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随心所欲之
[ 2006年第4期 老来随心所欲之 作者：李 锐 ]
《李普自选集》的经办人命我写篇序言，当然乐意为之。我们是老朋友，是“两头热”的老朋友；他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他关心我重于我关心他。
1938年9月，徐州突围后，在苏北短暂停留，经上海、香港回到武汉，长江局派我回到家乡湖南省委工作。于是同李普（当年名李壬练）熟悉起来，他在省文抗会（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那是所谓公开的“地上”，而我在秘密的“地下”。我住在长沙营盘街《观察日报》社的编辑部，黎澍是总编辑，大家在此相聚，也就无所谓“地上”、“地下”了，经常漫谈，热乎得很。那时国民党的省主席张治中比较开明。长沙市有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对外负责人是徐特立。长沙大火之后，我与李普就分手了，整个战争年代没有碰过面。1946年我在热河省承德办报时，他在北平给我寄过国民党区民生凋败的通讯稿。1952年我调到北京，又隔行隔山，难以碰面；他曾从热门中宣部调到冷门北大，听说似乎有什么历史问题。1959年后，二十年我成为贱民，就更是音讯不通了。直到1979年1月，我从流放地回京，平反复职，我们终于又热起来了。这种晚年热同早年热相比，是热得更不同的热了。
我们住地靠得很近。不久黎澍成为我的邻居，李普和黎澍比我早离休，他们来往更多。记得1981年有一天，他和夫人沈容邀集廖沫沙、于刚、黎澍和我五对夫妇家宴，都是湖南老乡老友，谈笑忆旧，欢快之至。我曾即席口占一绝：“举杯难得竹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他后来搬到新华社高楼，过七十岁生日时，我奉上一首祝寿诗：“平生笔一枝，南征北战时。偕老危楼上，随心所欲之。”前面那首诗就作为这首诗的注释，在《龙胆紫集》的“外编”中保留下来。于刚和黎澍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去世。90年代后，北京的同乡老友就只剩下我们两人了。他八十岁时，我又献上一绝：“相交六十年，几度史无前。德赛先生事，岂能缥渺间。”在“外编”中这首诗有个标题：“李普乡兄八十大寿想必有同感焉。”这三首小诗也可稍微说明我们晚年热的情况。
李普一生从事新闻事业，从《新华日报》到新华社，跟随形势笔耕不辍，记录当代历史，大部分文章结集在他的《记者甘苦谈》、《光荣归于民主》两本书中。解放战争时，他一直在刘邓部队，跟随司令员、政委左右，于是晚年写出了极为生动的《记刘帅》传记，让事实说话，没有一个吹捧的形容词，主人的优点、弱点一目了然。由于整个战争年代在国民党区和前线活动，没有经过整风思想改造，他们两口子尤其沈容还保留了较天真的一面(沈容一生也在新闻圈子中工作)，即对人对事不是仰视，眼睛只习惯向上，而是平视，以平等心看待一切，包括上下级关系。不过，李普很早就读过《共产党员的修养》，知道党员除了从事党的革命的事业以外，不应当有个人的东西，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因此，经过50年代的各种运动挨整，他也未能例外，陷入了个人崇拜，认为自己缠过脚，“也是小脚女人”。毛泽东在延安的《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报告中，有很多批评知识分子的话。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这样的话：“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李普当时相信这些话，因此他在北大工作时，终于也参加了反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合唱，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批评文章。关于这件事，他作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关键还在自己是党员、党领导一切，自然应该奉命摆党的威风。
李普常说，他晚年大彻大悟始于“文革”，觉得这么搞下去会断送天下的，幸亏有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说当年三个老朋友的密切来往，也受黎澍和我的影响，受黎的影响多。大彻大悟同破除个人崇拜分不开，更同弄清楚三大问题分不开：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马克思主义及理论的作用，执政党如何执政及对党的认识。过去我们批判蒋介石搞“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比之下，我们自建党以来尤其执政全国后，做的好事与错事，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及失误，我们都彻底弄清楚了吗?这三方面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交谈最多。我们之间的交往，或许可以高攀如“元白”（元微之、白居易）之交。他俩诗歌唱和，书信往还。彼此学习，互相鼓励，对酒谈心，至于忘形，患难相关，到老不渝。元白之所以契合，如同胶漆，是由于他们思想一致，念在苍生，尤其诗文风格相近。“元九书”中大声疾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李普深感过去个人崇拜很可笑、可耻，何以自己不用脑子呢。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认为即是对历史、对一切不负责，只是为己所好，对自己负责。我研究过毛的早年，他的读书笔记中有过这样的话：“言行只对自己负责。”我和李普谈话的内容也常见之于自己的文章。