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故居:今日蒿蓬难掩昨日辉煌

2006-04-15 作者: 刘谓福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6年第4期 陈独秀故居:今日蒿蓬难掩昨日辉煌 作者:刘谓福 ]

2005年11月初的北京,北风萧萧,天日朗朗。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寻访了陈独秀的故居——箭杆胡同20号(原9号)。

我按照一篇文章的标示,由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旧址向西再折南,沿着北池子大街走300多米,估摸着快到了。恰巧旁边闪出一个年轻姑娘,她边吃着油饼儿,边向门外走。我急忙走向前探问箭杆胡同陈独秀故居,她摇头不知。又问了四五个人,还是问不出头绪。我盲目地钻进骑河楼街,问一餐馆50多岁的女主人,她也“不晓得”。我灵机一动,前往一卖报小摊,60多岁的老汉略加思索说:“哎呀!箭杆胡同被拆除了。你从这里向西再向南,走大约100多米,就在那一片儿。”我七拐八转,凭感觉前行,终于有一中年男子一扬手说:“喏!就是东边这个胡同。”我走了五六步,进入一个小巷口,打眼看去,却见不到那北京胡同端口都有的胡同名称标牌。这已不成其为“胡同”的小巷,长约40来米,只有路南一个门楼。走近才看到,这是一个只相当于半间屋的旧门楼,大木门外框的红色几乎褪尽,中间新装了宽约一米二三的两扇小木门,闪着鲜亮的朱光,门楣两端各有一根突出来的六棱木柱,其淡红的残漆中透出上面雕刻的“吉祥”二字。只有小木门旁的两只约高60厘米的残旧石狮子,还能多少显示出旧主人的威严。如果不是大门外西边立的一块约1米高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着“陈独秀故居”,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故居。

再仔细看,在大门框的西上方有一小红牌,上写“箭杆胡同20号”;再西首外墙上,有一块被茂密的爬山虎遮去左上角的约50×40厘米铁牌。其上写着:

陈独秀故居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安徽怀宁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改为文学院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历任中共最高领导。2001年,陈独秀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笼统地说“2001年”,而石碑上记得清楚:这里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是2001年7月12日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而石碑是这年10月立的。

而这个小院在这前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现在只见大门紧闭,胡同里寥无他人。我不愿这样离去,就在那里转悠着,等待里边有人出来,以便询问详情。随着一声门响,出来一个30来岁的青年人。我走上前问能否进去看看,他转身一指:“你没看到吗?这是居民住家,不能进的。”我这才注意到,在大门框的东边上有一方白纸,上面有电脑打出的八个字:“居民住宅,谢绝参观!”他说完话,不容回旋地走向对面的公共卫生间。

我仍不甘作罢。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从门里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叫郝秀华,已80多岁,但身骨硬朗,面目和善。当我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后,她马上微笑着说:“行,你进来看看吧。”她指着门楼西边说:“门楼和西边连着的两间耳房,还有再西边的三间北屋,都还是旧房子,最西边的三间瓦房是新翻盖的,变得比这边高了,其实原来是一样高的。听说陈独秀夫妻(即陈的第二位夫人高君曼)就住这三间旧瓦房。”她还告诉我:她老头儿叫孙志诚,已87岁了,他从小就随大人移住到这里;这院里原有三户,后又住进两户,搭建了这么多小房子,原来是一个院,现在变成了两个。我在里面转了一圈,看到实际上已不成其为院子,所谓俩院,只不过是几条狭隘通道被中间一个小木门隔开而已。老人还说:这箭杆胡同原是与东边一条大街相通的,住有六七十户呢;后来,被拆迁盖大楼啦,东边成为民政部,北边成为高检院;我们这一户原来也要拆的,可市文物局不同意,才保留下来。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四周即使只有一箭之地的人,也不知道箭杆胡同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他是一边倒地加以否定;只是近些年才开始逐步走向客观些,尽管当前还未到位。对其人如此,其故居更何谈!君不见,其故居立碑挂牌是迟至2001年下半年的事吗。

但是,五四运动前后,这里可是个车水马龙、风云际会的极为重要场所。

陈独秀是在1917年1月来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由《青年杂志》改成)募款,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留聘文科学长的,不久陈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编辑部就设在陈住的院子内。陈以《新青年》和北大讲坛为阵地,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以北大著名教授和社会上激进的名流蔡元培、胡适之、鲁迅、周作人、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和一批爱国青年为大将和骨干,向着封建专制、帝国主义及没落反动的旧文化,奋勇冲杀,所向披靡。先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后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李大钊,更在《新青年》上连续发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呼吁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正是在这种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才产生了五四运动,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据考证,1920年1月,在北大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当助理员、一月只有8块大洋薪水(当时北大一个学生的每月生活费约需6元)的毛泽东,曾到箭杆胡同拜会过名声煊赫的、每月有300元俸金的一代宗师陈独秀。

这次会见,以及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言行,给毛泽东教育很大、影响深远。直到1945年,也就是这次会见25年后,亦是陈独秀死于重庆市附近的江津后第三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七大”预备会议上高度评价陈独秀。毛泽东说:

“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事实确是这样。为避北京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由李大钊陪同,化装坐骡车出城,然后从天津乘火车重返上海。二人在骡车上约定,分手后即分别在上海、北京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这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他又与京湘粤鄂鲁等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共产党。第二年7月,即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向中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尽管陈独秀因在粤有事未能出席“一大”,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最高领导人;而且直到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这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一直是非他莫属。由此可见,他对中共的创建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我伫立在陈独秀故居前,看着这座旧门楼和那几间旧瓦房,感到这在北京数不清的四合院中实在是普普通通的;但想象着其主人在这里三年多时间内的所做所为及其产生的影响,又岂能以“惊天动地,功勋卓著”几个字了得!

近10年来,陈独秀研究渐成热点,评论陈的文章时见报端,《陈独秀传》也出了好几本。但我感到,从总体说,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我从北京购得两本《北京名人旧居》的大部头书,都是去年以来出版的,其中一本有陈独秀故居,而另一本中排了38位近现代名人故居,可就是没有陈独秀的。这时有时无,犹如早春,乍暖还寒。

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时间又过去了63年,现在是否到了“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的时候了呢?我看是应该到了。

这使我想起著名学者欧远方生前写的《陈独秀之死》(1997年7月)。欧老在文中以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并综合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对陈独秀作了高度评价: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如果任何人只做其中一件,都应该彪炳史册,而陈在这两件大事中都各领风骚;陈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塑铜像予以纪念。

由此我又想到,北京现在的陈独秀故居是徒有其名,里面几乎找不到陈的遗物旧迹。这不能不使人遗憾、怅惘。依愚之见,陈独秀故居还是应该有名有实,应该办个展览室或纪念馆,应该有些他当年的遗物、著作等,以反映这位近、现代史上的伟人的品格、言行和贡献。而对故居的现状,则不必作大的改动,只需搬迁出两三家住户,稍作修葺即可,留些痕迹也可说明对陈独秀的认识过程。

我将离去时,只听“吱”的一声响,一辆三轮车停在身后。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推着车上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大声说:“这就是陈独秀故居,其实里面啥也没有,只住了几户居民。现在这里成了一个旅游点。”姑娘们只抬眼打量了一下院落,流露出惊疑、不屑的神情,那潜台词似乎说:“原来是这样子。”她们连车也没有下,就随三轮车掉头而去。

然而,那三轮车师傅说的“旅游点”的话仍回响在我的耳旁。我不由得作深一层想:这里难道仅仅是个旅游点吗?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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