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 2006年第2期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作者：王辅一 李维民 ]
200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署名王人广的文章《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对于我们所写的《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提出不同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新四军军部去皖南前有请示，到皖南后有汇报，中央并未提出异议
《王文》认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不是中央的战略部署，“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王文》全文引用了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康生、陈云《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长江局（陈、周、项、博、叶）的电报后说：“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又说：“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涵义。”我们认为，《王文》这个结论与事实恰好相反。上述电报显然是首先考虑了新四军组成后如何展开和部署而提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这两个支队占了新四军部队的一多半。在此之前，中央在10月1日电报中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是十分重视他们。……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在与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编组问题时，国民党当局曾想把新四军调到山西前线去，而我党中央则“以新四军参加东南作战，不北调”为主要条件。后来经过“折冲结果行动地区是在江南”。12月30日毛等提出的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建议，并不包括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即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的100多个师、百余万人），只限于建议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两个主要军区不过“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在这些外围地区，显然我军是重要的力量，这个建议与上述保持我党在南方战略支点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当时新四军去皖南集中，不是项英个人的决定。关于新四军军部的驻地，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提出：“军部第一步设南昌”。如果说向敌后发展，南昌比皖南离敌后还要远，去皖南已向北前进了一步。当时，日军正气势汹汹地向南推进，如果继续南下，皖南也就成了敌后。后来因为华北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这在当时是难以预测的。1938年1月14日，项英请示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提出准备“集中部队，向皖南休宁、徽州一带集中”。15日，长江局复电项英并告中共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项英和长江局的两个电报，中央都会收到，新四军军部直到4月4日才离开南昌，在这两个多月内，中央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2月27日，叶挺将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向皖南开进的情况电告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项英也发过几个电报向中央报告部队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均未对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有任何异议。就是皖南事变后批判项英时，也没有说军部当初设在皖南是错误。
项英参与制定并贯彻执行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王文》指责项英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实际上，项英不但参与制定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在南昌联名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编组后，不应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这是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最早构想。《王文》在引毛泽东2月15日复项英、陈毅电中，只讲毛泽东提出要向苏南敌后发展，却将第一句话“同意（项英、陈毅）14日电的行动原则”故意不提。4月初，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大部进入皖南后，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了向敌后发展的第一步。项英与军领导人一起，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侦察分队和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出发，挺进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第二天，项英向毛泽东和长江局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6月4日，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我一支（队）全部已入敌区，正向溧水、天王寺方向前进。”第二支队也于六七月间分路进至苏南，到1938年底，初步建成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四支队于5月进至皖中开展游击战争；第三支队于7月中旬进至皖南南陵北面的西河镇一带抗击进犯之敌，后转到铜陵、繁昌沿江一带抗敌。11月17日，项英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向北发展的精神，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和一批干部，由皖南赴江北无为地区，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军领导人商定并经中央批准的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第一句是“向南巩固”，就是说，不是放弃皖南，而是首先巩固皖南，同时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1939年3月下旬起，项英与叶挺一起，报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加强江北的工作，包括：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统一指挥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后又派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去江北皖中。7月，项英在云岭与陈毅约见管文蔚，确定将管部上升为主力，为由苏南向苏北发展作准备。8月，向中央和军委建议，鉴于张鼎丞已赴延安，第一、二支队统一由陈毅指挥。11月7日，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11月中旬和12月初又将第四团主力（旋即改为苏皖支队）和以第六团为骨干的挺进纵队派往江北，在扬州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江北、江南指挥部的成立，表明了新四军初步完成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
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云岭召开军分会、东南局联席会议，认为“江南应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1月20日，项英向党中央建议发展苏南东路（指江阴到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以阳澄湖为基点，灵活开展游击战争。3月派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要他带一批团、营干部，将苏南东路的抗日武装统一编组，到当年10月发展到3000余人。同年夏，项英要军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去苏南随陈毅北渡，又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带一批干部前往，协助陈毅开展苏北地方工作。至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88744人，歼敌顽9万人，在苏南、苏中、皖中、皖东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以上事实说明，项英不仅参与制定了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对此，中央曾多次给予肯定。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项英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指出：“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越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新四军在皖南期间取得的业绩，与项英的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新四军军部未及时撤离皖南，责任不在项英一人
《王文》说：“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日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力促皖南军部和部队转移”，而项英强调困难丧失了转移时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0年春季之前，中央从未提出过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的问题。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陈毅猛烈发展苏北，……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1940年4月23日，项英在转报陈毅、粟裕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项英赞成军部移至苏南。5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王文》却把中央书记处复电中要求项英“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的重要内容删掉了。实际上，党中央既同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同时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且还要发展皖南。
5月28日，项英、袁国平向中央报告：军部将率第一、三团东移；留第五团在皖南。此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坚持以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为先决条件，为东移设置障碍，致使皖南军部和主力东移的问题被延搁下来。《王文》引用7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的电报：“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然后引用项英的电报：“据上饶谈判结果，暂不可能取得合法东移。目前的布置和计划，应依目前情况，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阵地，准备独立斗争。”《王文》由此断言：“这样，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丧失了转移时机，并使自己陷入受袭击的危险境地。”把责任完全推给了项英。
应当指出，国民党与新四军的关系，在皖南事变前、后是截然不同的。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受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饷弹也由他们供给，行动受到限制。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致项英电也说：“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电报说明，当时中央并未要军部不顾一切从皖南撤离，也说明当时皖南情况复杂，并非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要新四军北移，到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其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新四军军部未能及时转移，这是问题的关键。
1940年11月9日，为答复国民党方面“皓电”，毛泽东起草的 “佳电”中宣布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叶挺去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国民党汤恩伯、覃连芳两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国民党方面“如汤（恩伯）东进则战事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11月15日，毛泽东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讲道：“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2月1日，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的电中还讲道：“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从以上各电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皖南部队“北移”是有条件的，条件不满足不走。但是，蒋介石在我军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即策划了进攻新四军的阴谋，制定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再给我军饷弹。当时中央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决策的某些失误，正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直到12月18日，从延安发出的以朱、彭、叶、项名义致重庆周、叶转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还提出：“近日东京及南京广播，已宣传新四军移动事，因此移动必有周密之准备，否则有被敌伪阻碍不能通过长江南北多道封锁线之虞，……又移动之前请求对饷弹予以补给，现尚未全领到，故请转陈委座，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二月半，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不留一兵一卒。”这是新四军军部未能及时转移的主要原因，因而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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