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陶铸当秘书
[ 2006年第6期 我给陶铸当秘书 作者：宋 群 ]
一
我初次接触陶铸同志是在1948年11月初，沈阳市刚刚从国民党手里解放出来。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新华社辽北分社的记者，随军进入沈阳采访。有一天，突然接到沈阳市委办公室负责人薛光军的一张纸条，要我到市委去一趟。去了，才知道要调我担任陶铸同志的秘书。我说，还要到辽北后方郑家屯去取一下行李。他说，来不及了，马上就要随军进关，缺什么衣服，这里补发点就行了。就这样，我来到沈阳市委住下。此前，我只在郑家屯辽北省机关干部大会上，听过陶铸同志的一次报告，与他并没有任何接触。陶铸在文革落难时，造反派曾经质问过我：“你是怎样投靠到陶铸身边的？”我答不出，至今仍然答不出。
第一次见到我，陶铸也没有问什么，知道我没有回后方取衣服，便把他的毛衣、毛裤送给我。他的夫人曾志大姐也挑了几件衣服给我。我说，我没有干过秘书工作，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他说，慢慢就会做了。实际上，作为首长，他对身边的秘书也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除了每天收收发发一些文件、电报，接接电话之外，确实也没有多少事。本来照顾首长生活也是秘书分内的事，可是他不要我管。管理处派来一个炊事员，从处里领东西做饭，其它起居生活，都由两个年龄较大的警卫员袁三民和赵国治管起来了。相反，倒是他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每到一驻地，他总是看我住的怎样，有地方吃饭没有，不少时候就同他一起吃饭。这些琐碎的事，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秘书就是这样当的吗？
尽管我那时那么幼稚，那么不懂事，尽管我在他身边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他对工作的充沛激情，他处事的果断明快，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我，有的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
我随陶铸进关后，第一件工作是，他作为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全权代表，于1949年1月23日先期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这是应傅作义将军的要求，我平津前线指挥部作出的决定。本来，双方的商谈已经进行了多次。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与傅方多次接触，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也对傅作义作过有力的说服。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傅作义似乎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傅作义仍然不放心。他派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先生来到通县，直接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表达愿望：在城里直接与我平津前线指挥部的高层代表见面。林、罗满足了他的要求，决定派刚刚到任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前往北平。
看起来，此行和平使命，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然而，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这期间，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没有闲着。他们在北平城里修筑简易飞机跑道，达官贵人乘飞机南逃，说客们则纷至沓来。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带了亲笔信面交傅作义，要求他带部队撤到青岛，并许诺委任他为东南行政长官。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白及尔也传话傅作义，美国今后将抛弃蒋介石，全力支持傅作义，由美派海军来协助傅作义南撤。蒋介石向驻北平城里的蒋军军以上人员发出亲笔信，要求他们“在北平与共军决战”，“不成功便成仁”，或者想方设法“离开北平”。蒋介石还派参谋次长李及兰、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光朝飞来北平，召集蒋系军以上人员开会，许以重赏，劝他们在必要时“只身离开北平”。当然，大势所趋，真正响应蒋介石招呼的实在寥寥。不过，城里城外，蒋介石嫡系和非嫡系部队，有两个兵团、八个军部和下属的二十五个师，共25万人，是个庞大的武装队伍，再加上特务猖獗，有些情况，也不是傅作义能够完全控制的。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陶铸由邓宝珊、周北峰陪同，乘车进入尚未解放的北平城。随行的人员，除了作为秘书的我以外，还有以政治部科长名义随行的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等几个人，真正带枪的只有袁三民和赵国治两个警卫员。
我们一行来到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作义将军接待宾客的“联谊处”。这里抗战前原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旧址。庭院十分寂静，铁门边有国民党军队士兵站岗，偶尔还有便衣人员悄悄地逡巡。陌生的环境，戒备的气氛，有点令人紧张。尤其是，进城的次日，《平明日报》发表了中共代表团进城的消息。本来双方的约定是秘密进城，不作报道的。可能傅作义出于稳定人心考虑，有意将消息透露给他控制的报纸。消息一出，当然就会引来更多国民党特务活动。我们为陶铸的安全担心。我安排袁三民和赵国治住在陶铸同志旁边的房间里，要求他们昼夜值班，随时都有一人在陶铸身边。但是，陶铸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晚间，他指点着楼下那间华丽的房间对我们说：“知道吗？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派人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方。”他舒了一口气：“这一切都过去了，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后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几句闲话，立时感染了我们，使我们的紧张情绪很快平稳下来。
