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远方之死

2006-03-15 作者: 邹人煜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6年第3期 欧远方之死 作者:邹人煜 ]

欧远方是我的伴侣,他活了80岁,古时有人生五十不为夭之说,他能活到80已算是高寿了。使人扼腕的不是他的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过去,而是因为他是带着一肚不便宜走的(朝云说苏轼语),换言之,即是一脑子遗憾走的。他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个老干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遭遇,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痛苦、回归的心路历程。

欧远方17岁投身抗日,不久即干上新闻事业这一行,从此与新闻这一行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悲欢也就从此开始。起先是他参加编一个小报——《团结报》,后来又到了《拂晓报》,二十多岁即当了《拂晓报》社的社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们被围困在洪泽湖里,一叶扁舟,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和几个同志坚持办报,靠打渔维持生计。

入城后,他到《安徽日报》,先是副总编辑,后是总编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事业。

新闻工作是个敏感的事业,也是个踩高跷的行当,注定他要在风险中度过一生。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为所谓的失误受过处分,两次被迫离开他的心爱事业,到省委办公厅干副秘书长和其他工作。

他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极专心的学习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资本论》反复读,书的眉头笔记像针尖样的密密麻麻。他是读书狂,最大兴趣就是买书画,一辈子的工资大半花在这些方面。他对领导尊重,沉默寡言,但他决不会去巴结谁,谁交任务他都认真执行。他在《安徽日报》任总编辑的时候,还常发表驯服工具论,说报纸工作人员就要倒在党的怀里。他对新闻事业热爱终生,想尽各种办法提高报纸质量,每天超负荷工作,不以为苦,天天一早起来到省委办公厅列席会议,下午要开编委会传达讨论或者开编前会,晚上还要上夜班,所以他37岁就得了高血压,夜间要服安眠药,但他体质好,一直能吃能喝。反右中,当一把手,自然是要执行上级指示的。那期间,他变得很烦躁,常常夜不成眠,他总想多保护几个,所以当报社不得已要开鸣放会的时候,他主持会议,常常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发言。有一次,一个叫袁平的编辑正欲讨伐上面的官僚主义,他忽然严厉地说,不要说了,注意时间。这袁平年轻气盛,况且报社又是民主空气较浓的单位,他便马上掉头向老欧开炮,老欧一言不发,听他说完,回来他对我叹气道:这个袁平,他哪里知道轻重啊!遗憾的是,袁平虽被保住了,还有一些未被保住的,其中不乏有他欣赏的记者与编辑。

1958年,因一位副总编连写八篇小品触了上怒,将他左迁至省委内刊编稿,当时没有头衔,不久当了副主编。

1961年,因陆定一两次要调他到中宣部,正左迁中的欧远方突受重视,将他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未参加常委。1962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调走,李葆华来任第一书记,又将他左迁至省委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对这种频繁的调动,他一无怨言,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久又得到李葆华的信任,让他兼《安徽日报》总编辑。他是个书呆子,不善于观察形势,文革前我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一片肃杀景象。我感到干这一行太危险,其时他已调省委办公厅干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总编辑,便劝他抽身,他执迷不悟,我气极了,便去找秘书长吴文瑞,让他找书记李葆华,免去他兼总编辑的职务。吴巴不得他抽身好全力帮他搞办公厅,便向李葆华书记反映,李也同意老欧不兼,老欧也默认了我的建议,组织部便决定另一同志来《安徽日报》,要是这样下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后半生的波折,如果老欧自省委同意起,就坚决不过问报社的事,也没有什么事。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心愿发展,偏偏在这时那位同志来不了啦,老欧高兴地一路兼下去,我则总是预感不妙,和他吵了多少次,要他坚决不兼这一职。可他哪里听得进呢,天天白天黑夜的往《安徽日报》跑,夜间不管两点三点,只要值班副总左其煌电话一来,他便骑上自行车就走,因为夜间不好叫小车,便自己拿钱买了自行车。我十分恼火,因为影响了我的睡眠。可他我行我素,累死了也毫无怨言。由于夜间常到报社,这边办公厅的事又不能少,所以他十分劳累,身体是外强中干。

