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 2006年第6期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作者：金 凤 ]
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新闻界的前辈李庄同志不幸于2006年3月3日辞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李庄同志德才兼备，为党的新闻事业特别是《人民日报》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庄同志是我第一位上级，我是在李庄同志严格的训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缅怀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李庄同志是1948年12月，在刚解放的河北省良乡。当时，北平即将解放。上千名大学生齐集良乡，准备参加北平、天津的接管工作。中共北平市委在良乡成立，人民日报社先遣组也已到达良乡。我离开清华大学奔赴解放区，到华北局城工部报到后，一路行军来到良乡，经北平市委组织部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采访科科长兼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也风尘仆仆赶到良乡来了。
李庄同志那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已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了。他穿一身棉军服，身材高大，文质彬彬，说话从容不迫，态度平易近人。闲谈中他提到他父亲是徐水县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1947年在上海交大入党，曾深深为自己出身江南水乡地主家庭而苦恼。李庄同志大概看过我档案(到解放区写的一份详尽的自传)，了解我的情况，也了解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心情。他笑笑说：“家庭出身我们不能选择，但参加革命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劳动人民出身，并不妨碍他们是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我们队伍中有的领导同志也出身剥削阶级，但他们彻底背叛了出身的阶级，很好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背上家庭出身这个包袱呢?”
李庄同志真善于做思想工作，见面不久，便解除了我的思想负担。从此，我可以昂起头，挺起胸，全身心投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李庄同志告诉我们，他上过农业专科学校，酷爱文艺。抗战爆发，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22岁当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特派记者，25岁当了编委和采访组组长。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位新闻界前辈来领导我们工作。我们几个北大、清华、燕京的大学生，自以为读了不少书。不料，李庄同志的文史知识十分渊博。他和我们谈唐宋诗词，谈《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如数家珍。他和我们谈政治，谈历史，谈抗日战争的艰苦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我们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党的城市政策，谆谆告诫我们，学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做好党报记者工作的第一步。
1949年1月，李庄同志带了陈迹和我，去北平郊区长辛店采访，这是我踏上记者岗位的第一次采访。
我们背着背包赶到长辛店。街上秩序井然，李庄同志带着我和陈迹访问了军管会主任，了解长辛店解放和著名的铁道机车修理工厂恢复生产的情况。
陈迹是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上大学前曾工作过，比我老练。李庄同志布置他单独采访一些工人。我刚刚20岁，刚离开校门，没有一点社会生活经验，不知道怎样采访。李庄同志看出我的紧张和为难，带着我去登门访问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地下党员杨宝嵩。
杨宝嵩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打满补丁的黑色棉衣。他一见穿着军装的李庄同志，像见了亲人那样高兴，笑着伸出双手和李庄同志握手，李庄同志也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杨的双手，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那样亲密地聊起来了。我口袋中装着一个用解放区造的粗纸订起来的小本本，准备记录采访的谈话。只是，那些家常话又怎么往小本本上记啊！
只听李庄同志尽在问老杨身体好不好，他老伴身体好不好，国民党撤退时全家受惊没有?解放军来了粮食供应怎么样?工厂开工没有?工友和家属对共产党、解放军都说些什么……
老杨一一叙说着，就像和老朋友聊天那样。渐渐地，他说到1923年京汉铁路的罢工斗争，讲到他坚持三十年艰难险阻的地下斗争，他越讲越兴奋，越讲嗓门越大。我听得入神，完全忘了往采访本上记了。
他们谈了足足有三小时，我的小本本上一字未记，根本没好意思从口袋里掏出来。
回来路上，我问李庄同志：“这是采访吗?”李庄同志郑重回答：“这怎么不是采访呢?采访就是调查研究，就是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和他平等地、同志式地讲心里话，用我们河北话来说，叫拉呱。”
我这才开了窍，原来，采访是这样进行的。要善于和采访对象交朋友，讲心里话，这也成为我一生进行采访工作的准则。
李庄同志当天晚上，便写了杨宝嵩访问记，发表在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上。
我学着李庄同志的样子，到工厂找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像李庄同志那样，恭恭敬敬地把工人同志当成自己的老师、朋友，和他们亲切地聊天，他们果然也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和我谈了很多情况。
我整理了采访的材料，在李庄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写了两篇通讯，发表在2月7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上。
