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访李四光故居
[ 2006年第2期 叩访李四光故居 作者：刘仰东 ]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1971），是在紫竹院北面一处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2005年深秋的一个上午，笔者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有幸见到两位“留守”者：一位是马胜云研究员，1955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长期给李四光做学术助手，如今年近八十，是李四光纪念馆的馆长；另一位是自1960年起在李四光家工作的保姆，看样子也已七十开外。两位老人一直没有离开这处主人已离去三十多年的故宅，足见他们和院主人的情感之深。
故居
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马胜云说，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老保姆回忆说，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手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择地而居，必然捎带关及“水土”，选象鼻子沟如此，选此地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这里不失为一处“风水宝地”：门前是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有人测量过，这棵树周长9.8米，树高约27米，树冠荫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传说当年李自成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栓过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寺，北面是法华寺，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明朝大太监刘瑾，以及辽代的什么人物。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老保姆告诉笔者，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这里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马胜云说，这是李四光的手笔，写于“文革”高潮时期。那时，业务活动已不可能正常进行，“天派”、“地派”的红卫兵又轮番“造访”，或许是李四光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写上去的。如此说，这四个粉笔字至少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马胜云告诉笔者，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还住在这里，也患病在身，出入不离轮椅。在李家客厅的书橱里，摆着三张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的证书，它们的主人分别是：李四光（1955），李四光的女儿李林（1980），李林的丈夫邹承鲁（1980）。一门三院士，似已传为佳话。邹承鲁院士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的多项课题中取得过重大突破，尤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最令他感到自豪。
李四光迁居这里，马胜云的家也就随之从象鼻子沟搬到这里——作为李四光的学术助手，须随叫随到——一晃四十多年了。李四光去世后，马胜云一直守在故居附近，住房条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他说，也不是没机会改善，但为了兼顾李四光纪念馆的事情，多次放弃了搬家的机会。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银杏树，以及刘瑾、甘文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加上深秋的萧瑟氛围，多少显得有些残旧。当年的墓碑早已不知去向，银杏古树若非马胜云等人的一再呼吁，也早就因房地产开发而化为乌有了。
故居的主人（一）
在故居客厅的会议桌边，马胜云向笔者谈起了他所知道的李四光——
李四光是农民的后代，出身寒微。马胜云去过他的家乡，是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与林彪的老家上张家湾相对应。他14岁出国留学，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但也付出了不少实际代价。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因为穷，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不想受了风寒，大病一场，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一个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此后他一生与肉绝缘。去英国留学，靠打工维系生活。写毕业论文时，腿上长了一个浓疮，也因为既没钱又没时间，耽误了治疗，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疮刮掉，腿上落下一个大疤。
李四光穷过，也因为穷而吃过这样或那样的苦。但苦中有乐，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一些后辈学者叹赏前辈科学家的国学根底，常拿李四光为例。的确，李四光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用马胜云的话说，同样写得“有声有色”的。这只能归结为一句话：国学基础深厚。不仅国学，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1920年，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故居里。李夫人是钢琴教师，与李四光有珠联璧合、相映成趣之美。
李四光问学虽苦却并非不问窗外事。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大教书，有一次带学生去三峡调查地质，刚到宜昌，还没有住下，正扛着行李找旅店，大街上忽然传来英语叫骂声：“蠢猪！东亚病夫！”李四光随声望去，看到这样一幕：两个英国水兵坐黄包车到地方不但不给钱，还殴打向他们讨车钱的车夫。一群中国人在围观。李四光见状拨开人群挤过去，挺身阻止住外国水兵，他的学生王恒升等也抄起地质铁锤跟了上去。两水兵见这阵势，不免心虚起来。李四光用英文命这两个水兵付车钱，向车夫道歉。两人慌忙照办，逃离了现场。车夫很感激，当下给李跪地磕头谢恩。李四光扶起车夫说：“我们是同胞兄弟，应该的。”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掌声。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他身体一直不好，血压高，肺也不大好。饮食上不沾荤腥，常喝用玉米须熬的水。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家里的一架电视机——当年的高档产品，还是50年代苏联专家送的。李四光身兼多职，但除了必须出席的会议，他从不在类似晚会、宴会、纪念性活动这样的应酬场合露面。他总觉得年岁越大，时间越紧，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
李四光待人和蔼、慈祥，不摆架子，无论对下属，对身边工作人员，对保姆，都一视同仁。因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无所顾忌。但这不意味着他放任他们，马胜云说：他对我们其实要求很严，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李四光对科学事业的追求相当执着，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解放后回国时已年过六十，但跋山涉水依然是他的一种工作常态，北京周边所有有地质价值的点，没有他没到过的。有一次马胜云随李四光去八大处考察，途遇大雨，当时李已七十多岁，马劝李这次就别爬山了，雨太大。李不听，说有个问题不到实地不能解决，执意爬了上去。结果是两人浑身湿透，淋成了落汤鸡。到家后，马胜云不免被李夫人训了几句，李四光则替马胜云开脱：“是我坚持要上的，你要骂就骂我吧！”