经过双方谈判协商，确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以叶剑英为主任。陶铸为七委员之一，负责对国民党部队的和平改编工作。这之后，国民党部队除九兵团司令官石觉等少数几个人飞离北平外，都随傅开往北平城外接受改编。这又是一个庞大而细致的工作。双方刚刚从敌对状态过来，稍一疏忽便会酿成大的灾难。所以，那几天里，陶铸是昼夜繁忙，一刻也不得休息。每天一大早，他就坐上吉普车，带上身边的警卫员，开到城外，一个团、一个团的向接受改编的部队官兵讲话，讲党对改编部队的政策，强调他们为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并且指明今后方向，留者欢迎，走者欢送。那时各部队多半没有扩音设备，在部队聚集的广场上，陶铸有时站在台上，有时站在部队中间，高声讲话，几天下来，嗓子都嘶哑了。
陶铸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官兵们受到激励，都表示要留下来，为新中国的诞生出把力。但是，也有少数顽固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不甘心失败，仍然伺机捣乱。有一次，四野文工团在为一个改编部队作慰问演出时，几个反动家伙竟往舞台上扔了手榴弹，炸伤了我们的同志。保卫部队担心陶铸的安全，建议他不要在改编部队多的场合下出面讲话了。陶铸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受编部队官兵觉悟性提高了，特务分子就无隙可乘了。我们直接与受编官兵们见面，才能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转变。我怎能仅仅为了避免个人危险就不去做工作呢。”他坚持按原定计划，逐个到受编部队各团去讲话。
对于陶铸来讲，这的确算不了什么“危险”的工作。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他哪一天不是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度过的呢。南昌起义的激烈枪声中，广州红花岗奋战的血泊里，厦门劫狱的惊险搏斗，直到南京监狱的铁窗生活，面对死亡，面对酷刑，他从未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动摇。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三
在北平和平改编部队的工作甫告结束，他又着手展开了另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在解放后的北平和天津招收万名大专院校的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是一件富有远见卓识的工作。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解放军，不仅为即将解放的广大南方地区准备接收力量，同时，也能为提高我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创造更好的条件。
招收南下工作团员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平津学生中引起报名的狂潮。一些学生运动的精华，都带头申请参加南工团。总团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陶铸实际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在北平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南工团成立大会上，他的精彩演说，使年轻的学员们群情振奋。“到南方去，为全国人民解放出把力”的口号，点燃了青年心上的革命烈火。事过几十年，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那些老学员们，谈起那次大会和那次讲话时，仍然激动不已。
南工团学员们到达长江两岸后，参加了许多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很大的效能。但同时也遇到诸如工作安排、生活待遇，甚至恋爱等等问题。到当年的七八月份，大量学员来到陶铸住处上访，要求帮他们解决问题。最多时一天有三四十人。陶铸当时还兼任武汉市军管会副主任的实际工作，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事情都堆在他的面前，甚至《长江日报》每天出版前的大样，都要由他来签发。但是，他仍然抽时间，逐一接见这些学员，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些能立即解决的，当即作出答复；有些需要各部门解决的，则让我电话或文字通知有关部门解决。
通过与大量学员交谈，他对学员们实际处境和思想状况作出认真的分析，经过四野党委研究，他执笔写出了《关于争取南下工作团学员参加部队工作的决定》。这又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决定》确定将六千名南下工作团学员再加上新招收的万余名军政大学学员，分配到部队工作，做到每个连队能有两三个知识分子。指出“这将使我军面貌为之一变”，它“关系到我军今后能否提高文化，提高科学知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防军的严重问题”。《决定》中分析这批学员的优点是“绝大多数思想纯洁，有正义感，要革命，有事业心，工作热情很高，还能吃苦，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进步快，思想理论懂得一些”。同时也指出，他们的特点是“英雄主义和自尊心很强，爱鼓励表扬，怕批评指责，小资产阶级幻想很浓，受不了打击与挫折，容易悲观失望。再就是存在着很厉害的平均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思想。对人家严，对自己宽。严格的组织纪律生活过不惯”等等。