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我家庭的一次大震荡
[ 2006年第4期 一九六六：我家庭的一次大震荡 作者：祁凤池 ]
“四清”运动一开始，我就长年到外地蹲点，运动结束后才回到省计委机关。由于多年不在一起，机关已有许多同志不认识，有的原来认识现在也不熟悉了。回到综合处，原来自己分管的业务也由别人接管了，一切都感到陌生。没过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了。机关干部们组织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很快分成两派，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随着全国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煽动起来的打砸抢行为愈演愈烈。各地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勾结起来，拉山头，抢地盘，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我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对这种越来越升级的动乱手足无措。由于我出身贫苦，社会关系单纯，机关的两派组织都想拉我参加。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发现两派战斗队的派性都很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纯正，因此很快退出。后来和几个比较超脱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斗私批修”战斗队，促进机关各派的大联合。工宣队、军管小组进驻后，对我们的作为给予了肯定。
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广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联合起来纷纷夺权，全国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快中央文革又公开点名陶铸，到处的高音喇叭都狂喊“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中南局立刻成了运动的重点，我的家庭生活也愈益震荡。先是扫“四旧”，吓得我将一些古旧书籍、文物资料，连同我的高跟鞋都付之一炬，化成烟尘。接着是被抄家。一些人到我家翻箱倒柜，连一个信封，一些纸条都不放过，把房间弄得一片狼藉，吓得连家里的保姆都不愿意干了。一天下班我往家里走，突然看到红卫兵押送两辆大卡车，从中南局机关宿舍徐徐开出，车前站着一批戴高帽、挂黑牌的人。我急坏了，不知道有没有我爱人马恩成——这个陶铸的“黑秀才”？他可是陶铸的秘书呀！我跟紧去追看，但两腿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只看到一些人的背影。气喘吁吁地回了家，才知道老马没事。晚饭后，刚学会讲话的小女儿，要到外面去“散步步”。我拉着她在大院里面走，心里想这个世面这么乱，妈妈能把你们带大吗？女儿问妈妈怎么不说话？她怎么能理解我复杂的心情呢！
机关动员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又不准带小孩，省计委机关要去粤北连县，中南局机关去连山县，我们全家要一分为三。我们外省人在广州举目无亲，这个家托付给谁呢？有的同志把孩子托给自己的妈妈、奶奶，还有其他的亲戚，我们就只能依靠保姆了。当时，三个孩子都还小，老大只有八岁，老二只有四岁，还有哮喘病，老三只有一岁多。三个孩子交给保姆照顾实在太不容易了。这时房管部门通知，要我们立刻搬家，迁到机关大院的门房。出门就是大马路，人来车往，对孩子们来说实在太危险了，愁得我寝食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去干校的日子却越来越近了。老马当时已把全部书籍连同书架等卖光，把随身衣被捆了两个大行李。根据领导动员，要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这些书籍、家具都没有用处了。眼看一家人要四分五裂，就想临别前留一点纪念。想起在广州生活十几年没有吃过蛇肉，想去一次“蛇王满”饭店。全家到下九路转了一趟，结果没有找到，只好在冷风嗖嗖中到文化公园了一圈。
去干校那天，大家同坐在大客车上，全车鸦雀无声，有人偷偷抹眼泪。汽车正好驶过我家门口。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泪流满面。机关认为我在文革的表现还算不错，没有挨批斗，也没有要我写检查。到了干校，分配我在“专案组”，我也莫名其妙，也许是让我在里面掺沙子、说公道话？但又没有分配一个专案对象。在干校的第一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家事，又想起自己未来的前程，思绪迷茫，不得解脱。虽然一夜未眠，但神智仍然清醒，第二天就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去了。
一天一个寒冷的早晨，连里集合后要大家突击搬砖。当时干校为了盖房子，自己垒了许多大块泥砖。力气大的男同志一次也只能背四块。我爱面子，背了三块，一下子扭伤了腰，躺在床上不能动，请求回广州治疗，连里不批准，理由是广州的“阶级斗争复杂”，不能回去。林彪事件出来后，不让我听传达，又要我立即回广州搞外调。我说眼看快到国庆节，机关里放假找不到人，提议过完国庆后再走。专案组的同志急得发脾气，要我马上走。我原来蒙在鼓里，后来才知道让我离开的真正原因是回避。
回到广州走进家门，满目凄凉。三个孩子没有亲人的照顾，经常只能吃白饭泡酱油。见到我一个个沉默无语，小女儿甚至躲在了保姆的身后，把我看作生人。我说我是妈妈呀!她仍然不理睬。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印上深深的阴影。老二的哮喘病已经十分严重，医院检查的结论，是“肺叶不张”。我领着老二走出医院，心情十分复杂，怎么办？谁来医护孩子呢？想着想着，泪水直流。几天后我又不得不硬着心肠赶回山区干校。
四年“五七干校”的生活，我的心情由悲凉而逐渐适应。我曾向连长提出要求在干校附近的山坡下分给我一间房子。我想只要能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使他们长大成人也算尽了做母亲的责任。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好转，干校生活的逐步改善，我感觉有些期望了。所谓期望就是似乎可以走回工作岗位，孩子也会得到照顾。这是在干校后期萌生的想法。
1972年末干校进入尾声，许多同志都陆续分配工作了，而我仍是遥遥无期，据说还要看我爱人老马的处境如何。到年底分配我去广东省物资局报到。领导上征求我意见，我说最好去基层，结果分配到省物资局下面的化建公司工作。这时老马还没有回广州，但是家里最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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