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青年抗日中的“一二·三○事件”
[ 2006年第2期 东北青年抗日中的“一二·三○事件” 作者：董锐平 ]
“一二·三○”事件发生于1941年，是伪满政府对东北青年反满抗日组织的破坏事件。关于该抗日组织的政治背景，曾经引发一番争论，不明历史真相之人可能会将该事件与同时期发生的“贞星事件”相混淆，并将该青年组织误认为是国民党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国民党人士口述的材料中也有此误解。近几年来，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对“一二·三○”事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同时还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著书立说以缅怀过去。其中以郑新衡先生所著的《一二·三零事件始末——东北青年反满抗日地下斗争史事纪》最能够反映东北青年地下抗日活动以及“一二·三○”事件的全貌。该著作将这个历史事件发展的整体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详细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爱国青年秘密组织的抗日活动，并拨开历史的迷雾，说明因“一二·三○”事件而被日本人破获的抗日组织，并非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而是由东北青年特别是爱国学生自发组建而成的。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东北地区一直就是日本侵略者垂涎的对象。日本人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并将该地区变成其吞并全中国的以战养战的基地。敌人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对东北人民的奴役，激发了爱国人士的救国思想与抗日激情，在东北地区相继出现了许多地下抗日组织，其中就包括因为“一二·三○”事件而被日本人破坏的左翼青年组织。
这个地下抗日组织没有明确的名称，在日伪档案被称呼为“左翼读书会”、“东北大众革命党”、“铁血同盟”、“全满读书会”等等。这个组织的成员不是普通的东北青年人，而是由伪满政府培养出来的，伪满的财务职员训练所的学员为其主要成员。该训练所原名“经济部财务官吏养成所”，1937年成立时隶属于伪满政府经济部，一年后改名为“经济部财务职员训练所”，实为财经学校。这个训练所属于“官费”学校，不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还为学生们提供优厚的待遇，每人每月发放二十元津贴。由于训练所的待遇优厚，许多出身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子汇聚于此。也正是由于学校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学生们有充裕的资金购买进步书籍，并通过读书交友等活动逐渐形成了抗日救国思想。
在训练所，学生们以读书会为主要形式开展思想交流活动，并逐渐扩大读书会的规模，准备成立组织严密而且目标明确的地下抗日团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秘密抗日组织的筹备工作，是在财职训练所二期毕业生陈树满的召集和主持下进行的。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人们活着、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学生们成立抗日组织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日寇铁蹄下的中华民族，而是为了谋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因此，抗日组织的纲领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关于组织的名称，大家出于不同的理由确定了以下五个：“东北青年复国会”、“东北青年救国会”、“东北青年铁血同盟”、“东北青年解放先锋社”、“东北大众革命党”。尽管对各个名称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家都认为青年人是东北的希望，因此几乎所有的名称都冠以“东北青年”四个字。在1940年的端午节这一天，这个以财职训练所学员为中心的抗日组织的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李逢春、刘庆武、陈树满、王国贤、李金山、刘长青、唐允武等十五人参加了会议。在与会的十五人中，有多人在“一二·三○”事件中被捕。
抗日组织成立后，成员们致力于秘密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并继续通过读书交友的形式开展爱国思想的传播活动。同时，组织者吸收更多的成员，壮大抗日队伍，并在东北的各个地区相继建立、发展了分组织。此外，该组织还积极地寻找内地的抗日组织。
