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故居：今日蒿蓬难掩昨日辉煌
[ 2006年第4期 陈独秀故居：今日蒿蓬难掩昨日辉煌 作者：刘谓福 ]
2005年11月初的北京，北风萧萧，天日朗朗。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寻访了陈独秀的故居——箭杆胡同20号(原9号)。
我按照一篇文章的标示，由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旧址向西再折南，沿着北池子大街走300多米，估摸着快到了。恰巧旁边闪出一个年轻姑娘，她边吃着油饼儿，边向门外走。我急忙走向前探问箭杆胡同陈独秀故居，她摇头不知。又问了四五个人，还是问不出头绪。我盲目地钻进骑河楼街，问一餐馆50多岁的女主人，她也“不晓得”。我灵机一动，前往一卖报小摊，60多岁的老汉略加思索说：“哎呀!箭杆胡同被拆除了。你从这里向西再向南，走大约100多米，就在那一片儿。”我七拐八转，凭感觉前行，终于有一中年男子一扬手说：“喏!就是东边这个胡同。”我走了五六步，进入一个小巷口，打眼看去，却见不到那北京胡同端口都有的胡同名称标牌。这已不成其为“胡同”的小巷，长约40来米，只有路南一个门楼。走近才看到，这是一个只相当于半间屋的旧门楼，大木门外框的红色几乎褪尽，中间新装了宽约一米二三的两扇小木门，闪着鲜亮的朱光，门楣两端各有一根突出来的六棱木柱，其淡红的残漆中透出上面雕刻的“吉祥”二字。只有小木门旁的两只约高60厘米的残旧石狮子，还能多少显示出旧主人的威严。如果不是大门外西边立的一块约1米高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着“陈独秀故居”，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故居。
再仔细看，在大门框的西上方有一小红牌，上写“箭杆胡同20号”；再西首外墙上，有一块被茂密的爬山虎遮去左上角的约50×40厘米铁牌。其上写着：
陈独秀故居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安徽怀宁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改为文学院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历任中共最高领导。2001年，陈独秀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笼统地说“2001年”，而石碑上记得清楚：这里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是2001年7月12日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而石碑是这年10月立的。
而这个小院在这前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现在只见大门紧闭，胡同里寥无他人。我不愿这样离去，就在那里转悠着，等待里边有人出来，以便询问详情。随着一声门响，出来一个30来岁的青年人。我走上前问能否进去看看，他转身一指：“你没看到吗？这是居民住家，不能进的。”我这才注意到，在大门框的东边上有一方白纸，上面有电脑打出的八个字：“居民住宅，谢绝参观!”他说完话，不容回旋地走向对面的公共卫生间。
我仍不甘作罢。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从门里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叫郝秀华，已80多岁，但身骨硬朗，面目和善。当我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后，她马上微笑着说：“行，你进来看看吧。”她指着门楼西边说：“门楼和西边连着的两间耳房，还有再西边的三间北屋，都还是旧房子，最西边的三间瓦房是新翻盖的，变得比这边高了，其实原来是一样高的。听说陈独秀夫妻(即陈的第二位夫人高君曼)就住这三间旧瓦房。”她还告诉我：她老头儿叫孙志诚，已87岁了，他从小就随大人移住到这里；这院里原有三户，后又住进两户，搭建了这么多小房子，原来是一个院，现在变成了两个。我在里面转了一圈，看到实际上已不成其为院子，所谓俩院，只不过是几条狭隘通道被中间一个小木门隔开而已。老人还说：这箭杆胡同原是与东边一条大街相通的，住有六七十户呢；后来，被拆迁盖大楼啦，东边成为民政部，北边成为高检院；我们这一户原来也要拆的，可市文物局不同意，才保留下来。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四周即使只有一箭之地的人，也不知道箭杆胡同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他是一边倒地加以否定；只是近些年才开始逐步走向客观些，尽管当前还未到位。对其人如此，其故居更何谈!君不见，其故居立碑挂牌是迟至2001年下半年的事吗。
但是，五四运动前后，这里可是个车水马龙、风云际会的极为重要场所。
陈独秀是在1917年1月来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由《青年杂志》改成)募款，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留聘文科学长的，不久陈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编辑部就设在陈住的院子内。陈以《新青年》和北大讲坛为阵地，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以北大著名教授和社会上激进的名流蔡元培、胡适之、鲁迅、周作人、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和一批爱国青年为大将和骨干，向着封建专制、帝国主义及没落反动的旧文化，奋勇冲杀，所向披靡。先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后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李大钊，更在《新青年》上连续发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呼吁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正是在这种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才产生了五四运动，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据考证，1920年1月，在北大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当助理员、一月只有8块大洋薪水(当时北大一个学生的每月生活费约需6元)的毛泽东，曾到箭杆胡同拜会过名声煊赫的、每月有300元俸金的一代宗师陈独秀。
这次会见，以及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言行，给毛泽东教育很大、影响深远。直到1945年，也就是这次会见25年后，亦是陈独秀死于重庆市附近的江津后第三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七大”预备会议上高度评价陈独秀。毛泽东说：
“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事实确是这样。为避北京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由李大钊陪同，化装坐骡车出城，然后从天津乘火车重返上海。二人在骡车上约定，分手后即分别在上海、北京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这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他又与京湘粤鄂鲁等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共产党。第二年7月，即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向中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尽管陈独秀因在粤有事未能出席“一大”，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最高领导人；而且直到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这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一直是非他莫属。由此可见，他对中共的创建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我伫立在陈独秀故居前，看着这座旧门楼和那几间旧瓦房，感到这在北京数不清的四合院中实在是普普通通的；但想象着其主人在这里三年多时间内的所做所为及其产生的影响，又岂能以“惊天动地，功勋卓著”几个字了得!
近10年来，陈独秀研究渐成热点，评论陈的文章时见报端，《陈独秀传》也出了好几本。但我感到，从总体说，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我从北京购得两本《北京名人旧居》的大部头书，都是去年以来出版的，其中一本有陈独秀故居，而另一本中排了38位近现代名人故居，可就是没有陈独秀的。这时有时无，犹如早春，乍暖还寒。
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时间又过去了63年，现在是否到了“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的时候了呢？我看是应该到了。
这使我想起著名学者欧远方生前写的《陈独秀之死》(1997年7月)。欧老在文中以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并综合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对陈独秀作了高度评价：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如果任何人只做其中一件，都应该彪炳史册，而陈在这两件大事中都各领风骚；陈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塑铜像予以纪念。
由此我又想到，北京现在的陈独秀故居是徒有其名，里面几乎找不到陈的遗物旧迹。这不能不使人遗憾、怅惘。依愚之见，陈独秀故居还是应该有名有实，应该办个展览室或纪念馆，应该有些他当年的遗物、著作等，以反映这位近、现代史上的伟人的品格、言行和贡献。而对故居的现状，则不必作大的改动，只需搬迁出两三家住户，稍作修葺即可，留些痕迹也可说明对陈独秀的认识过程。
我将离去时，只听“吱”的一声响，一辆三轮车停在身后。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推着车上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大声说：“这就是陈独秀故居，其实里面啥也没有，只住了几户居民。现在这里成了一个旅游点。”姑娘们只抬眼打量了一下院落，流露出惊疑、不屑的神情，那潜台词似乎说：“原来是这样子。”她们连车也没有下，就随三轮车掉头而去。
然而，那三轮车师傅说的“旅游点”的话仍回响在我的耳旁。我不由得作深一层想：这里难道仅仅是个旅游点吗？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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