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 2006年第6期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作者：郭洪业 ]
1931年发生的全国大水灾，让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华民族几近于 “九死之绝境”。
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这一年南方的雨季来的很迫切。4月下旬，广东连日大雨，东、西、北江潦水同时暴涨。进入5月后大雨开始遍及全国，珠江、闽江、长江、淮河等流域雨量较往年明显偏大。长江水位上涨，江潮格外的猛烈，预示着这是一个水情不平凡的一年。
6月福建出现了大规模的降水，连绵的大雨使闽江洪水暴涨，福州市大水漫入，全市除东北部分地势稍高而幸免外，其它地方尽成泽国，许多房屋经不住大水浸泡纷纷倒塌，很多居民或为水溺、或为屋砸，死伤惨重。
广东三江警讯连月，7月1日，广东三水县各地大堤竟在一日之内数处溃决，四万多人顿时为水所困，溺饿而死的灾民达四五千人。7月12日，广东源潭、清远的防线终于被无情的洪水撕开了计达数千丈的缺口。房屋倒塌者不下万家，30，000多难民无家可归，粤韶铁路被冲断，损失达100万元以上。
贵州沿河县“风雨大作，洪水暴发，纵横百余里之田土房屋，悉被漂没”。威宁“天降冰雹，田禾各物，均被打坏，秋时洪水暴发，土皮多被拆去”。全省被灾者计达20县之多。青海西宁“迅雷巨雹，狂风暴雨，酿成亘古未有之奇灾，全境禾穗被打”。全省受灾达12县。
7月24日，安徽芜湖的凤林、麻浦两大圩为汹涌而来的大水冲决，20万亩良田顿时为滔滔洪水所吞没。皖北淮河水势大涨，阜阳县被淹5万多家，淹死2，000多人。寿县县城陷入一片汪洋，难民坐于城墙上可以洗手涮足。颍上、凤台等县濒河地区尽被水淹。怀远“河湖倒漾，平地行船，水翻堤坝”。五河县“暴雨狂风，兼旬不息，以至遍野之洪流，又猛涨五尺有余，全境泽国，巨浪滔天，一望无涯，决无半点干土”。
在浙江，余杭大雨连日，六天不止。苕溪水与堤平，全城各处尽成泽国。富阳“27日起狂风暴雨，雷电冰雹，历时十余分钟，县政府房屋及民房田禾，均被雹击损毁”。太湖一带因雨水过大，一时排泄不及，水位大涨，环太湖各县损失惨重。
镇江、丹阳七月份降水平均在550毫米以上，江水暴涨，江潮潮位高达7.82米，江潮涌高倒灌，河水陡涨，其情景“为数千年来所未有”。
南京城也为一片汪洋所包围。京沪线铁路龙潭到栖霞段被大水淹没冲断，京杭公路被大水冲的千疮百孔，无法使用。电话线路多日不通。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的津浦路也为洪水冲断，持续54天不能通车。南京下关一带的4，000多棚户被江水冲毁，“成人鹄立水中，呼天喊地，小孩则啼哭不已，栖身无所，饥来无食，寒来无衣”。水西门外的沙洲圩也被水冲破，棺木漂流水中者，达800多具。
东北黑龙江、辽宁等省份也出现了灾情，至此全国几乎陷入无地不灾的严重局面。7月30日，救灾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呈文蒋介石和行政院报告说：“此次被水灾区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16省，灾民至少在5，000万以上……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
8月2日，防卫汉口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单孔桥溃决，汉口全市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达三四尺深。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扶老携幼，仓皇逃避，时人记载：“富者重资雇佣（车马），冀免其鱼之戚，贫苦之壮者泅水而逃，至于老弱妇幼，则拽杖挽臂，且行且泣……一路呼天撞地，哭儿叫娘之声，惨极酸声。”“茅棚板屋全栋浮起，难民善水者，或伏屋顶，任其漂流，或攀电杆，疾呼救命。”“路埂上之灾民，则仍旧万千成集，坐卧于水深火热之中，无衣无食，哭声播野，诚空前未有之浩劫也！”8月15日，在大水中坚持了半个月之久的日租界终为大水所吞噬。至此，整个汉口已告陆沉。低洼处水深3丈，浅处也有3尺多深，昔日繁华街市，此时浊水茫茫，楼房如水中孤岛。“灾民多避居树上，树叶皆被食尽”。《国闻周报》哀叹：“武汉已成沧海！”
在湖南，溆浦“水灾惨重，亘古未有，溺毙人尸5000具，田庐荡尽”。永绥“大雨如注，河水涨至十余丈，溪洪同时暴发，堤溃山崩，田土房屋，尽被倾圮”。洞庭湖区各县灾情尤为惨重，溃决堤垸1600多处，淹没农田400多万亩。全省受灾地区达60余县。