如何团结教育好这批知识分子，《决定》中说，“我们尚没有经验”，“特别是由于我军是从农村斗争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对知识分子一般的还很生疏与不理解，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部分老干部中，还存在看不起与嫉妒知识分子的思想”，认为“组织上太重视知识分子，将来是知识分子的天下，工农老粗吃不开了”等等。因此，对知识分子“工作上要求太高，而帮助他们的工作做的很差，对生活上不太照顾、冷淡，有的则对他们缺点不是采取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而是讽刺打击，弄得关系很坏，最后是送走了事”。分析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两方面的情况后，《决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生活待遇方面、政治学习方面等六条具体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把这批知识分子团结好，使用好。
今天重新来阅读这份《决定》，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说，陶铸在当时就对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军队建设这个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不要忘记，那是在五十多年前的建国时期，有这样的认识和工作，是弥足珍贵的。
这份《决定》是他亲自调查和执笔写的。现在看来，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自己动手来干这样具体的事，也有点难以想象。其实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这很不一般。但是，陶铸却习惯这种“亲自动手”的工作方法。1950年秋天，朝鲜形势紧张，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为了教育部队，鼓舞干部战士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四野各部队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怎样进行？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又自己动手来写《爱国主义教育大纲》。开始，他请政治部研究室的同志提供一点资料和数字。他的原意是帮他作点资料卡片就行了。不想研究室的同志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拉出了一个初稿。他看了，感到不足，就自己动手来写。他还笑着对研究室的同志说：“只要提供些资料就很好了，如果你们把稿子都写得好好的了，那你们就是主任了。”他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夜深了，我睡醒一觉，见他室内灯光依然亮着，偶尔又听到他思考时来回轻轻踱步声。他写一部分，我誊清一部分。有时，他又在誊清的稿子上再改，我再誊清。就这样一字一句，终于写出了这份大纲。发给部队，为部队的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对于他这种工作精神，当时四野政治部的同志们中有一种赞赏，说：“陶主任像一盆火，干什么都是把火烧得旺旺的！”他激情如火，同时也把大家的激情燃烧起来。
四
还应该再讲一讲他到广西剿匪的事情。
1950年末，他奉中央电令，带领工作组到广西剿匪。广西已经解放一年多了，可是匪患仍然很严重。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不下五六十万，成股的土匪也有十五万人。他们袭击公路上的军车，破坏水上的交通。就在他去广西之前的几天，四野司令部几个干部乘坐的汽车还被土匪打了。这时我已调任四野机关报《战士报》记者，随他去广西采访。当我们乘火车到达柳州，换乘汽车到南宁时，考虑到公路经常被土匪袭击，驻军派了一个加强排，在卡车上架起两挺机关枪，武装护送。他风趣地说：“三年解放战争，往来战场上，与国民党打仗，我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待。这次胜利打回南方来了，没想到倒要武装护送。”说是风趣话，实则他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解放都一年了啊，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呢。
一路上，他每到一地，就与当地的军政领导细谈，了解情况，分析研究，寻找匪患难以消灭的原因。到达南宁后，工作组的同志分头下去，他也带着几个人到连队和农村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时，他已把广西匪患的主要问题弄清楚。于是，在广西区党委会上，他果断地指出，必须首先坚定地纠正剿匪政策上的宽大无边。他说，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已经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并被土匪利用。不少土匪被抓到后，说是“宽大教育”，没有几天就放了。有的土匪抓抓放放达五次之多。结果是土匪不怕被抓，可为我们提供情况的群众和当地的干部却大量被杀。有的土匪残酷地杀害给我们报信的群众，当众用刺刀把他们的胸膛破开，挑出心肝，炒来下酒。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过去不到一年里，土匪杀我干部群众六千余人，而我们镇压土匪只有二万余人。他说：“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没有严厉地镇压，谈什么‘宽大教育’？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土匪，抓了，要公审、镇压！让群众信服，也让土匪畏惧。对于散落民间的枪支，限期收缴，以避免为土匪武装制造条件。”
正是由于政策上的改变，再加上军事上的重点进剿和驻剿相结合，发动群众一起剿匪，局面迅速改变。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1月中旬，三个月内消灭土匪十多万人。接下来，又在农村中普遍进行剿匪反霸，打倒土匪的后台，挖掉土匪的根子。终于，到1951年“五一”前夕，广西全境土匪已被肃清，党中央通令表彰。
五
