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名将冯仲云
[ 2006年第2期 抗联名将冯仲云 作者：许人俊 ]
教授之家成了省委活动中心
1930年夏天，冯仲云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历经折磨和考验。不久，北方军阀纷争，政局混乱，监狱管理松散，他乘机逃出监狱，北上哈尔滨。经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推荐，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担任数学教授。学校位于松花江畔，位置僻静，有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党组织支持他以教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他虽然只有22岁，但数学天赋高，富有组织和教学才能，很快赢得海军学校师生的欢迎和尊敬。附近的中学纷纷慕名聘他担任高年级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教学。他不仅团结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文艺书籍，而且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反帝会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沈阳的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兼省委书记的罗登贤，被迫转移到哈尔滨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党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冯仲云受命担任满洲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处长，妻子薛雯任省委交通员，侄子冯铉任省委联络员。
当时，省委面临严重困难：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央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围剿，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已失去正常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业已断绝，省委需要自筹资金。
幸好冯仲云是教授，又兼任附近中学数学课，月收入260多块银元。他们夫妇拿出180元交党费，同时利用各种关系筹措活动资金。
不久，他们家迁到市区南岗一栋僻静的俄罗斯别墅里。当时，满洲省委下辖哈尔滨市委、磐石、珠河、汤原、宁安等中心县委，双方都是通过秘密交通员传递文件、沟通情况。省委文件和宣传品，均由他组织秘书处印刷、分发，妻子薛雯负责机密文件保管和秘密交通接头。她不断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印刷机关之间往来联络。
当时罗登贤27岁，冯仲云、赵尚志24岁，赵一曼26岁，薛雯19岁，平均年龄24岁。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分别告别故乡——广东、江苏、四川、河南，先后来到哈尔滨，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友谊。
教授投笔从戎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东北三省已被日寇全部占领，关东军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隐蔽斗争更加困难。此时周恩来以伍豪名义发表文章，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罗登贤如获至宝，决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等分别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不久，省委又派冯仲云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中心县委组织抗日武装。
汤原县原有一支中国工农红军33军抗日游击队，因缺乏经验，战斗不断受挫。冯仲云多次召开党的会议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买枪给游击队。同时发动游击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展夺枪斗争。在他组织动员下，有一次从敌人手里夺取了五条枪，士气大振。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联军第六军。
1935年1月28日，哈东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庆祝大会后，李兆麟、金策、王惠同、赵一曼等率领部队赴方正、延寿地区打击敌人。他和赵尚志率领部队化装成伪军向方城岗、小山子等行动，仅三小时就占领敌人三个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来又组织反日联合军突击方正城，俘获伪县长。当年冬天，关东军对抗日联军加强了扫荡，战斗十分激烈，第三军二团顽强抵抗，团长王惠同光荣牺牲，赵一曼政委不幸被俘，第二年英勇就义。不久，冯仲云和十多个战友在转移中，也遭敌人突然袭击，三个领导干部牺牲。他左手负伤，仍带着伤痛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发誓：“为了祖国的统一，要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事后，他代表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哈东游击区，自1935至1936两年间，同志牺牲者数百名，百姓以数千计，血染帽儿山，尸填乌吉密，哈东人民解放斗争实以鲜血写成中华民族斗争史之光辉灿烂的一页。尤其是我共产党员赵一曼、王惠同等诸同志，在敌人百般严刑拷打、威逼与利诱之下，不屑屈辱而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使哈东人民永铭勿忘，实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谁谓东北无慷慨悲歌之士！”
