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 2006年第6期 周惠——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作者：权延赤 ]
1998年夏日的一天，我请周叔叔——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吃饭，最后一个到来的客人是包头市市长牛玉儒。他抢步上前蹲在周惠同志的轮椅前，握住周惠的手，眼圈泛红地说：“周书记，我当秘书时你送我三句话：勤政为民，实事求是，提高领导能力。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并不真懂，现在当了市长，这三句话一刻也没忘记，越照着去做，体会就越深……”
六年后，牛玉儒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勤政为民，鞠躬尽瘁——论学习牛玉儒精神》。
玉儒同志走后3个月，荐贤者周惠在全党向牛玉儒学习的热潮中，于2004年11月18日在北京医院静静地合上了双眼，他生前最后一次对我说的话是：“我这一辈子吃人民的饭，办人民的事，是人民的儿子；做过错事，没做过坏事；基本上在说实话，办实事；虽一生坎坷，却始终心境平和……”
我哭了。只有一生为民，无愧于人的老人才能像周叔叔这样安详、恬淡地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的年轻人对周惠这个名字可能陌生了；但是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的名字并不陌生。
1959年庐山会议，他一屁股坐到彭德怀一边，被批为“彭黄张周周”。一贯主张“缩小打击面”的毛泽东抓笔从文件中圈掉了第二个周。他对周惠说：“周惠呀，你是被我从里面硬抠出来的。”他对周惠的三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说：“惠省长呀，你那位老弟是被我挖墙角硬挖出来的。”毛泽东将周惠勾出了“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同时也勾掉了他的“知名度”。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一生努力实事求是、勤政为民的老党员、老领导。
他做过错事。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搞肃反，一位张县长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被指控为特务，周惠负责审查：“你是不是特务？要老实交待！”张县长说：“周书记，金子是黄的，黄的可不一定都是金子。我真是像特务，可我真不是特务呀！”经过调查，周惠放了这名“特务”，并真诚道歉：“我错了，你是好同志。”文革中，这位张县长又被打成“特务”，周惠不顾身处逆境，对红卫兵说：“几十年前，我们搞肃反搞错了，冤枉了他，你们不要再冤枉好人了。”
大跃进，全国各省都在放卫星，唯独湖南没有一颗“卫星”，被一位中央首长斥为“在中南海是乌龟，在全国也是乌龟……”省委班子吃不住压力，请示：“周书记，不吹看来是不行了……”代理第一书记的周惠说：“湖南不是没吹牛，只是没吹破天，这个乌龟我当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给粮食生产低指标的湖南插了一杆大白旗，周惠又遭到一位湖南籍的中央首长斥责：“妈个×的，给我家乡扛回一杆大白旗！”周惠说：“报喜者给喜，报忧者给忧，这才是妈个×的。插红旗的已经向我这插白旗的讨饭来了，你再骂娘我就不借粮食给这些‘红旗’省了。”这一年，湖南省没有饿死人。第二年，毛泽东到湖南，见农民在举国困难的形势下仍有干饭吃，欣然作诗道 “喜看稻菽千重浪”。他问周惠：“你看形势怎么样？”周惠想了想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当然，前途还是光明的哟。”毛泽东凝视他片刻，将手一指：“这次庐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一定要参加！”周惠的这三句话，成了庐山会议最初纠“左”的基调。
“武将死于战，文臣死于谏”。周惠上庐山的主要观点是：“高级干部办事是要顺民心还是顺领袖之心？全国饿死那么多人，省委第一书记都该各打50大板。”
周惠被划入“彭黄张周周”反党集团，经受批判时，毛泽东亲自召见他，谈了一次话。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将周惠一笔勾出了“反党集团”，评价说：“老实人，没城府。”彭真也曾叹息：“周惠要是少说几句，下山就是省委第一书记。”
“反党分子”周小舟想向主席“讲清楚”，熬夜写了一封信，请后期上山的省委领导帮忙检查，被断然拒绝，不得已转而求周惠：“老周啊，那只好求你了。帮忙把把关……”周惠明知“沾边”的后果，仍然接过信来尽自己所能，修改了九处。结果，他修改这九处成了日后湖南批斗他与周小舟“狼狈为奸，共谋反党”的铁证，连续几个月不得休息，被斗掉十几斤肉。再与妻子相见时，妻子难过地劝说：“老周，你要想开些……”
“我能想开吗？反我右倾可以，但组织800万人上山大办钢铁，回来就饿死了不少人。”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周惠被打倒了，一倒就是20年，却又应了民间那句豪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重新出山，成了“封疆大吏”，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
“今天这个话怎么谈？”周惠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温和朴实地一笑，“天文地理，鸡毛蒜皮，随便扯扯”。“那我说几句大实话吧”，周惠点燃香烟，“华主席，当年搞大跃进可以说是没经验，可你现在怎么又开那么两个会，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你那是画地为牢，自己划牢自己坐进去。多少年了，老百姓还在饿肚子”，周惠将手在脖子上一抹，“你要能搞成，我把脑袋输给你。”
华国锋大度地问：“你去过大寨吗？”
“我不去，我这个人从不‘朝圣’”，周惠动了情绪，“火车都往那开，去了多少人，增了多少产？当年搞人民公社你也知道的，岈山、徐水、七里营，主席讲三个地方三个月有三个30万人‘朝山进香’，结果是3年困难，饿死了不少人。在庐山我就跟主席讲过，我这个人不‘朝圣’。”
“那你要怎么干？”华国锋问。周惠没有回答。他上任一个月后，便做出惊人之举：
“我来内蒙已经跑了十几个旗县，几十个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了，我看国家也管不了，谁能管？只有农民自己能管：包产到户，让农民自谋生路！”周惠一路考察，一路宣布：“我知道我讲的不合时宜，我是被逼的。我不上梁山，老百姓就要上梁山了。出了问题我扛着！”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周惠在党委会上说：“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只要实事求是，另搞一套就另搞一套吧，最终还是实践来检验真理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周惠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回到内蒙，他说：“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积极培养，大胆提拔那些实事求是，勤政为民，敢为老百姓说真话、办实事的年轻干部……”在他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8年里，先后提拔了几十名省部级干部，一百余名厅局级干部，延续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牛玉儒就是其中的一个优秀代表。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周惠同志，一个终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爱民为民的老共产党人。
（此文原载《老年文摘》200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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