工，也没条件生产。那个斜井是个小斜洞，一根支撑坑木也没有，爬进爬出背那么一点煤，还很危险。我向他们做通思想工作后，让他们马上解散回家，他们向我提出：几年了，这里什么家产也没有，只有一条大猪怎么办？这头猪大得像头牛。我说，这是你们养的，你们有权杀了它，除了吃一顿外，家里两年多没吃过肉了，还可带点回去。他们听了简直感激得热泪盈眶。
农业生产，1958年起就处于半停顿状态。丰产不能丰收，好多庄稼都糟蹋在地里。红薯则套犁耕一下，露出地面的大个，捡一个就完了。第二年一年猪总在地里拱，才没饿死。男劳力基本上都调到大炼钢铁、大搞水利等工地去了。剩下的妇女社员很快也患了浮肿病，还加上子宫下垂，基本上不能下地干活了。对此，我问过一些人，我说我也有浮肿病，不能说一点活也不能干了吧？我这句话说得不好，把我们的妇女主任逼急了，她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不信你来看我的。说着就脱裤子。我只好赶紧阻止说：“别！别！我信！我信！”那时，种地只是为对付上级检查，只干路边、地头的农活，地中间的草比庄稼高。施肥套辆马车装上有机肥，检查团到了村东头马车飞跑赶到东头，检查团到西头，这车粪又拉到西头，永不卸车。他们把这称作“生产第一线”。
大搞水利，我们一个公社要同时在淮河上游的一个支流上修两个水库。两个可能都算中型水库。一个大点的是在上游建的一个跨公社水库，我们是主要受益公社，派的民工数量最多，我到叶县后，民工还撤不回来。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不小的大坝，只是堆了大量黄土而已，连个溢洪道都没有，白耗了大量民力。不久上面决定这个大坝要扒掉。还未完全建成，又要开始扒坝，民工还是不能撤退，只好当个大包袱背起来。另一个社内的水库，我原打算请专家来看看，争取保留下来，后来听说我走后也扒掉了。这两个水库劳民伤财，损失之大，难以估计。
人民公社既然是攀登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就要贯彻“一大二公”的方针，共产风也应运而生。农民特别不理解、特别恼恨的就是这个共产风。他们认为共产风刮得他们农民不能种庄稼，什么都一平二调三共产。土改刚得到的土地又收归公有，连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归了公；现在什么生产资料都“归大堆”，牲口也要归公，种啥不能由己，打的粮食也都拿走。拆掉了我们的灶，砸破了我们的锅，非要人们吃食堂不可。一会儿要人“放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一会儿食堂断了炊，叫我们怎么活？！农民把主要罪过都归咎于共产风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三共产”搞得他们一无所有了。我看过许多农民的家，屋内空空如也，一般只有这样几样东西：一个所谓床是几根木棍或小树杆搭起来的，没床板只架上一层高粱秆；在地上挖个小坑，用三块砖头架起一个小锅为灶，旁边铺几块砖头放个瓦罐（装水用）和碗筷；农具也只剩下铁镐和铁锨。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两样农具没被收去炼钢或造飞机？他们说：“修水库总不能叫人用手挖吧？而且我们还要用来埋人哩！家里的门、缸都用作棺材了（两个缸对在一起装尸体下葬）。他们还开玩笑说我们这儿新鲜事可多了：我们已经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了’，因为无门可闭，无遗可拾。我们用缸埋人，千百年后发掘出来，还真够文物专家研究一阵子的。农民还说：缸，我们过去都用来装粮食，现在倒好，家无颗粒粮食，今后有了粮食都会被老鼠抢去。这里只有老鼠生命力最强。但也很反常，白天照常出来活动，说明洞里藏的粮食也空了。我在区里住的小屋（兼办公）也是这样，当时干部告诉我：它不光乱跑，有时还咬人的脚腿。得防着它，见了就打。于是帮我拣一些砖块放在办公桌头，我还真打死过两三个。为了体现“一大二公”，一度要把公社范围内的两个街镇铺面与邻居的间隔全部打通，进了一家的门，就可在里边通行全街。据说这是为了打破“自立门户”的界限。只是由于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没有完全执行就停止了。
食堂化是饿死人的最大祸根。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是绝对动不得的，而且一村一食堂还嫌小，要两村三村合办，群众说，吃不饱饭还要跑几里路，来回一走，吃的那点东西都白吃了。我到旧县时，群众口粮已经完全由国家供应，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八钱粮食，搞好了可以制止饿死人问题。但放在食堂吃大锅饭，群众每人每顿能吃到一两就不错了。在外边搞工矿、修水库的民工要多吃，队里一部分人要多占。难怪群众有顺口溜说：“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脸红脖子粗，不是会计就是伙夫”。那时办食堂根本没有条件，不仅粮食不够，烧的也没有，“瓜菜代”也无法解决。我认识到不解散食堂，让群众分散渡荒，死人就制止不了。有一次我到马庵大队，晚上住在那儿，食堂没煤了。第二天可能要断炊，半夜派人套牛车到平顶山拉煤，第二天中午车早该回来了，但怎么也等不到。我站在村头张望了很久才远远望见有车过来，我高兴极了，谁知到了跟前，才见车上无煤，只有一头死牛。原来牛也没吃的，快到矿上一头牛就死了。河南农用工具很落后，那时的车还是二牛抬杠，一头死了，一牛拉车，不平衡，走得慢，耽误了时间。怎么办呢？这时候，群众一顿饭，特别中午饭一点不吃就可能死人的。那天准备吃的午饭是红薯蔓（秆）拌面粉，这种饭很费火，太硬了咽不下去。