1936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党组织在汤原县密林深处召开了历史性的“汤珠联席会议”。他和汤原、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及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军长赵尚志、夏云杰等出席，确定“领导群众抗日反满的各种紧迫的经济、政治斗争，广泛造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关于游击运动则提出“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发展，向日满统治薄弱的缝隙突击，以出奇制胜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会议推选冯仲云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并和省委常委夏云杰共同负责军事部；朱新阳为省委常委，任青年部长；李兆麟为省委常委。
当时，在江西的党中央因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率领红军长征，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组织关系改为由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直接领导。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扫荡，东北党组织领导抗联部队坚持独立自主、顽强作战的方针，牺牲和损失惨重。王明、康生不了解东北艰苦复杂的斗争情况，给东北党组织下发《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以及补充指示——简称《王康指示信》、《吉特信》、《中代信》。其中有正确的指示，也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内容。满洲省委在讨论这些指示时，往往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严重影响对敌斗争。冯仲云、赵尚志对王、康指示曾经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当时，王明、康生对东北党组织时有不满，经常调换领导班子，多次令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去莫斯科汇报、接受审查，甚至挂起来不作结论，给省委工作造成许多困惑。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冯仲云深有体会，所以他这次特地派常委朱新阳去莫斯科汇报，请求指示。不料王明、康生严厉批评《汤珠联席会议决议》“完全是反统一战线的”，“不是真正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况”。而且不让朱新阳回国沟通情况，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挂起来。
朱新阳一去不回，《珠汤联席会议决议》得不到莫斯科批准，根据地议论纷纷，冯仲云处境尴尬，但仍坚持党性，忍辱负重，履行领导职责。幸好不久吉东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代表省委给冯仲云写信，表示理解和支持，他受到莫大鼓舞。
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和赵尚志商定在汤原县小兴安岭山谷里召开北满省委扩大会议，除冯仲云、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省委常委和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出席外，抗联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领导人也赶来与会。会议决定千方百计带领部队，利用青纱帐和深山老林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对抗日本关东军的三光政策，打击敌人。
会后，他和东北抗联的将领们分别率领部队，在松花江两岸和兴安岭野林不断出击。有一次，在鹤岗煤矿附近集镇活动，日本关东军正张贴布告通缉他，调动部队四处搜捕，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地下党向他通报情况，他镇静表示：“不用怕，敌人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有地下长城。”
第二天凌晨，他和战友们趁着朦胧雾气钻出铁丝网，胜利脱离包围圈。当时，敌强我弱，反讨伐战斗十分残酷，东北抗联原有三万多人，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一些团、师、军长相继牺牲，血染疆场。敌人曾经押着战俘辨认哪个遗体是冯仲云。战士为了迷惑敌人，随意指一人说是冯仲云。敌人信以为真，将人头割下悬挂牌楼上炫耀战绩。
其实，当时冯仲云正在森林里参加省委会议。会议选举他和金策、李兆麟三人组成新的常委会，确定金策任省委书记，他任宣传部长，李兆麟任组织部长。那是东北抗联部队最为艰苦卓绝、充满悲壮的岁月，敌人重兵讨伐，强迫群众并屯居住，切断抗日部队的联系。我军伤亡惨重，粮草弹药断绝，到处冰天雪地，大家以树叶作铺，围着篝火睡眠，常常挖树皮草根、猎杀野兽充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在漫漫森林里辗转穿行。冯仲云与李兆麟等战友偶尔相遇，第一句话往往是“你还活着呢！”
1939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深夜，为了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他和战友高禹民等，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寻求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沟通情况。
在异国他乡，他四天内奋笔疾书，挥泪写了三万多字悲情报告：“亲爱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从1935年5月——1939年5月，整整四个年头了……北满党完全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领导……但是值得中国人民嘉许和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我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地前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战，使我大中华民族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他直言不讳提出“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有责任。”他希望见到中央同志当面汇报，批准由苏联远东党部发起召集吉东、北满党领导人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统一指挥和调整党的领导机关等问题。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海来看望他们，冯仲云再次提出上述要求，对方说正在请示中，他又要求给延安党中央发电报联系，马海将电文带走，以后杳无音信，始终未见到中央领导人。