1941年6月，作为该抗日组织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国贤被伪首都警察厅逮捕。这件事是“一二·三○”事件的导火索。在逮捕王国贤过程中，日本人发现了该组织的一些线索。此后不久，该组织的相关成员如李逢春等重要人士相继成为敌人的搜查、缉捕对象。为了进一步破坏东北地区的地下抗日组织，敌人还暗中派遣特务混入其中，这些特务后来成为日本人破坏该组织的帮凶。
同年7月，该抗日组织在长春的负责人之一刘荣久在马成龙的介绍下结识了朱广军（朝英）。朱自称是共产党黑龙江支部的军事负责人，骗取了刘荣久等人的信任。朱广军假装同意帮助刘荣久逃到华北，并要求刘在走之前能够在新京组织一个新的抗日团体。为此，刘荣久、马成龙等人决定建立长春地区的抗日组织——东北大众革命党，并吸收了张文芳、刘清臣等青年学生为成员。9月7日，刘荣久等人就组建抗日团体事宜召开了筹备会议，军官学校、新京工业学校、法政大学、新京医科大学的一些学生参加了会议。东北大众革命党是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其名称、宗旨、纲领上有所体现。例如，“东北大众革命党”是在原组织筹备大会上被提出的；“解放东北大众，建立理想社会”的宗旨也是由原组织制定但尚未实施的。由此可见，刘荣久筹建的团体是对原有组织的恢复与改进。但是，这个团体最终未能成立。在一周以后的会议上，准成员张文芳突然以组织抗日团体具有危险性为由，提议中止该项活动，并获得大家的支持。同时，刘荣久不再向朱广军提供有关抗日组织的情况。抗日团体的筹备活动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张文芳等人对朱的共产党人身份有所怀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不了解，因此，不但取消了筹备活动，就连有关抗日组织的情况也对他进行封锁，只有刘荣久、马成龙仍然与之保持个人联系。
在朱广军潜入长春地区抗日组织的同时，在齐齐哈尔，有五位参加了北满执委部的组织成员因“田白事件”而被敌人逮捕。
1941年9月20日，田中、白丸部队在兴安省莫力达瓦旗西线急袭了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的郭铁坚等十八人。日军在战死的郭铁坚身上搜到了密码文件。齐齐哈尔宪兵队以此为线索对抗联地下组织——北满执委部进行调查。该事件被称为“田白事件”。“田白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唐允武、张德邻、李德先、刘长青、胡振武等五名成员被捕。这五名成员是抗日组织的骨干，其中刘长青是哈尔滨地区的负责人。以刘长青为代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是在1941年的8月间与“执委会”取得联系的，并且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及准大学生组成了“执委会”下属的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小组。
刘长青等人的被捕震动了刘荣久，刘决定离开东北去关内发展。为了防止刘荣久逃脱，内侦朱广军伪造中共指令，称自己将要返回黑龙江军事基地，要为军队招募志愿者。被蒙骗的刘荣久决定前往所谓的军事基地，以便为组织创造更多的抗日条件。
此时，单凭朱广军一个人已经无法从刘荣久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敌人决定向抗日组织中增派内侦。在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的田端、大原事务官的指挥下，伪首都和哈尔滨警察厅向组织内部派遣了一名中共叛徒，进一步开展内侦工作。这名特务化名王福，伪装成中共中央东北特派员。12月14日，王福与刘荣久、马成龙见面，向大家介绍了关内的抗日情况，并演唱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歌。王福的“表演”完全迷惑了抗日青年，大家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但刘荣久等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警惕性，他们对王福索要组织成员名单的要求予以拒绝，使敌人妄图消灭抗日组织的企图再次落空。
由于内侦王福未能顺利地从刘荣久等人那里骗取抗日组织的成员名单，敌人决定假借召开会议之名将该组织成员一举捕获。16日，王福以研究东北抗日活动为借口，要求刘荣久召集其他地区的组织代表，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为了使成员对王福等特务的信任，敌人在继王福之后又派出一名内侦——刘玉廷（或名刘玉章），此人伪装成王福的上级，即中共中央代表。12月19日，组织派遣马成龙为代表前往哈尔滨与这位所谓的党中央代表会面。21日，刘荣久、杨文革在朱广军、王福的陪同下会见了刘玉廷，这个内侦谎称要带刘、杨二人到中国即内地去。刘、杨二人向此”中共中央代表”询问了许多问题，刘玉廷利用自己对抗日形势的了解作了一一回答，骗取了他们的信任。