1949年1月31日，我们坐了大卡车随解放军进入古城北平。2月3日，李庄同志指挥我们新华社北平分社的记者陈迹、柏生和我等，进行了解放军入城式的采访报道。
1949年的北平，全国性的会议特别多。我是人民日报社最年轻的记者，分工采访学生、青年和青年团的工作。2月，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我是学生运动过来人，对学运报道情有独钟，便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的报道。李庄同志看了说：“一个学生代表会的筹备会你写了两千多字，学代会正式开会，你要写多少字呢?”他大笔一挥，将两千字压成两百字的短讯，使我很难为情。他严肃告诫我：“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不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军，主力军是工农兵。采写什么内容，写多少字，必须从政治出发，不允许带任何个人情绪。”这教训，我牢牢记下了。
李庄同志对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根据分工，我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采访报道，又和陈迹一起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会议的报道。从新闻、通讯、特写到评论全包了，大家受到很大锻炼。
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代表的专访，访问了刘伯承、粟裕、冯文彬和学生代表。李庄同志参加政协会议采访，每天写一篇特写，包括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讲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篇特写，他将那句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讲话传遍全国人民。他同时还指挥对政协代表的采访。采访名单中原来并没有刘伯承同志，可能考虑到刘伯承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年龄也较高。李庄同志根据平日分工让我访问作为青年将领的粟裕、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和学生代表。我到中南海访问粟裕同志，饭桌上见到了中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伯承同志，萌生了想访问他的强烈愿望。回来后我报告了李庄同志，李庄同志支持了我的要求。他采访过刘伯承同志，写过为刘伯承同志祝五十寿辰的文章。他亲自打电话给刘伯承同志。我终于能顺利访问了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并且和他谈了八小时。遵循李庄同志的教导，我以小学生的态度，恭恭敬敬记下刘伯承同志谈二野在解放战争中的经历和作用的精彩讲话，又访问了二野代表团，用刘伯承同志说的“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作为标题，写了文章送刘伯承同志审阅。刘伯承同志看过文章，用毛笔作了修改，最后写“刘伯承阅”几个大字。李庄同志看了十分高兴，他嘱咐我将原稿保留，另抄一份送排字房发排。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来信，以为作者是资深军事记者。李庄同志立即告诫我：“千万不要骄傲。归根到底是刘伯承同志讲得精彩，你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下来罢了。”事实果然如此，我的确骄傲不起来。同时，我还是十分感谢李庄同志对我的“敲打”。
1949年10月1日，李庄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时又指挥了人民日报社记者参加开国大典的采访报道。我有幸在金水桥畔整整站了十二个小时，写了一篇特写。
这一年，我写了一百多条新闻，四十多篇通讯、专访、特写和评论，在采访写作方面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始，这和李庄同志的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李庄同志又及时提醒我，不能停留在北京作—些短、平、快的采访报道，必须到全国各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
1950年起，我开始到全国各地采访，稿件的质量有所提高。
我一向喜欢文学，看的文艺作品很多，不大注重理论学习。李庄同志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批评了我。他告诉我，他和副总编辑安岗同志、编委肖航同志是太行山来的老战友，深感战争时期不能系统学习理论，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他们三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相监督，彼此相约每天不论工作多么繁忙，必须挤出一两个小时系统学习马列原著。他说，要当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刻苦攻读马列著作。
我听了十分惭愧，下决心挤时间攻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并开始啃《资本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庄同志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奔赴前线，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也是我学习的典范。
凭李庄同志的实力和爱好，他也许更愿意当一位名满天下的名记者和作家。李庄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甘心牺牲个人的兴趣爱好，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长期当内勤值夜班，勤勤恳恳地当一名老黄牛。
从朝鲜前线回来，李庄同志调总编室工作。后来又去莫斯科负责《苏中友好》杂志的工作，一干好几年。