红薯蔓本来是当柴烧的，现在成了这个队的主要代食品，绝不敢再烧它。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今天把食堂散了，面粉分给大家，谁要红薯蔓也给一些。这个村我比较熟悉，刚下去第一次驻队就在这个村。因此我提出解散食堂后，干群同声劝阻。干部说：“你不要党籍了？”“你不怕坐牢？”群众说：“我们宁可饿着不吃饭，回家睡觉去，你也别冒险。”结果，也把我逼急了，我说“请会计拿纸笔来，我给你们写个字据，说明这是我坚持要干的，你们没任何责任，好不好？”这才得到解决。饭后，群众纷纷来看我，问我吃了没有，并说：“两年了我们没这样好好吃一顿饭了。”食堂解散后，一天全集镇的支部书记给我打电话，说他那里发现一个寡居老太太用鸡粪摊饼子吃。我马上赶去看她。见面后，才知情况更为严重，那时鸡已很少，她怎么能攒到这么多鸡粪呢（小柜还有半柜）？看来她早作了长期打算，而且说食堂化时，她吃不饱就拿它来贴补，有时感到食堂没啥吃也吃不饱，就不去食堂了。对此，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哭了，老太太哭了，赔我去的人也哭了。此事使我终生难忘。
能否吃上饭是一个涉及到生死存亡的天大的事。这个问题越大，人民内部矛盾也越大，阶级斗争这个纲也才更能排上用场，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小潘复生”、“小彭德怀”则是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你反对“一平二调三共产”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你没吃的，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扒社会主义的皮，就要给“光荡”致死；你要晚上出去搞点代食品或出去逃荒，民兵发现了，可以随便开枪，打死不偿命。我问过农民群众，“你们这儿过去不是有逃荒习惯吗？这次这么大的灾荒为啥不逃呢？”有人说，“王书记你不知道？现在不是国民党时，那时他管不到村里，现在共产党村村有支部，党员插花到农户中，我们想跑也跑不了，况且晚上还有民兵看守呢？怎么逃得了？！”
这话简直是在骂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问这样的问题了。农民还特别说，逃荒不让逃，没饭吃还不让瘦，说面黄肌瘦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检查团来了就得把你集中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让见人。有的事后忘了开门，两三天就全饿死了。反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急剧恶化起来，社员以死抗争，干部束手无策，放弃不管了。而揭了盖子以后，又把罪过全归到基层干部身上，一般都抓起来，押在县里。政权也就瘫痪了。
这时公社至少还有三人坚持办公，一是必须留一个书记或社长，对付上级检查团，一是管计统的行家，一是管总结报告的秀才。他们可以把粮食报表计算到斤、两，假造得极其细致逼真；工作还没做，就可写出工作总结，说得天花乱坠，而且早准备好一套群众的顺口溜，生动感人。我打算首先换掉这两位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天才。恰好我们计委有位与我一起下去的王景五同志，他是我们综合局一位搞统计报表的专家，便让他顶替那位搞计统工作的天才。结果，不几天就出了麻烦，上边要报农民家果树情况，要求分村、分户还要按树种，今年各产多少，自食多少，出卖多少等等，限三天内上报，这样的报表根本无法完成，急得我们这位专家哭了起来。我问明了情况，便给县里打电话说：你们是要真情况，还是乱估些数？真的搞不了，假的你们自己去估。不过要估，我可以说点情况供参考：一是果树只有少数农家院里有一两棵小树；二是结果很少；三是都自己吃了，个别给亲戚送一点；四是没有出卖的，农贸市场全取消了，要卖也无处卖。于是这个报表才不了了之。
到了村里往往一个干部也找不到，只能找会计，因为没有会计食堂就散伙了。你要开展工作，就得恢复政社合一的政权，首先分期分批地把干部解放出来。但恢复起来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在向县里领人时，要先看材料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开条子派人去领人。回来后，要向群众见面，由干部作检讨赔礼道歉，群众点头才算完事。但两方面都诉苦，互相顶牛。干部说：我打人是上面逼的，要两三天内把群众家的锅头都刷成白色，人都不行了，回家躺在床就像个死人，我去催一次、两次都说他马上起来就刷，第三、第四次去还没刷，自己就急了，打了人。上边和群众都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吵架、打人，我也很冤，没有什么可赔礼道歉的，我根本不想再干了。有一个中年妇女坚持光道歉还不行，他把我的头发拔掉了一块（连带头皮），我非得拔下他一撮头发。这当然也不能同意，但工作却做不通，最后，请她的亲属来，连劝带拉，把她拉回家，才算勉强下了台。看来，他（她）们都有苦，向谁诉？只有向“大跃进”诉，我自己只能和稀泥罢了。
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这个情况过去我一直没敢写到报告中，也不敢对人说。最后，我用恩格斯的话来结尾，那就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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