1941年12月30日，是该抗日组织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的日子。在此之前，刘荣久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将东北各地秘密抗日组织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此召集辽西、吉林、齐齐哈尔、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区的代表前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当天，吉林地区负责人陈作师、辽西地区负责人齐九皋等人未能参加。30日上午9点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共有五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另有一位与会者就是内侦王福。会上，“中共中央代表”刘玉廷作报告，王福作记录。中午时分，王福称到街上购买食物，半小时之后归来。正当众人准备用餐之时，七八名特务闯入，将与会者全部逮捕，其中包括刘玉廷。当时，与会代表还不知晓刘玉廷的真实身份，为他感到惋惜与抱歉。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后，敌人对东北各个地区进行了大肆搜捕，将与该抗日组织有关的成员一一逮捕，只有陈作师、张秀媛等少数人得以幸免。此次日本人对东北地下抗日组织成员的逮捕活动被称为“一二·三○”事件。
“一二·三○”事件是以1941年6月组织重要成员王国贤的被捕为起点的。敌人以此为线索展开调查，将目标锁定该组织在长春的两个负责人——李逢春、刘荣久，并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逮捕李逢春，派遣内侦潜伏在李荣久的身边，以便获得更多的情报。敌人在迷惑刘荣久等人的同时，还以9月20日发生的“田白事件”为突破口，逮捕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刘长青等五名组织成员。最后，在刘荣久的身边，由伪满警察厅主持，以朱广军、王福、刘玉廷三名特务作内应，这个以爱国青年为主要成员的东北地下抗日组织在1941年12月30日被敌人破坏。
在“一二·三零三○织破坏的事件。这个被称作“左翼读书会”的组织与国民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名称上可以证明。1940年，该组织筹备期间，筹备者提交的《章程草案》中征集了大家关于组织名称的意见，并最终确定了五个名称：“东北青年复国会”，因为东北虽然已经沦陷，但是全中国并没有灭亡，以此叫“复国”；“东北青年救国会”，表明东北地区的反满抗日活动是挽救中国的组成部分；“东北青年铁血同盟”，主张人们要以“铁血同盟”的精神反抗日本侵略者；“东北青年解放先锋社”，认为组织建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抗日反满，更要致力于全民族的解放运动，使广大的中国人不再遭受剥削与压迫，而青年人应该充当人民解放运动的先锋；“东北大众革命党”，提出只有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压迫。无论是组织的名称，还是确定名称的各个理由，都没有反映出该组织的筹办者有创建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意图。既没有在名称中提及“国民党”的字样，也没有在确定理由中表明该组织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其次，该组织制定的宗旨与纲领没有仅仅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筹办者将组织的宗旨确立为“争取人们活着、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而没有简单的定位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或“收复中国失地”等口号上。筹办者认为，只是赶走日本侵略者并不能使全体中国人都能过幸福生活，中国人不但要摆脱日寇的奴役，同时也要摆脱国内统治阶级的奴役，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组织的纲领中这样写道：“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筹办者并没有将全体日本人民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他们认识到日本人民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与资本家，以此组建抗日团体的最终目的是谋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其中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宗旨与纲领的内容中，体现了筹办者的一些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也不是国民党人士所能具备的。