河南是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周口镇“大雨连绵，十日不已，田园庄舍，淹没坍塌。沙河上游决口，巨浪雄涛，势如奔马，遍地尽成泽国，黑夜横流，人民在睡梦中被卷去者不可数计。灾情之重，古今罕有……”沿淮各县，均处于一片汪洋之中。黄河重要支流的伊、洛两河也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两河沿岸十余县受其涤荡，损失极惨。8月9日，河南省赈务会主席张钫致电行政院、内政部、财政部、赈委会，报告河南受水灾者已经达40多县，到8月20日，张再次电告蒋介石、张学良受灾情况时，灾区已经扩展到67县，河南难民达到1，500万以上。9月份进行统计时则达90县之多。
在长江上下游深受大水煎熬之时，强烈的飓风多次横扫闽、浙，余威播于赣、皖、苏各地。8月10日，一股强烈的飓风在福建登陆后一路北上，所及之处，房倒屋塌，树木摧折。25日又一股飓风狂扫上海及附近海面并深入内地，致使上海外海、内河的航运全部停顿达48小时，这场飓风使水势刚有所回落的高邮等地，狂风暴雨昼夜不息，邵伯湖、高邮湖发生湖啸，滔天的巨浪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本已脆弱不堪的大堤，冲决运河大堤，邵伯全镇被淹，里下河十余县陆沉，不及逃命而惨遭淹毙者多达数万人。“由淮阴南门舟行至高宝一带，惟皆行驶于秋禾之上”。兴化县最高之县署，“亦水深3尺，其他低洼之处，水高于檐”。灾情之重“几与武汉不相上下”！
28日飓风再次登陆，芜湖“数千人为大水所溺，大批的尸体在风雨中无法掩埋，只好系在树上以防漂走”。飓风过后大雨连绵，福建再受水灾，灾情重者达十多县。
江西沿江大堤和所有洲口大圩，悉被冲毁，受灾田园，达数百万亩，九江等城市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鄱阳湖储水外溢，沿湖一带千余里，悉被淹没。面对空前严重的灾情，江西省政府束手无策，赈灾无钱可支，抗洪则无策可用，水势逼人，灾民嗷嗷待哺，万般无奈之下，省府委员只好全体请辞，自谴“防御无方，救济力薄，致数十百万人民，死无所窀，生无所归”。
8月底，湖南省受灾区域达到了54个县，灾民1，400万，死亡20余万，洞庭湖区各县，受灾尤重，大多没于滔滔洪水之中，受灾耕地800万亩。
《国闻周报》称：“现时全国水灾区域，有谓16省者，然将各报记载归纳一处，岂止16省已哉……他如河北、山西、辽宁诸省，被水灾者，多少不等，几无一省能以幸免。此诚历史上少有之浩劫。”
在武汉逗留了几天的蒋介石也深切感受到了水灾之严重，在《告水灾被难同胞书》中称：“大江南北，洪水汜滥，祸事之惨，灾情之重，亘古未有，……此次水灾之奇重，不仅影响长江人民之生计，实关系中华民族整个之生存！”
如此局面正如国民党中央在《为赈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所哀叹：汤汤江汉，滔天未已。茫茫禹迹，沉没堪虞。死者尽葬鱼腹，生者沦为饿殍。斯诚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人祸不已，天灾交作，其势之猛烈，将国民政府的统治推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国内南方有粤方讨蒋之役，国民党顽固清剿红军的政策又让赣、湘、鄂、皖等地战火未已；石友三在北方重新燃起了战火；日本导演的万宝山事件置中日关系于险风恶浪之中；东北处于“九·一八事变”前夜的种种不祥征兆中。如此内外交困之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发出悲怆的哀号：此次水灾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2/3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5，000万以上。今日之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痛伤国家民族元气的损失
当时中国统计事业的不发达，此次大水所造成的具体损失到今天已经难以进行精确评估了。当年8月11日，《申报》报道：“湘、鄂、皖、赣、苏五省受灾人数约达2，300余万，倒塌房屋1万余户，耕地被灾者达全国总面积的12%，整个损失超过20亿。”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苏、皖、湘、鄂、赣、豫6省的90个重灾县调查统计显示，总损失也在20亿元以上。而当时全国受灾县数共672个，重灾县就有214个（全境淹70%以上，农业歉收6成以上为重灾区）。特设赈务委员会曾对苏、皖、湘、赣、鄂、豫、浙7省情况进行统计，结果为：受灾面积318，629平方公里，灾民4，330万人，死亡265，800人，房屋财产损失15.75亿元。但如以各地所报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则远远大于此数。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统计，仅豫、鲁、苏、皖、赣、鄂、湘、浙八省受灾人口即达5，127万，死亡400，305人，受淹农田14，635万亩，经济损失达22.54亿元。这一数据与《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所统计结果十分相近，后者略大于前者。而死于饥饿、瘟疫者则无从统计，有人估计因此而死亡者达300万之巨，虽缺乏这方面详实史料可以佐证，但像河南省“各县水灾之后，继以时疫，死亡枕藉，惨不忍视”的景象是大量而真实地存在的，死亡人数远大于直接死亡者则是毫无疑问的。