纪念党成立八十周年时，我发表过《做人与当党员》文中，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党性、人性、科学性、自由民主性（民主与自由分不开，是一对双生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互相对立；关于治党治国要依靠民主、科学与法治的问题，这些最为根本的理论与实践，我们还远远没有弄清楚而至解决，还没有从专断独行，要一点个人崇拜的阴影中完全解放出来；有时口头上也讲讲，做的却是另外一套，有时同自由民主是对着干的。同志们，我们的路还很长，还要跋涉艰难险阻。”这之前的1999年，我还发表过一篇短文《又谈德先生》，其中有这样的话：“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民主与科学是双生子，西方资本主义今天仍在发展与此分不开。从马克思那里来的社会主义，原以为同民主的关系更胜于资本主义（列宁说过：要强百万倍）。可是，苏联七十年亡党亡国的教训，政治上正是走到民主的反面：个人崇拜，领袖专政，镇压异己，官僚特权。我们曾经差不太多，折腾了二十多年，且伴之以运动群众，十年浩劫走到了崩溃边沿。”“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在没有解决好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于是，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文中，特别谈到思想政治方面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大搞特权，破坏法制等等问题。大家知道，由于随后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的这篇文章被束之高阁，而且导致胡耀邦的辞职及去世后的政治风波。”“民主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民主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是融为一体的，必须以法治为基础，如我们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自己的国家宪法，都应切实履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信仰等自由，我们贯彻得怎样呢？别的不说，现在还是偏好舆论一律，连评说‘文革’的惨痛历史都常常遇到困难。”2003年3月3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周刊发表了该报记者对我的访谈录，我谈到邓小平这篇文章被束之高阁，同胡乔木以波兰团结工会事例所阻有关。还讲了下面这段话：“第三代领导接班时，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十天之后，这个刊物就被查封了。我随即向新的中央领导人写了封长信，表示异议，毫无结果。之后，连我已公开出版多年的畅销书，《庐山会议实录》、《龙胆紫集》等都不准刊发了。民主的根本，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实现，创新的求得等等，都离不开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我们晚年热的主题，也是我们尽力而为的工作。李普近年常说，“我逐渐信奉自由主义，积极维护人权。”“崇奉民主自由，反对暴力。”毛泽东是“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实践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李普还谈到：“近几年我努力补宪政民主的课，十分用功，这门学问我懂得太少，年轻时读书没这么用功过。我的求知欲似乎还不曾停。”这种精神真是了不起的。他近年为此写过许多文章，在国内外传播，有很大影响，尤其有关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讲得中肯。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在文集中可以看到。
李普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同沈容同床同梦、同心同德。他们专业相伴、患难与共六十六年，尤其在历次运动中和谐共处、互相帮助。夫妇间有争执，也就如湖南人说的尿胀脾气：“尿完后就没事了。”他对我前二十二年夫妇生活的悲剧，有过透彻的评价；对我晚年有个好老伴很是赞赏。我们两家时常相聚，互相关心。沈容去世前写的《红色记忆》，她虽然只见到清样，却知道好些文章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网上的轰动，自然得到极大的安慰。李普买了二百多本送人。这本书的港版，他写了一篇《〈红色记忆〉二三事》的文章，其中说道：“这是她一些回忆文章的汇集。她没有准备公开发表，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她的经历，知道那个时代，知道她走过什么样的路，知道她怎样走的。”这本书赠送出去之后，李普接到朋友们许多电话和信件的安慰。都说沈容的文笔清新平易，评论常常带点幽默，记得那么多细节。“更赞赏她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说她经历了那么多大场面，认识那么多大人物，却从来不张扬。”文如其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恬静笔墨。我也是从书中才知道，从西柏坡到钓鱼台，从开国大典到粉碎四人帮，沈容那些传奇式的经历。开国大典是李普报道的，他俩都有城门楼上的照片，我也是很晚才知道的。
我们的晚年热还在继续，还在“与时俱进”。我们在这个党内生活了近七十年，我们入党时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新社会”还远没有到来，我们当继续努力，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2006年元旦写毕）
（责任编辑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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