1960年，李庄同志调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主任。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我离开河北记者站调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编辑，主要写评论，也做一些农村调查工作。我偏爱记者工作，不安心当内勤，曾在李庄同志面前发牢骚，说让我写评论是“赶着鸭子上架”，吃力不讨好。李庄同志严肃批评我，不能凭个人兴趣爱好，对工作挑三拣四。一定要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调配，即使放弃个人兴趣爱好，也是应该的。他派我先后去山西武乡、北京郊区怀柔调查《农村工作十二条》、《农村工作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我了解了农村很多真实情况，获得很多宝贵资料，增强了我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了解。1962年，李庄同志又安排我参加报社的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地区羊头岗村调查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冒风险的问题。我请示李庄同志，对包产到户究竟应该怎么看?李庄同志谨慎地说，可能是一时权宜之计，也可能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我和黄植、安子贞同志一起写的调查报告，谨慎地把巩固集体经济放在首位，把包产到户作为一部分农民的要求。房山县委有同志向北京市委告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鼓励农民搞包产到户。彭真同志看了调查报告，说调查组还是把巩固集体经济放在首位嘛。这才避免了一场政治风波。
李庄同志还安排我一些采访任务。他对写稿提出很高要求，他说：“文章必须有新意，切忌套话空话；必须有闪光点，切忌淡而无味，老调重弹”。
当时贵州省出现了一位坚持侗寨十三年，为侗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的民兵英雄吴兴春。新华社贵州分社写了通讯，李庄同志看了不满意，让我去贵州采访。我跟班采访吴兴春，又访问了他周围干部和很多侗族百姓，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李庄同志毫不客气地砍了一半，他说：“发一个版足够了，不能随心所欲。”这当然又是对我的一番“敲打”。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写文章有许多禁区，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能写。我请示李庄同志，究竟能写什么?李庄同志巧妙回答：“除了不能写的，都能写！”这让我很为难，我小心谨慎地说：“是不是能写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李庄同志说：“知识性可以写，趣味性不行，免得被批为帮闲文学。”
“文革”灾难，李庄同志和报社许多领导同志一样受到很大冲击。他曾在报社搬运组搬运新闻纸，在图书馆打扫清洁卫生，到干校干重体力劳动……我则坐牢五年，出狱后和李庄同志同住煤渣胡同宿舍，见面时不能多谈，相互点点头而已。
粉碎“四人帮”后李庄同志担任总编辑，仍长期做夜班工作，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在记者部当记者，一次为稿子去见他，问他“长期做夜班，吃得消吗”？他摸摸有些灰白的头发，宽厚地笑笑：“还行，还行。”真是位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啊。
李庄同志离休后仍辛勤工作。我有时去图书馆借书，总看到他在伏案查资料。他写了《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难得清醒》等好几本书，内容深刻，资料翔实，观点平实而又犀利。我认真拜读，受益匪浅，也有同感。李庄同志说到，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磨练，慢慢养成了“自以为非”的思维逻辑。凡事即使想不通也总以为是自己错了，党中央、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他慨叹，要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保持清醒头脑非常不容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进行了深切沉痛的反思后的肺腑之言。
90年代中期，李庄同志担任了如今在读者中有相当影响的《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炎黄春秋》的同志们说，李庄同志十几年来给杂志社出了许许多多的好主意。人民日报社不少老同志为《炎黄春秋》写稿，我也写了几篇。李庄同志对此颇为赞许。
最后一次见到李庄同志可能是在世纪之交，2000年左右。我去协和医院看病，恰逢李庄同志看完病从医院出来，我们在马路边树荫下交谈几句。李庄同志低声告诉我，他从一位长期主管农村工作的老朋友那里听到，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农民有好几千万人，数目实在惊人！我听了也大吃一惊。李庄同志当时神情凝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沉痛！我也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和老领导握手告别。不料，这竟然是最后一面。李庄同志住院期间，我几次想去探望。听赵培蓝同志说，李庄同志见到老同志去看他，常常心情激动，流泪不止。医生认为不利于治疗，谢绝探望。我听了只得作罢。现在想来，还是觉得遗憾。
众所周知，李庄同志才华出众，品德敦厚。记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提到“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这种社会现象。和李庄同志交往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别人的是非。一位和李庄同志同事多年的老同志为人苛刻，“文革”中表现不好，附和“四人帮”说什么“长期路线斗争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等谬论。同志们对他多有议论，李庄同志只是摇摇头。李庄同志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在工作上、思想上对下级要求严格，我多次受到他的及时“敲打”，受益很大。
古人有“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立德”为上。李庄同志在“立功、立言”方面贡献巨大，“立德”方面尤其突出。李庄同志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送给李庄同志和赵培蓝同志的条幅，上书“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我以为，出自《道德经》和《易经》的这两句名言精确地概括了李庄同志光辉的一生。不揣愚陋，谨以这八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和结束语：“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高风亮节，山高水长。”李庄同志安息吧。
（责任编辑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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