故居的主人（二）
有一类人，擅长闷头做学问。他们逮着一个价值可观的课题关起门来猛钻研，以至于不问世事，不识人间烟火，几十年如一日，牺牲了正常的生活和人生的乐趣，最终取得重大突破，得到这个或那个奖，并载入史册。李四光不属于这样的科学家，在他的履历簿上，还写着与科学无关却非常重要的这样几笔：
李四光是中国同盟会的创建会员之一，参加过1905年7月30日的同盟会筹备会和8月20日的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这年，他16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特地走到李四光跟前，摸着他的脑袋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一直记着这句话和同盟会成立当天的一些情景，他后来回忆说：
闭会后，我和（马）君武先生一同出街，走在路上，不意遇着留学生监督李宝巽（汉军旗），他开口便说：“你们小孩子不读书，在外面干些什么，我都知道，再不要胡闹！”我们转背便走，我和君武先生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去请他加入好不好？”君武先生：“哈哈！”
辛亥革命爆发时，李四光已经回国。11月初的一个晚上，宋教仁约李四光等到湖北咨议局旁一公馆内，议论时局及组织南京政府人选。宋在谈话间曾试探李是否愿意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次长。李四光推荐了马君武。南京政府成立后的1912年2月7日，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的实业部长。袁世凯当权后，李四光辞去职务。第二年再渡海外，留学英国。这一去，才奠定了他终身为之献身的地质学事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选拔六个人为孙抬棺送灵。选拔的标准是：一、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二、在辛亥革命中有贡献；三、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四光便成了这六人中的一员。4月2日，李四光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后，到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堂）为孙中山抬棺送灵。目睹这一历史性场面的袁复礼说：“李四光在这些抬棺者之中，是左前方的第一位。”孙中山的遗体棺被抬到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梓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前往西山碧云寺。李四光则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的万牲园。
故居的主人（三）
说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泰斗，这有点打不住。一则他的弟子如杨钟健、黄汲青等人，也早就是称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了；此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李四光的眼界、抱负和贡献，都不止于地质学界，甚至不止于科学界。
前面提到，李四光早年去日本，学的是造船，以求用船坚炮利救国。后来到英国学采矿，最终从事地质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科学救国”这个根本初衷。如今全球都在关注的两大问题——能源和地质灾害，李四光在上世纪20年代就预见性地提出过。1920年，他在巴黎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作的《现代繁华与碳》的学术报告中，不仅精确地计算出我国煤炭的储量，而且提出能源将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必须用新的能源去替代资源有限的石油和煤炭。后来，他和许多那个年代的优秀科学家一样，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及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过苦日子。他四处奔波，找煤，找石油，到宜昌找三峡库址，找一切可以转化为能源的东西。他孤军奋战提出的第四季冰川学说以及他在地质力学领域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已是人所共知。马胜云向记者特别讲到的，是另一个话题。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很多读者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30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这项工作后因战乱和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
1953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里。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有一天，在北戴河海滩边，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当地渔民告诉他，日本人占领时期，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当夜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这等于延续了他30年代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第三年，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他在会上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他们给中央领导人现场测量，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就产生了信号。毛泽东见状很高兴，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此后，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他是1956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还直接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讲解、做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品位高的铀矿床……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是不难推想的。
说李四光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并为之拼搏到死的人，也不是一句空话。李四光不大相信天分，有人问邹承鲁：“如果天赋不好，即便很勤奋，是不是也难以成才？”邹是这样回答的：“李四光先生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老说自己天资不是很高，考虑问题比较慢，但慢有慢的办法，人家花一小时，我花两小时，别人学一遍，我学两三遍，也一定能学会。”辩证地看，惟其慢，也许会更扎实和更深入，也就更有可能有所突破。马胜云告诉笔者，李四光晚年几乎没有节假日，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直至病重去世。他晚年考虑最多的是地热的利用、能源的利用和地震灾害的预报这几个问题。这在今天，依然是科学界最值得思考和解决的课题。去世的前两个月，他还在召集有关会议，故居客厅的墙上挂着他在会上发言的照片；去世的前一周，他还在过问我国海域寻找石油的事情；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对大夫说：“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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