不久,文革爆发,开始是冲击我,不久便冲击到他,我的担心成了现实,打倒他的就是《安徽日报》的造反派,谁叫他兼总编辑呢?什么事都弄到他头上,加上些个人恩怨,他的情况很不妙,最早被投入牛棚,在安徽挂牌游街最早的一批中,就有他一个。他一天几场接受批斗,还得干最繁重的、最脏的体力活,诸如做砖瓦工、扛铅板、推卷筒纸、打扫厕所等等,加上不给多吃,身体很快衰了下来。此时造反派已限制我与他见面,每谈一次话,我都要手捧小红书罚站半至一小时。有一天,我在厕所旁边见到他,只见他面色苍白,挑了一担水,歪歪倒倒,我吃惊地问他,他说,气喘不上来。我着急地说,你怎么不要求治病呢?他苦笑说,没用的,他们不同意。我听了掉头就走,找到造反头子,要求给欧远方治病,他们凶狠地说,死了算了,不要浪费钱财。我说,他是你们一号斗争对象,他身上牵了好几根重要的线,你们让他死了,等于灭口,上面追下来怎么办?他听后思索了片刻,便说,好,让他治吧。就这样,他才得以治疗。一检查,方知得的是最凶狠的胸膜炎,亏得赵衍大夫尽力治疗,方拣得了一条命。

文革十年,他倒霉了十年。1970年前后,许多老干部都“解放”了,重回工作岗位,而他一直被贬,因为《安徽日报》造反派把他的事向上汇报,说他交待少,态度差,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省军管会的某个大人物听取汇报后,便点了他的名,封他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从此便以某大人物点名为由,不“解放”他,一直把他放在农村改造。俗话说,淹死会水的,缠死玩蛇的。欧远方便是这种类型,可叹他热爱新闻事业,却因这热爱而倒了大霉。他热爱人才,热爱部下,却不被理解反而被斗得七死八活,这就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悲剧。

文革后,他转来转去,又回到了省委办公厅,还是副秘书长,华年已逝,廉颇老矣。最后他落脚到省社会科学院,以院长、省顾委常委身份离休,算是落了个副省级。

他自离休后,甩掉了乌纱帽,思想就更开朗了。原本自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就日益开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说倾诚拥护,对农民问题日益关怀,他全力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大别山去调查,写了专著。此时,他仍受排挤,我颇为他不平,但他从未说这些人一个不字,可见他为人宽厚。因为当时一些领导不想重用又不得不用他的才能与淳厚,便老是打打用用,用用打打。为此我曾以十七令打油诗一首赠送他:“老马为时累,心力已交瘁,跌跌爬爬赶,掉队!”他看了苦笑无言。

但离休后的他,直到死时也没闲着,他先是组织一大帮专家、老干部到安徽各县咨询,帮着各地决策参考,写成一部书《安徽发展咨议》,反映他一颗火热的爱国爱家乡之情。然而这一切在某些人眼中,是大钱不值一个,还背后说他这些意见都是书生之见。其实那里面充满智慧与调研得来的真知,如果当时这些建议能在省里实施,安徽的情况应该比现在好些。后来他又转向安徽文化的调查,他组织了一帮文人,将安徽文化创造性地分成三个文化圈:淮河、皖江、新安,写了不少文章,又与电视台合作,搞了历史文化片《皖赋》,这是足以流传后世的杰作。这件事完成后,他又组织了炎黄文化研究会,办了杂志《华夏纵横》,自己则到处开会、旅游、写文章,生活得十分充实。他广交朋友,上到北京、上海、安徽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家,下到工人、农民,都与他通过电话、开过会、吃过饭。他酷爱旅游,一生拍下许多照片。晚年的他,头上没有乌纱了,开放多了,话也敢讲了,文章也敢写了,回归到真实的自我。直到去世前,他的笔未歇过。写了五本书,第一本为《安徽包产到户研究》,这是农村改革较早出的一本书,不免要引起一些争议和麻烦,还被告了状;第二本是和朱文根合写的《安徽农村改革》;第三本是《安徽发展咨议》;第四本是《致远集》;第五本是《书生之见》。这些书中,不乏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如《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民主》、《反腐斗争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封建主义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等等。其中三篇《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被张劲夫老收入他的《嘤鸣·友声》集中。其中一篇反封建的文章在他死后还遭了通报,说他批评了一位大人物的封建残余。其实在他生前也已听到批评的话了,不过没有正式通报而已。