此次空前灾难出现于我国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使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更加趋于崩溃的边缘。当年国内粮食大量减产，著名的芜湖、九江米市也充斥着洋米。此年和次年，洋米继续倾销于国内市场，进口量较前增长1倍以上。民国二十一年长江流域农业收成较好，但各省慑于民国二十年缺粮之痛，纷纷积谷备荒，仍在维持米禁政策。民国十九年进口小麦276万担，民国二十年猛增至2277万担，民国二十一年仍受水灾影响，米谷进口较民国二十年增1倍以上，小麦虽有回落但仍大大高于往年。东南缺粮省如福建、广东等地大量进口洋米洋麦以补其不足。
损失最为惨重者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7省。而受其创伤至痛至深者则属河南、安徽、湖北数省。河南自民国统一以来，天灾人祸交作，无岁不灾，此次大水几遍于全省，更使元气遭重创。“各县水灾之后，继以时疫，死亡枕藉，惨不忍视”。赈务之繁重，乃至于省财政罗掘俱穷。河南省财政，水灾前后几年均能保持收支大致平衡不至于破产，独此年收入减少而支出骤增，收支相抵出现约400万元的赤字，几占当年收入的45%。直到民国二十一年仍以“（民国）二十年水灾奇重，人民荡淅离居，故急赈工赈仍属切要之急”。
武汉全市被淹163，000余户，782，000余人。直到1933年商业经营者仍比大水前少1600家以上，很多商店经此打击一蹶不振，难以恢复，武汉在全国从此逊位于天津、广州之下。
江苏财政本就因积欠累累而不堪重负，在此次大水和次年的上海战事下，“直接受水兵两灾之人民损失不计外，已属可惊，而苏省近年来地方财政之穷困以及农村经济之衰落，是乃理所当然，势之必至矣”！
即使历年状况稍好一点的浙江，此次大水所带来危害之大，也是让人心惊的，“历年每遇天灾，尚可勉强支持，但本年处（民国）十七年（民国）十八年奇歉之后，社会元气尚未恢复……今遭受水灾风灾之县份，竟又达20县以上，稻田损失之外，且有蚕欠棉荒，竭一省之力以自维，已感困顿万状……惟他省直接间接之影响，势必使本省与他省同陷绝境”。
水灾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安徽打击之惨重，实在难以想象。“经临岁入总计16，344，870元，经临岁出亦如之，收支适合。在今视之，实为皖省预算空前绝后之巨数也。乃为裁厘之后，益以大水为灾，全省灾区达180，340里，灾民计9，485，000人，为30年来未有之厄运，社会经济半行破产，政府收入亦即锐减，于是不得不紧缩开支，以图补救，故本年度实际收支不过800万元耳”。收支几乎减去一半，经费压缩的结果，往往是从教育部门开始，堂堂安徽大学“惟值水灾之后，兼以国难，省库奇绌，学校几告停顿”。而农村教育受其影响尤大，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安徽“在民国二十年水灾之际，收入锐减，大多数县份均有亏欠，两年来虽生产上稍有起色，又因物价低廉之影响，不易恢复水灾以前之状态，大多数县份对于教育事业，除已实行紧缩政策外，仍多积欠”。
大水之后的江淮广大地区，出现了如同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北方大旱后的地价剧跌现象，江淮流域5省81县，地价平均下跌了37%，皖北竟下跌了49%，而高利贷率则平均提高了1/3，此后连续几年地价持续下跌，这更说明了此次大水给本已十分疲弱的农村经济带来的惨重打击，大大加深了农村社会经济本已十分严重的危机。
举国倾力的赈济活动
刚刚经过裁厘改税的改革，水灾之下各地大部分田赋被蠲免，地方政府收入大减，而支出则因赈济繁巨而剧增，根本拿不出用于赈灾的庞大开支。而国民政府财政也一向拮据，当年全国总预算只有977，087，761元，其中军费和债务两项就占80%以上，财政的窘况可想而知。救济水灾耗资巨大但又刻不容缓，国民政府只好以盐税为担保发行8，000万元救灾公债（实际发行额为3，000万元，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售困难停止发行）。并允许河南、湖北各发行300万救灾公债以自救。
8月6日，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在上海成立，许世英、王一亭、王小籁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决定组织五百个劝募组分赴全国各地劝募，每组筹募1，000元。
