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而不斗（杂文）
[ 2006年第6期 论而不斗（杂文） 作者：李 峰 ]
(一)“后遗症”论
社会上有些争论，对医疗、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有不同的声音。本人似乎患有“争论后遗症”，听到“争论”，涉及面又那么大，脑子里就像“闹鬼”，隐约浮现不幸的历史阴影。建国后几次搅乱社会和谐生活，导致党和国家身受“外伤”“内伤”（信念和精神）的政治斗争，导火线都是由“争论”引发的。“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以及北京政治风波，不都是如此吗？争论又多始于对当时国内形势和施政方针的不同看法，有的则只是始于对一出戏一个追悼会的不同观点。争论和斗争的表现形式，又多是由内部发展为公开，由嘴舌文墨的“文争”“文斗”发展为“政斗”“权斗”，由局部的小争小斗发展为全局性的大争大斗。斗争规模和结果，没听说哪位英明之士曾有预料。局面难收拾，损失难计算。所以，如今听到对改革又发生大争论，心里就嘀咕，担心有的争论会不会又引发出什么意外的事。
党和人民都“与时共进”了呀，这种“嘀咕”是不是庸人自扰呢？可摆在眼前的报刊上明明写着：如今的争论，“比1980年改革开始时的争论和分歧要大”，“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到了“是进是退的紧要关头”。“有些人却以改革的名义否定改革”，“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一场“围绕改革争议的舆论战”已经打响。看到如此重锤敲警钟，我转念认定，那“嘀咕”不是自扰，是“居安思危”。况且，“思危”与思稳、思防、思进，同谋策献言，同无的放矢的“自扰”划清了界限。思绪至此，我才起笔定了本文的主题：除“后遗症”，打“预防针”，一箭双得。
（二）七嘴八舌论
社会生活熙熙攘攘，社会舆论七嘴八舌。再静听细看，社会生活或社会舆论，又是分阶层、分等级、分内外、分美丑、分正误、分不同背景、分不同声音的。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利益、信仰、文化或地域等等，也有差别。有差别就可能产生矛盾，有矛盾就可能产生争议，有争议就可能不只是双方，也可能是多方，甚至形成社会性的争议。所以，社会上有七嘴八舌的争议，如同林子里百鸟自鸣，应是必然的，正常的。
有社会意义的争议，含有人性、人权、民主、责任、品德和智慧的元素。这样的争议，可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是人类进步之声，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思想动能。卓越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聪明的大小官员和有识之士，会把人民中的纷纷争议，看作是听取社会原声民主的交响曲，观察社会生态的望镜。
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有时也有歪理误传。当权者的责任，不要任其自流，以防出现“无政府”或“民粹”倾向，产生“理念沙尘暴”气候，迷眼扰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七嘴八舌的议论，也应纳入法治。自诩言论最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前不久，英国伦敦市长因出言不慎触法，受到停职四周的法律制裁。一位历史学者因散布否定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被判入狱三年多。诚然，1944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倡导过“言者无罪”。这句话是从春秋时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借来的用语，非古人治国成功之道。今天，我国要建设法治社会，“言者无罪”，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法律。
实践证明，要有效地引导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导言”应当入耳、明目、实在。它要有党和国家所确定的方针大略，有社会舆论中代表多数人的民意，有为民办事的良策实招，从而才会求得社会舆论的共识或一致。
我赞同方向上、总体上、主流上的舆论共识或一致，不认同“舆论一律”，因为它绝对化，难做到，也不必要。打个比方，如果全社会所有的饭馆都用一个菜单，做一个味道，那肯定会使“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句空话。生产精神产品也同理，那样做会使“三贴近”的要求，得到“三远离”的结果。
在方向上、总体上、主流上达到的舆论共识或一致，同新闻工作（不是每篇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和“喉舌”使命，以及未来会制定的新闻法，也会是一致的，同新闻报道的多元化、多样性是统一的。
还有，随着网络、“博客”的出现，人民的话语权近乎无限。除了法律界限，谁能封网堵网呢？社会进步到今天，人们应当逐渐习惯于听到社会舆论七嘴八舌的声音。人民利用网络“博客”表达自发的民主权或话语权，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具有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音色。
总之，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社会还没有出现，将来也不会诞生。一个没有七嘴八舌的社会，会是得了聋哑病的社会，患了痴呆症的社会，缺少现代文明的社会，甚至是闷在“火山”上的社会。
（三）文明争议论
历史留下了带泪水的脚印，它告诉人们，切不可用“斗争哲学”看待争论、引导争论、处理争论。对于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争论，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争论，尤其不可用“斗争哲学”当指挥棒，任“裁判员”。可昔日权威片面地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而“差异就是矛盾”，包括“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斗争哲学”就是这样把一切差异都看作矛盾，一切矛盾都要用斗争的方法解决，一切事物的发展也还是都取决于斗争。革命战争年代特别强调斗争，那是事出有因。但由此便断定斗争统率一切、决定一切，就绝对化、扩大化、扭曲化了，“左”了。实践表明，一定空间的斗争结局，也未必一定是真理的胜利。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保护与制约条件下，理念的争论可以转成为权势的较量，甚至演变成以举党举国之权势压制单兵独将之正义的悲剧。这时权势得到的胜利，当然不等同于真理的胜利。建国后多次由是非的争论，就曾经演变成了这种悲剧，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了多少年。
鉴昔导今，建设和谐社会，要求逐步产生个无文成俗的文明争议规则。比如：
争议应论事、论理、论法、论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空论、泛论、冗论、偏论、“点论”（一好百好、一错百错）。
争议不以权势压人，不以人定理，即权大、势大、名大就有理。不搞小动作，拉小圈子，破坏团结。
争议中注意保护少数。发现发展真理的人，在思想上是走在最前头的人，勇于创新改革破旧的人。这样的人开始往往处于少数。
争议者应有乐于向真理“投降”的君子风度，大智大勇者的品格。向真理“投降”，是以谬误换真理，品格上的赢家，才能跃升的智者，高尚光荣。
此外，文明争议还需要有公正的舆论环境。媒体报道有社会意义的争议，应特别注意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做文明争议的宣传者和监督者。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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