第三，该组织的发起人及主要成员都是由“财职训练所”培养的青年学生，而不是国民党人士。在这个抗日组织成员当中，李逢春、刘庆武是一期学员，陈树满、陈作师、董春荣、齐九皋、徐连汉、王宪国等人是二期学员，陈树满、李金山等人为三期学员。在训练所，学生们学习日语，接受军事管理体制，日本教官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管理十分严格。伪满政府开办官费的“财职训练所”是为了培养伪政权的顺民与奴仆，但是却事与愿违，学校军国主义的高压管理，反而促使青年学生走上抗日道路。这些学员利用训练所提供的条件为自己铺设革命道路，从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掘墓人。该组织的成员除了训练所学生之外，还吸收了东北其它地区的爱国青年人，并特别注意在学生中间发展新成员。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后的六七个月间，得到迅猛发展，人数增加了七倍之多。其中除了“财职”四期学员之外，还包括新京医科大学组、新京工业大学组、哈尔滨工业大学组等。至于其他地方组织更是数量繁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青年人，由大学生、社会职员、教师、伪军官、工人、家庭妇女等各类人群组成，成份十分复杂。目前尚没有资料显示在这些成员当中有国民党人士，即使有，也改变不了组织的性质，即不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
第四，在财职训练所学习期间，学生们利用学校提供的津贴购买进步书籍，主要是近代左翼人士撰写或翻译的作品。其中既有中国作家的著作，也有外国作品。在中国的作家当中，鲁迅先生的《坟》、《呐喊》、《彷徨》等，茅盾先生的《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老舍先生的《赵子曰》、《老张哲学》、《骆驼祥子》等书受到学生的欢迎。苏联、法国等国家的作品也在学生之间争相传阅。此外，学生们还特别关注社会科学著作，例如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陈志远的《哲学基本问题讲话》、《新经济学大纲》；钱亦石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书。这些书籍揭露社会黑暗、宣传革命思想，成为爱国青年学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宣传救国思想的有力武器。进步书籍加深了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以及帝国主义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思想跳出了简单的民族主义的局限，逐渐向社会革命的领域飞跃。这种质的飞跃是只有作为无产者的青年学生才能够实现的。
第五，虽然该组织的成员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关内的抗日组织，但是从来没有与国民党建立真正的联系，更没有得到过国民党的具体帮助。这个由东北青年组成的地下抗日组织成立伊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谋求与关内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与一些“祖国派来的人”进行过交往，例如石墨堂、魏忠诚。1940年端午节组织的成立大会上，董春荣曾经提到过石墨堂。同年夏天，石墨堂两次去哈尔滨，与当地的负责人董春荣、刘长青交谈。董、刘二人认为此人思想保守，并且挥霍浪费，是不可能革命的，因此不再与其接触。8月，陈树满向长春地区成员汇报关于魏忠诚的情况。此人自称是“祖国政府派到东北来的”。组织决定派李金山、王国贤、高德生和陈树满四人赴沈阳会见魏忠诚。经过一番详谈之后，陈树满等人认为这位“祖国派来的人”什么办法也没有，也许是冒牌货，不用对他抱有希望。与该组织进行接触的石墨堂与魏忠诚二人的确是国民党人士。据日伪档案中介绍，石墨堂是在“九·一八”前参加的国民党，曾历任奉天党部委员、伪锦州省政府教育股长、东北协会在东北的负责人，以及东北调查室主任等职务。至于魏忠诚，其真名罗庆春，又名罗大愚，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罗庆春与东北留学生张宝慈等人成立“抗战联合”，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春，罗庆春成为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返满，组织反满抗日团体——东北抗战机构。该机构虽然鼓励和引导东北青年的抗日活动，但是却相当排斥左倾思想。在石墨堂、魏忠诚之后，未曾有相关的资料显示该组织与其他国民党人士取得过联系。在向国民党寻求援助而未果之后，刘荣久等人相继与所谓的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即朱广军、王福、刘玉廷三人。虽然这三个人是敌人打入组织的内侦，并直接促成“一二·三○”事件的发生，却表明这个东北抗日组织并不是一个隶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团体，否则是不会被朱广军等人所欺骗的，也就不会出现“一二·三○”事件了。
这个被敌人在日伪档案中称为“左翼读书会”或“全满读书会”的秘密抗日组织，既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下属组织，而是由东北爱国青年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的解放，自发建立起来的。该组织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背景，但是，它对东北抗日运动乃至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无法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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