冯仲云焦急万分，直到1940年1月，他才和先后来苏联的周保中、赵尚志见面，共同商定在苏联伯力召开中共北满、吉东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2天会议，认真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统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南满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政委；吉东为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北满为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
不久，他们返回中国境内，向抗联部队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继续在林海雪原深处浴血奋战，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此时，日寇在东北的兵力已增至100万，对抗联部队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攻势猖獗、残酷，抗日名将杨靖宇、赵尚志等相继壮烈牺牲。
为了保存实力，积蓄干部，东北党组织决定将抗联一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继续整训，冯仲云由此开始进入新的人生历程。
配合苏军光复东北河山
苏联伯力附近有一个一千多人的抗联野营基地，属于学习、训练性质，通常叫教导旅。成员是苏联、中国、朝鲜的抗日军政干部，其中有中国的冯仲云、刘亚楼、周保中、李兆麟等，也有朝鲜的金日成、崔庸健等，亦称国际旅。冯仲云、刘亚楼和一位四川人是国际旅的三位“大老师”，分别讲授政治、军事课程，深受人们尊敬。
当时，大家都盼望祖国早日解放。1945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调动150万精锐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日军发动突然攻势，给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那天上午，中、朝抗联将士在伯力机场握手告别，先后登上飞机回国参战。金日成等率队进军平壤；周保中、李兆麟率队进驻长春和哈尔滨；冯仲云率队进驻沈阳，担任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他首先会见八路军先遣队曾克林将军，写信向党中央汇报抗联部队回国参战情况，“希望党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同时指示沈阳电台着重播送新华社的新闻稿，宣传东北人民抗日英雄事迹。
不久，“九一八事变”14周年来临，在沈阳十万人“血耻大会”上，他以驻军副司令和东北抗联将领的双重身份慷慨演讲，回顾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号召大家勿忘国耻，建立自己的军队。当天傍晚，党中央派陈云、彭真、伍修权等到达沈阳，他们热情握着冯仲云的手，亲切慰问：“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事最艰苦，第一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接着，他参加了东北局工作会议，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冯仲云重情重义，深切怀念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杨靖宇、赵尚志等战友，曾写报告要求东北局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命名纪念。后来，黑龙江和吉林设立了尚志县、靖宇县。
1946年4月24日，38岁的冯仲云高票当选松江省主席。不久，“七七事变”九周年纪念来临，哈尔滨20万人隆重集会。他在大会发言中热情歌颂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赞美东北人民前仆后继抗击日寇的英雄气概。同时，他念念不忘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饱含热泪倡议将哈尔滨最热闹的街道改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获得热烈赞成。从此，三位民族英雄的名字，连同他们的事迹永传人间。
大会刚刚开完，战火纷飞年代离别12年之久的妻子薛雯带着儿女，也从江南新四军根据地来到哈尔滨。一家人久别重逢，幸福团聚，其乐无穷。东北局领导陈云、彭真、林彪、林枫四对夫妇，特地设宴为患难夫妻幸福团聚热烈祝贺。席间，大家相互开玩笑说：女同志应该学习薛雯，男同志应该学习冯仲云，他俩成了忠贞爱情的榜样。
此后，他一直担任省主席、东北局委员，并同周保中联名向东北行政委员会倡议建立东北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烈士子弟学校。他经常执笔撰写东北抗联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不断向文艺界提供有关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以及八女投江等故事的生动素材。当时，文艺界的袁牧之、陈波儿、塞克、周而复、刘白羽、于敏、石联星等，经常到他家里做客、聊天，搜集抗联部队的资料。电影《中华儿女》、《赵一曼》在国内外获奖后，剧本作者颜一烟和著名演员石联星曾感慨说：“望着这些荣誉，我总不能不想起最初向我谈材料并给了我许多帮助的冯仲云。”
冯仲云还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每周到学校办公一天，帮助解决难题。著名作家刘白羽采访冯仲云后，夸赞“他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是从艰险中苦斗出来的出色英雄。”“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一个好作家。他一时一刻也不忘牺牲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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