当然，讲到往事，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陶铸的一生，也并不是处处功绩，事事辉煌。他工作中也有失误，思想上也有困惑，性格上也有弱点。实际上，这些也就不可避免地铸就了他后半生中一些悲剧性的经历。
比如，在农业合作化和后来的所谓“大跃进”中，作为广东省的第一把手，无疑也同全国一样，头脑发热，为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重大损失。陶铸从来工作是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比较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在1956年1月31日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他曾就全省农业合作化发展到高级社的步骤上，提出一个稍稍符合实际的规划，即第一年（1956年）发展到28%；第二年达到80—90%；第三年扫尾。据时任广东新华分社社长的尤淇回忆，本来陶铸坚持的这个稳步规划，事隔不久却被突破了，不到半年时间就由30%发展到50%，这时出现了一些社员杀猪、宰牛的现象。尤淇对这种高速发展的高级社报道上有些迟缓、压缩。陶铸当面批评他：“你对高级社的报道为什么这么消极？”陶铸为什么由慎重到着急？原来毛泽东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小脚女人”狠狠地“猛击一掌”，使全国立即形成了合作化热潮，各省形成了连篇累牍地进入高级社的报道竞赛。尤淇说，干工作从来不肯认输的陶铸坐不住了，他当然不愿当“小脚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卷到这个“高潮”之中。原本计划在1962年完成的全省农业合作化计划，提前六年匆匆于1956年宣布完成。接着又同全国各省一样，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历史已经证明，它给农业乃至全国经济带来的破坏和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与人民公社化一起哄起的是生产上的浮夸风。全国到处大放生产“卫星”，广东也不例外。连县星子乡北庄放了一颗“卫星”，把六十多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堆在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秤，竟放出了一颗30218公斤的粮食特大“卫星”。在这种处处虚假的产量“卫星”烘托下，又提出全省的粮食产量要由1959年的300亿斤，增加到400亿斤或500亿斤。一切“奇迹”似乎都可以产生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了：“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这也是他一生中很“著名”的一句错话，是他以后多年里沉重地反复向群众检讨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后果是，多吃粮，高估产，多征购，以及随之而来取消自留地和农民家庭副业，全民吃食堂，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等，使广大农民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之中。
不切实际的充满幻想的“大跃进”比赛，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距越来越远，陶铸的思想困惑也越来越重。当时《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林里回忆了这样一段经历。1959年2月底到3月初，党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名就出名在这次会议开始比较冷静地发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会议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甚至连当时正在广大农村进行着的“反瞒产斗争”还在继续着（所谓“反瞒产”，就是认为粮食是有的，只是隐瞒不报）。会后，陶铸到广东四会县调查。他轻车简从，直接到农民群众家里调查。他的秘书汤龙夫，没有通知县社干部，出了县城，直奔农家查看米缸、谷仓。米缸是空的，谷仓也是空的。说是粮食都集中到公社食堂去了，家里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了。在一户农民家里，汤龙夫看到锅灶上正在冒着蒸汽，走上去想去看看煮的是什么。女主人抢先一步，挡住了汤龙夫，没有好气地说：“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背过身去，又顺手揭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锅里确确实实煮的野菜。
这种令人落泪的事实，后来陶铸同林里、汤龙夫又到台山、南海一带视察时，几乎到处可见。这时的陶铸，沉重如铅的心情，已经无法再按照上面布置去搞什么“反瞒产”斗争了。他给中央写了报告，一语道破：“没有那么多粮食！”他在报告中分析说：1958年报产报高了，征粮过头了；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他还承认不适当地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又造成大浪费。为此他建议：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高征购。他说，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关系相当紧张，要是再反下去，反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还说，农民家无隔夜粮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陶铸在大跃进中的思想矛盾和困惑是：既不甘后人，坚决执行来自中央的诸多指示，又每每在农村实际调查中遇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最后，拿出了有关停止“反瞒产”斗争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也许很简单，实事求是嘛！可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要有点勇气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报告没有给他带来严重后果。那时候，毛泽东也已经感到农村粮食不够的问题了。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于1959年4月27日写出了一份《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印发给省、地、县、社的同志，还破例规定将这份文件发到基层小队长。通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信中甚至号召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
