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碑的联想
[ 2006年第4期 嘉禾碑的联想 作者：常谦义 ]
道光元年，济宁府汪泽民，自京城外放济宁任上已三年，急切盼望升迁。一日出城五里，有人（此人乃汪之心腹）跪于轿前，拦轿报喜。称稻田里生异稻一株，稻梗上并生九个麦穗，且个个硕大饱满。汪大人立即下轿，连滚带爬，对着九穗麦稻啪啪捋下手腕上的马蹄袖，面北跪于泥水之中，口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随从和村人说道：此乃国之异象，主大清朝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随即草拟表奏，又着人描图绘彩速报京城。新皇对嘉禾图深信不疑，目为祥瑞，颁旨汪泽民回京复命。汪升官离任前将嘉禾图刻石勒碑，立于府衙大门之外，石上并刻道光褒奖之词和汪之题跋。此碑现存于山东济宁市太白楼。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世上各种动、植物皆遵从遗传学法则，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稻子植株上只可能结稻穗，小麦的植株上才可能结麦穗，谁见过稻子结麦穗？就算现今科技发达，也还没有人能鼓捣出来。汪泽民导演的这出戏并不高明，竟把刚刚登基的当朝天子哄了。都说官场中人捣鬼有术，只要能升官，什么歪点子都能想得出来，什么下作的事情都能干出来。这么低级的玩笑，就把皇上逗乐了，岂不荒唐可笑？
其实，这类事咱中国古已有之，汪泽民并非发明人。
明朝永乐元年（1403），靖难之役甫结束，朱棣对户部、兵部大臣说：“数年用兵，军民皆困，今与之休息……”基于这种认识，朱棣对永乐初年各地争献白兔、白象、嘉禾以及禀报某处普降甘霖等祥瑞中，最关注的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嘉禾、瑞麦等物。永乐四年，南阳献瑞麦，朱棣对礼部大臣说：“此郡县屡奏祥瑞，独此为丰年之兆”，遂命荐献于宗庙。大概因为朱棣新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过政权，为显示天下太平，国势强盛，也为了改变自己篡逆形象，他特别需要快出、多出“政绩”，老于世故的官场中人谁是糊涂蛋？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意，于是纷纷挖空心思，装神弄鬼，争献祥瑞。但朱棣毕竟是朱棣，不是好哄的。他对于一味热衷献祥瑞而不务实政的官员的投机行为，常严厉斥责，决不姑息纵容。有一年，山西代州献嘉禾，礼部请贺，朱棣回答道：“朕奉天子民，正愿天降丰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苏、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桢祥朕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尔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闻也？”对于腐朽无能的马屁精，朱棣狠狠地掴了他一巴掌，何等痛快！但官场中惯走捷径，谙熟潜规则的马屁精和专擅投机钻营之小人，一拨又一拨，因为他们不必付出什么成本，碰巧上头高兴，那就烧了高香。永乐六年春，福建以柏生花为瑞来奏，朱棣赐教训责说：“朕委任尔等镇抚藩方，以图安辑，尔等验之人事，岁果丰登，民果给足乎？树木之花，世所常见，何益于国，何利于民，而以为瑞也？相为朋比，戏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不久，苏州、扬州以桧生花为瑞请贺，朱棣也降敕责之。
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官场上总少不了这号人，他们正经事干不来，官瘾还特别大，成天变着法子玩弄欺下瞒上的把戏。但既然玩的是骗术，便总会露出破绽，所以识别此类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有点科学常识就行了。何况，时当永乐初年，正是朱棣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期，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十分清楚统属下的各级官僚，为了各自的荣华富贵，往往对皇上只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献媚邀宠，这些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一一在“批示”中给予鞭挞和“曝光”，这是朱棣可圈点处。（当然，朱棣亦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如何全面评价，有待史家研究。）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我们透过时间隧道，审视六百年前的永乐大帝和二百年前的道光皇帝时代发生的事情，不需要特别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便可以预测，后世子孙在回望共和国这一章时，他们的目光不会不停留在1958年，然后发出感叹：历史为什么总是循环往复，惊人地相似？京官也，封疆大吏也，为何一个个都那么热衷于向朝廷献祥瑞，有完没有完？让我们重温热火朝天的1958年。
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9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当时，报刊上进行了大量的浮夸宣传。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撰文讲述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发表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认为广东省粮食产量可达到亩产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人民日报》还发表大量社论，大批所谓“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和“农业增产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些宣传，进一步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虚报浮夸倾向。
在这股虚浮气氛之下，一时间，全国上下竟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的一则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主要是山药高产。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令毛泽东高兴的“祥瑞”还有很多很多，像农业战线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也广泛开展了大放高产“卫星”活动。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9000吨生产计划。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居上，连放几颗特大“卫星”，其中鹿寨县日产生铁竟然高达20万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在大办人民公社方面，行动最快最最耀眼的是河南省，仅用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化，给北戴河会议献上了一份大礼！
还有更鼓舞人心的：在中共中央确定的共产主义试点单位河北省徐水县，在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中，提出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闻名全国的山东省寿张县，计划两年后即实现共产主义。浮夸风严重的山东省范县居然在1958年10月28日的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还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时间，在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毛泽东赞扬这样的“乌托邦”，在范县“共产主义规划”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以。”
文艺界也不甘寂寞，在“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要求下，制定了自己的“跃进计划”，大放“创作卫星”，粗制滥造了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所谓作品。特别是当时被推崇为革命浪漫主义典范的新民歌，一味堆砌豪言壮语，严重脱离实际，对大跃进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地方甚至提出每个县要出一个李白的荒唐口号，成为笑谈。
面对如此盛世景象，包括毛泽东在内，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中。基于高层判断，北戴河会议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会议甚至错误估计到1959年，我国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在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但是，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抽调农村劳动力过多（约9000万人），因而，1958年秋收时，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农作物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大量成熟的农作物无人收获而烂在地里，损失巨大。当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而粮食征购却是根据7500亿斤的估产数字确定的，高估产高征购，势必从农民口中夺粮，加之公共食堂浪费惊人，到1959年春天，全国很多地方已出现农民缺粮、逃荒、浮肿甚至死亡等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仅正阳县就饿死8万人，新蔡县饿死人近10万。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饿死4000人，占其总人口10%。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党内不是没有人察觉。彭德怀在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后到湖南考察，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先后到湘潭、韶山、株洲等地，并在家乡乌石旧居开调查会，到幸福院看望老人，得知他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随后到平江（这年正逢平江起义30周年），发现刮共产风和造假现象严重。有一位红军时期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新民谣：“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他不能不动情，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是为纠正党在大跃进中左倾的重大失误。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全信3000余字，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公忠直言，光明磊落。不料，毛泽东将此信转发给会议分组讨论，继而又发动了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批判和围攻，纠左契机从而丧失。几乎是命中注定，中国人民必须吞食大跃进的苦果，在人为的大饥饿中苦苦煎熬。要不了几年，又迎来了血雨腥风的10年文革浩劫，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痛史！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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