他这人一生未住过医院,为党和人民干了一生。他是一辈子只吃草、专吐奶的黄牛,是满腹才思、藏而不露的学者(只有我知道他学习是多么刻苦),是个遭遇不幸的文人。他老来表面健康,实际上心脏并不好。促使他心脏病发作以致死亡的除了病理机制外,还有心理机制。他写信、写文章均遇到了麻烦。第一件,某大人物到老家南陵去了解粮食状况,那里的干部欺骗了他,说粮食走向市场如何乱了套,他头脑一热,当即决定,退回到统购统销年代。这一下,粮食部门的大小官员来了劲,粮商也来了劲,农民粮食上市无处可去,只有涌向粮站,粮站不仅恢复了压级压价的老做法,又开始了打白条。可怜中国农民,生产粮食本身就只能糊口,这一来更是不赚还倒贴工本费和劳动力,他们怎能不怨言沸腾!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抛荒进城打工。我的老伴听熟悉的老农来反映,他又到了肥西等地作了调查,心急如焚,一心想向中央反映。他通过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老同学,辗转把信交到某某手中。某某看了顿时大怒,立即把老伴的信连同他的批示返回安徽省委。省委办公厅不敢怠慢,当下把批示复印一份给老伴,意思要他检查。那上面措辞十分严厉,说他不该对粮食政策说三道四。这一通话使得老伴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但他没有后退的意思,还是继续通过各种关系向上反映。对这一倒退做法反映强烈的不止老伴一个,全国农村有良知的人都反对。事实是,统购统销搞不下去了,某某这才觉得有问题,只得先做改回的试点。得此消息,老伴已重病在院,不多天就抱憾离开人世。在老伴去世后几个月,某某终于收回错误的决定。此时老友们纷纷打电话、来信告诉我,都说老欧要迟走几个月就好了。可是哪能呢,他是带着一颗被伤害的失望的心离别人世的。这使我欲哭无泪,我只有把满腔悲愤写在诗里:“目注风云天下事,常忧风雨问民情。直言招得权人嗔,谁识书生赤子心。”第二件,他从苏联参观回来,看了大量资料,写了一篇《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这是掷地有声之文,可不久就受到了某刊物的批评,而省里又有人上书告状,这又是一个重锤。可他就在病重时也不忘保护年轻人,这文章是在社联一个刊物发表的,老欧抱病披衣写信给宣传部,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这几件事,使他彻底变了一个人。那年的冬春,他一切都反常,我早已预计他活不到八十。果然,在3月12日生日之后的半个多月,他就匆匆的走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朋友真多,在他遗体告别的那天,到了足足有两千人,哀乐从两点放到五点,签名册不够用,白花也告乏。殡仪馆的人说,这是空前的。老友徐亦孺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遗体告别,他回去对杜导正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备极哀荣”。有这一句话,老欧也该瞑目了,他得到了做大官没有得到的一切。为此,我也曾作七绝一首:“大厅滴滴清明泪,悼语拳拳意俱真。始信人心均有秤,叮肌宵小是蝇蚊。”

纵观欧远方的一生,虽没有像右派那样受过大苦大难,也没有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但他的一生,或起或落,或沉或浮,在老干部兼知识分子中,却带有典型性,偶然中含有必然,很值得我们去玩味,去思索。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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