陶铸是幸运的，他的这次报告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之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讲了真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彭德怀一封有关农村问题的信，引发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终于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鲜为人知的是，庐山会议上，陶铸也是被点了名的。在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时，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以信（指彭德怀给毛的信）为代表，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所谓“同情”，就是陶铸在批判彭德怀的长篇发言中，表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开展讨论，起了好作用”，还说“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地讲出自己意见的精神。”这自然是不能允许的。所幸的是，最后陶铸没有被划到彭德怀反党集团中去，躲过了一劫。由此，他的心情如何，也就不难揣摩了。
1959年9月，已经调离广东多年的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在体育馆偶然见到陶铸，说：“三年没见到你了，你的身体还挺好！”这本是一句极为寻常的问候话，想不到却引起陶铸的一连串嗟叹：“好什么，老了，一身是病！”他那时才五十出头。尤淇说：“你一点也不老嘛！”陶铸半晌才说：“尤淇，个中情况，你不知道，现在的事，真是难啊！你是搞新闻的，你不见现在报纸上登些什么？一天一个模样，一天一个花头，叫人无所适从，怎么也赶不上，催人老化！”那时他刚从庐山会议上下来，有许多事是属于高级机密，他当然不可能对尤淇谈。但是他沉重和苦闷的心情，却也难以控制地溢于言表了。
这里还要谈到的是，陶铸一生最大的失误应该说是在广东组织领导开展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两次斗争中受到迫害的古大存、冯白驹等同志，前些年已经得到了平反。曾志在世的时候，曾对来访的《当代中国的广东》编纂委员会的同志说：“冯白驹、古大存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对广东是有贡献的。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曾志说这话时，陶铸逝世已经多年。相信，如果陶铸还健在，经过多次曲折和磨难之后，以他的个性，他定然也会像曾志一样，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
六
《陶铸传》中说：“他（陶铸）一贯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对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从未有过怀疑和动摇。”当他发现实际工作中有问题时，他也总是把问号往自己身上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责任。他不仅把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完全放在领袖一人身上，把个人的安危得失也放在领袖一人身上。即使在自己遭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时，他也总是认为那是“误会”，或者是别人在毛泽东面前讲了坏话。陶铸在被江青一伙“揪出来”并指责他为“最大的保皇派”时，他还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对他的“保”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陶铸突然发难之后，只隔一天，毛泽东与他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会见后，他回到家中，高兴地对曾志说毛主席保了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谁又想到，此后他的遭遇是造反派开大会对他的批斗（曾志陪斗），失去自由，连电话也拆除了。每天从早到晚，包括睡觉时，都有卫兵站在身边。这时候，还谈什么“申诉”、“辩白”！
令人唏嘘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被关的几年里，他还在认真地读那本《名臣录》，从古代的那些忠臣名将中寻求支撑的力量。在庐山会议上，他曾亲笔写信给黄克诚，劝说自己的这位老战友“检讨错误”，信中说：“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洁’之妇。”作党的“忠臣贞妇”，这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尽管此时的“党”已经同领袖一个人划了等号，“反党”与“反毛泽东”作为罪状是相提并论的）。当他带着严重病患，被赶出中南海遣送安徽合肥时，临行前还深情地嘱咐曾志：“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这以后，只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不幸含冤去世了，终年只有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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