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我乃我是者
冯象：我乃我是者
宽侄：
BBC 四台“最伟大哲学家”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独占鳌头，这事其实不奇怪。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根深蒂固，跟美国大不相同。现在国内看西方，习惯了站在美国这扇窗子后面，所以才惊讶了。
我看你最近的文字带了翻译腔，可以读读马、恩。一方面学点理论；另一方面，“欧化”句式发展至今，已有一定的套路，运用得当，可以非常漂亮甚至气势磅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马、恩喜用排比、反讽，报刊学界模仿者众多。故而前两年我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列编译局的文本是现代汉语“欧化”的范例，那种精确、宏大、批判意识和复杂句式，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改变了。
不过要记住一点，“欧化”无助于学习西方语言。所谓思维方式的改变，只是就观念和意象的把握、建构，以及理论关怀的意趣与深度而言；不是指语言结构。翻译腔再重，模仿得再地道，也还是中文的“词根孤立语”（root-isolating）语法。而外语（活语言）的掌握，如马克思所言，须暂时忘掉母语，摆脱翻译，练习直接用外语思维，直至“领会那新语言的精神，才算运用自如”（《选集》卷一，页604）。
过去上海有一家电影译制厂，专为外国电影配音，不知还在不在。那是标准的翻译腔，文绉绉的，像话剧，颇有感染力。可是你看原版片，听听外国角色说话，什么味儿都有，惟独没有那文绉绉的声腔。然而配音演员的功劳就在这里，创造了一种脱离原版、为中国观众定制的“欧化”对话文体。再如新诗，往往是精心“欧化”的，但是不能“倒回”诗人取法的西文里去。译成例如英文或法文，很可能味同嚼蜡，因为那样的“意象思考”（如庞德）、“通感”象征（如波德莱尔）、“放逐抒情”（如爱略特），在英文和法文诗里是早已用滥了的。可是引入中文却有张力和诗意，能刺激少男少女的情感与想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二十世纪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在为“文明社会”制定法则的老到的西方列强面前——也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初识“现代”，慕求新知，躁动不安。马列文本同西方经典的译介，便不仅是精英政治和话语权斗争的产物了；翻译和“欧化”还是现代汉语知识生产本身的需要，是汉语进入“现代”重拾自尊的唯一门径。
前信谈圣名与禁忌，我怕深了，你倒饶有兴趣。再从译经笔记中抄一题给你，《出埃及记》第三章“圣名降世”一节，也是中文旧译老栽跟头的地方。
摩西为岳父放羊，至西奈山（又名何烈山、上帝之山）。忽然上帝借天使形象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命牧羊人返回埃及，带以色列人摆脱奴役，去一片“奶与蜜之乡”。摩西大惊。尽管上帝答应“我会与你同在”，他仍不放心，说：假如我遵命回去，向族人宣布，我是祖先的上帝派来的，他们会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回答呢？
上帝的答话，便是经文里极重要的一句圣言（3:14）：’ehyeh ‘asher ‘ehyeh。字对字地译成英语（如钦定本）和汉语，就是（括号中为词性）：
‘ehyeh | ‘asher | ‘ehyeh
I am | that | I am
我是/在/有（动） | （关系助词） | 我是/在/有（动）
我们讨论过希伯来语动词“是/在/有”（hyh
<
hwh）及其使役形式“生”与圣名（yhwh）的密切关系。此处，这一动词（“我是”）既呼应着上帝对先知的允诺，“我会（'ehyeh）与你同在”，更暗示了圣名与耶和华永恒惟一，“一切在我，我生万物”的神性。所以，为强调圣名和神性的提示，七十士本特意把“是/在/有”转换为名词性的阳性分词加冠词：ego eimi ho on，英译：I am the Being。但这译法的缺点是放弃了原文的对称句式和循环复义，不够含蓄。故通行本直译：ego sum qui sum，钦定本从之：I am that I am。路德本动词作将来时态，亦通：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
与经典西文译本相反，中文旧译多试图意译，即离开原文句式，改用一短语释义，直称上帝的神性，例如：
马殊曼本（1822）：我也即吾乃矣。
委办本（1854）：我自有而恒有。
高德本（1868）：我自有所有也。
和合本（1919）：我是自有永有的。
思高本（1968）：我是自有者。
吕振中本（1970）：我是永恒主耶和华。
现代本（1979）：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
新译本（1993）：我是自有永有者。
八个译本大致采用三种译法：吕振中本和现代本的译文读来顺口些，只是太直露了，口吻不对，亦非上帝的原意。上帝并没有给自己下定义。他的意思，是要摩西和以色列人自己去琢磨领会，所以才设下了这个“字谜”。
委办本至思高本、新译本，都是拿“有”字作文章，取其“存在”之意。然而，“有/存在”只是圣名复义中的一个义项。“有”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术语和反复诠解的概念之一，是中文读者的熟词，用来提示圣名就不够警醒。何况为便利阅读计，“自有”“恒有”“永有”，到底不如“永恒主耶和华”或“创始成终的主宰”来得明白易懂。其实这是翻译的常识：一般说，译戏剧性的故事对话，例如亚伯拉罕夫妇热情款待耶和华与两位天使（《创世记》十八章），可多用口语熟词，以求生动，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或道德情感。但原文哲理教义的术语、别具一格的比喻，就应当取陌生些的直译的说法。
惟有最早的马殊曼本是直译，“我也即吾乃矣”。虽然口气迂腐，路子却是对的。翻译如同作文，简洁“不隔”为上。双关复义的“字谜”，能直译的总归直译为好。既贴近原文的词形句式，不易误解，又能暗示圣名的丰富含义，与注释配合。不过，“乃”字在此处只可作系词，无法跟原文“是/在/有/生”，即动词“to be”在西方哲学、文学和神学史上的深厚传统建立联想。这是译经伊始，传教士们就拿它没办法的一个难词。委办本以降，无论用“有”字意译，还是如吕振中牧师那样以“永恒主耶和华”直称，都是因为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对等的涵盖“是/在/有/生”全部义项的动词。
但是今天，汉语的韧性已大大增强，远非二百甚至二十年前可比。在哲学界，“是”字的含义正在变宽；基于当年陈康先生的主张，学者们开始探讨用“是”来转译“Being”（德语：Sein，希腊语：on）的可能。原先受马、恩著作翻译的影响，动词“是/在/有”当哲学范畴讲，通常是统一译作“存在”的。但近年来这“标准”译法受到了质疑。尤其西方哲学译家王太庆先生发表论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1993），引起了热烈讨论。按照王先生的意见，“存在”改译为“是”，看似生硬，许多哲学史的问题反而容易说通。例如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通译“我思故我在”，人因为（能够）思维而（证明）存在，就过于狭隘了，难免误会。译作“我思故我是”，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命题，值得好好研究。廓张“是”的义项，有利于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同宗教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而丰富中文的思辨与表达。
既然已有这个开端，我以为“是”的“欧化”新用法，让它兼指“存在”“出现”“发生”，是可望逐渐为学界和读者接受的。而“圣名降世”一节的汉译，若想突破上述“有”字等片面诠释的困局，便系于这“是”字的演进了。有鉴于此，我就循通行本的先例，直译为：
我乃我是者。
这么译，我想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简洁，略同原文的句式风格；二是因其表达的陌生，读者须停下思考，一如那聆听着燃烧的荆棘的先知；第三，紧接着，不必意译拐弯，便可以凸显上帝谕示摩西的双关（3:14）：“你可对子民这样说：我是由‘我是’（'ehyeh）派来的！”
二〇〇六年四月，原载《南方周末》2006.7.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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