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改良之路
[ 2006年第3期 走改良之路 作者：高伟梧 ]
2005年9月，任仲夷同志约我们几位学者漫谈改良主义，这是有关政改部分发言的综述。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潮流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政治与科学的人文的文化。我国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不能再走回头路，当前主要的是过政治改革关。
这个政体转制关总得过，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与计划政治的矛盾终得解决，我们要力争过好，就是推进民主法治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不产生动乱和降低民众生活水平。和平崛起先要和平转制。
中国如何实现政体和平转制呢？我们主张走改良的道路。
我们说的革命常是指政治革命，实际是社会革命，是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转型。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要有个历史过程，不只破旧还要建新，破旧像毁掉旧楼房用炸药爆破可以或者必须，但是，建新社会制度必须是渐进的。
革命万岁论和告别革命论，都不全面。革命的发生是社会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不来不会因你高喊万岁就来，要来不会因你告别就不来。
造反不等于革命，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动，革命也不是只靠革命的手段，革命尤其是渐进式革命，必然包括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包括改良和改革。世界近现代史，推翻专制独裁常是暴力革命，也是不得已的事。现在看来，靠战争摧毁旧政权，较干脆不拖泥带水，可往往会“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容易产生胜者为王唯我独尊和特权，沿着敌对的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暴力迷信，贯用打压消灭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也就不利于民主法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
改良，若果不是以维护旧的核心制度为宗旨，而是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是革命的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说改良就是革命，是质变中的量变，是进步的积极的。改良并不一定是慢慢来，革命要造成反复，也会延误历史进程，不断朝着转制方向的改良，分段快步，不走回头路，不仅减少代价，而且也会更快达到目标。
说革命是自下而上，从外到内；改良是从上而下，由内及外，其实改良也要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我们是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核心，要有序改良和平转制，就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取消党的领导必然出乱子，而不主动推进政体改革，让其自流，也就是放弃党在这方面的领导。党要领导好，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旧体制，握权者很容易成为原体制的维护者。改革的动力和力量主要在基层和民众，体制创新的经验主要来自直接实践者，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党和人民群众，做到内外上下结合，而以上以内为主。党内改革的力量起主要的主导作用，此是改良的必要条件。
西方学者说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一个条件，是政权从传统的政治领袖向现代政治领袖转移。形成现代政治领袖核心是决定性的。现代政治领袖必须两个决裂，要有现代的政治文化，新的理念，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潮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负起历史责任；明白权为民所谋，权为民所授，不为家族和小集团谋特权私利；带头遵守宪法，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要有民主的平等的公民意识。社会改良要靠共产党靠党的领袖，而且要有足够的威望，获得人民高度的信任。我们不赞同新权威主义，也不否定权威的作用，没有足够的威信是难于驾驭形势、开创新局面的。然而，威信来自正确，来自真正为民众办实事，真正推进社会改革，吹擂作秀适得其反。SARS问题的公开处理，新的三农政策，给农民国民待遇，台湾冷战僵局的突破，扭转了困难的形势，这有政绩。克服传统旧思维，推进民主政治，最能提高领导威信。党和领袖都不是神仙，讲过错话做过错事，也在所难免，正确认识、承认和改正就好，文过饰非，推诿辩解，会令人民失望。清理历史上讲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不但会提高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政治理论水平，而且也会提高党的威望。
政体转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关键是实现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向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型。减少阻力，和平过渡，可以分步到位。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党中央带头学习宪法是榜样，但还得在行动上落实。实行宪政，所有党派社团组织以及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建立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民选立法机构，具有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我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党派社团通过选举进入人大，中国共产党在人大中占多数席位，持续执政，就不会产生社会的大的波动。执政为民转变为执政由民，就是尊重民众的选举结果，尊重多数选民决定的规则。
民主具体表现为自由，推进法治民主，就是依法落实公民的自由权利，宪法所规定的选举、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我们是一个几千年帝皇专制的国家，形成了一套维护专制制度的传统文化、世俗风范与社会心理，中国改革不能操之过急。然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社会内在矛盾已经积累，人均1000美元就进入爆发期，我们也拖不起，必须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要平稳改革须要通过试验，逐步推广，我们在基层已经有了多年民选的实践，新一代公民现代文化水平大为提高，民主意识更大不同于前辈，这个进程大可以加快。我们主张中间突破，就是选择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的县、市或者单位如高校、文化社团等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再普遍推开。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集中，候选人先由公民提名，一般选举应该有差额，无记名投票。香港不仅有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可以为大陆所用，它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也值得借鉴。
思想自由实际是指思想表达自由，能在社会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思想。这很重要的是写作权出版权在媒体上的自由发表文字与信息的权利。自由不同于自由化，毛泽东说“化者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皇帝才能做到。公民的思想自由同样是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内，哪些出界哪些未出界，就要有新闻法和出版法加以明确界定。现代传媒是信息载体，是新兴文化产业，如果把传媒只单纯作为宣传工具全加以行政控制，那会造成信息严重不对称，它造成的垄断必产生腐败。必须有新的视野和理念，重新定位，改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现代信息社会，不放开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禁堵不住突然决堤式的放开，超出社会承受力，就会泛滥成灾；逐步通过引导开放不断增加社会承受力，提高公民的辨别能力，效果会更好。
可以采取分级逐步放开的办法，先对市县依法自由采访和报道，发表有关评论，或自由讨论，然后省、全国开放。现在有的报刊时评就办得好。有党掌握媒体的引导，政府有法律监控，有民众监督，不会出大问题。所有转制顺利的国家与地区，都是舆论先放，是否逐步开放公共舆论是推进政体转制一个先决条件和考验。必须继续启蒙，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特别须教育官员，认识手中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造福于人民，为人民推进现代公民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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