8月14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宋子文为委员长，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等为委员，并决定招聘国内外知名人物为额外委员帮助筹集募款。
救济水灾委员会制订了总额高达7，000万元的庞大计划，其中3，750万元购买小麦用以施赈和工赈，运费1，200万元，救灾工作费1，000万元，其余用于购买灾民寒衣、卫生工作、紧急费用和准备金。分救急、过渡、恢复三个阶段进行大规模救济工作。
救急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灾民于洪水未退时得以生存。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省在各被水灾区大量设立难民所，由于难民数量庞大，物资有限，条件都比较简陋，每日对难民进行施粥，或发放馒头，以免其不死。
工赈是在华洋义赈会负责下进行的，救济水灾委员会转拨五万吨美麦供其调拨。华洋义赈会分江、淮为18区（实设16）实施大规模浚河筑堤工程，这样一可救人，二可收亡羊补牢之效。各区分别收纳灾民数万至十数万不等，总计达110万人以上，间接受益者约在1，000万以上。
为赈济难民，湖北省决定公职人员捐薪助赈，以3个月计，拟可征集46，000余元的赈款，各地纷纷效法。8月26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采用湖北、江苏省政府公职人员捐薪赈灾的办法，规定100元以下者捐5%，200元以上者捐10%，400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以3个月为限。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全国一切非切要建筑一律停止，将经费移借政府专用；中央党部的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用于购买赈灾公债；加征奢侈品税；移救灾民；禁止屠杀耕牛等。此前刚刚实施的洋米进口征税政策也被取消，鼓励进口粮食以补不足。9月3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为赈济水灾购买美麦45万吨，半数为麦，半数为面粉，自9月起每月运回5万吨。
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和直接指导下，北方的救灾活动进行得相当热烈。8月27日，天津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张学良自任委员长，天津市政府决定先垫2万元，并向银行借款10万元急救汉口水灾。9月8日，张学良还在北平副总司令部设立各省水灾筹赈会，并于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政府及哈尔滨、威海卫、北平、天津、青岛等市政府设立分会，张学良兼任会长，并要求各省市长兼任分会长。
灾情也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深切同情，武汉天主教会致函罗马教皇请求拨45万元用于赈济中国大水，很快得到批准；美国总统胡佛电令美在华机构和军舰努力帮助中国救济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美元专用于汉口水灾的赈济工作；日本天皇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灾区给予10万日元的赠款；许多国家政府或首脑以各种方式向国民政府慰问我国水灾；东南亚华侨华商也纷纷慷慨解囊救助患难同胞。
国联对中国的灾情十分关注，国联秘书处还拟制订帮助中国灾区恢复的计划。9月8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英国代表薛西尔提出的国联卫生部协助中国救济水灾的议案。9月15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飞抵南京，同中国卫生部会商灾区防疫问题，拉西曼还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任卫生部高等顾问。
救济水灾委员会到10月20日共“收到各种捐款合法币5，239，305.41元，内计：私人捐助洋164，205.88元；团体捐助洋3，068，574.46元；华侨捐助洋877，967.41元；外人捐助洋1，128，577.66元”。这笔捐款对水灾的救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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