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 2006年第7期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作者：李学愚 ]
大约在1969年12月初，我与我的同事们离开北京前往江西，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
“五七战士”一词，是特定时代的标志性语汇之一。我这个大学教师既没当过兵，也原本同“五七”不着边。如果说今天人们把医生尊称为“白衣天使”,那么作为医学院的教师，我可能更适合作“白衣战士”。“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尚“兵”。人们以兵为荣，争做毛泽东的“好战士”。因此，到五七干校去，人们愿意被叫做“五七战士”。脱去白大褂，当了战士，自然光荣。特别是，知识分子主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这样就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了，同“战士”近了。我在这里絮聒几句，把标题上的“五七战士”稍加解释，以免今天的读者误认这是一篇关于某部队招兵的故事。
从建国初期开始，我任教于北京医学院，是一名基础课教师。比起北大、清华和其他知名大学来，“文革”中的北医，算是相对温和的。但医学院也有比别的高校特殊的地方，这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再次提出医学院到底究竟如何办的问题，或者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早在“文革”前，毛泽东在评论中国教育体制、办学目的以及授课方式时就讲到过，古代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他举了不少古代贤人的例子，其中专门说，李时珍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写出了《本草纲目》。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他说，现在书念的那么多，书念的多害死人。知识分子应该下乡。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医务人员进行过一次谈话，尖锐指责了医药卫生部门和医学院的教学体制。这次谈话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六·二六指示”。在谈话里，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三年就够了。在谈话的结尾，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北医在实行斗、批之后，开始落实“改”。“改”的方向，就是落实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离开北京，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怎么走，到哪儿去，还是个问题。最终，北医的教师被分为两个方向，即甘肃和江西，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但两批的性质又有区别：去甘肃者，是为“走六·二六道路”，他们属于到那里“工作”和“扎根”的性质。去江西者，为“五七战士”，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如果从职业分工说，去甘肃的人主要是各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而去江西干校的，则多为教师。这样分别是有道理的。医学教授离临床太久，已无法当大夫，所以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而临床医生正好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
大约在1969年11月，北医附属第一医院（即通常所说的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和校本部的部分教师（主要以公共卫生系为主。公卫系的专业是防疫、流行病调查等，刚好可以在农村派上用场）共一千余人，携儿带女前往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他们大都分配到公社一级的基层，基本上从事了与医疗有关的事业。在那个时代也算各得其所。
“六·二六战士”走了以后，我们“五七战士”该整理行装了。不做当家妇，不知柴米贵。收拾行装确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我的夫人已经随卫生部五七干校去了江西。而两个孩子，一去陕西插队，一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凭我一个人，要把原本一个家收拾停当，工作量很大。要知道，当时是下决心做五七战士不再回北京的。
处理了家当，我们赴江西的五七战士共一千五百余人开始启程。这是一支颇为不整的队伍。因为大家做了不回北京的打算，因此往往带上一切可以携带的生活用品，比如坛坛罐罐。有的人甚至还带了煤球炉子。不到下乡年龄的孩子也随队出发，当然队中还有那些祖父母辈的老人。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桑蚕厂。北医五七干校的校址就选在那里。如今新建县已划入南昌市。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邓小平也在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
五七干校的建制通常是以连为单位，连下面再设排、班，连级干部是由工宣队充任的。他们负责整个学校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生产和生活。如果说，这些同志在主持政治运动上是严厉的话，那么在管理生产和生活上，他们的确是付出很多，尽职尽责。五七干校不是净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原单位在城里“文革”的延续。我记得，当时除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不断传来的中央的指示、社论精神外，揭发、清理“五·一六分子”是一项主要的政治活动。今天的历史研究表明，“五·一六分子”是一个颇为子虚的事情。除去“文革”初期北京几个高校的极少数学生串联成立“五·一六兵团”，以打倒周总理为口号，被定为反动组织并遭取缔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另外的隐藏的“五·一六分子”。究竟因为什么在大学五七干校掀起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但“文革”本身政治风云波诡云谲，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抓个什么“分子”倒也不奇怪。
我们初到干校所干的事，大部分是盖房。当时的工种分配是，中青年身体较好者搞基建；一少部分人赶水牛耕地；老弱养猪。建房首先是备料，即备砖和木材。木料要到附近山里现伐。当地有一座山叫南山，南山上多松树和杉木。那时完全没有环保意识，只要是合用的材料，几乎都被我们伐下。据说今天江西的绿化率是全国最高的几个省份之一。这要归功于江西人民近二三十年来的辛勤劳动。而三十多年前的我们，的确损害了新建的绿化。
砍来的木材经水路运到永修，我们再装汽车，直奔工地。这些木材最后被切割锯断，由木工做成柱、梁、檩和椽。这些工料都配齐之后，盖房就开始了。通过我们的劳动，连队宿舍算是解决了。那房子是依山而建，远处眺望，也是灰砖红瓦，一排排的刹是好看。这里值得记叙一笔的是，邻近卫生部干校由于家底比较殷实，常应我们的请求支援砖瓦和水泥。卡车开来，我们去迎接，刚好看到卫生部长钱信忠先生也在运木料的车上。“钱老爷”是作搬运工来的。他一身旧衣裤，短短的白发，干活十分卖力。因钱的爱人与我夫人是大学同班，我们对“钱老爷”似有特殊些的感情。大概在1967年或1968年，钱部长多次被揪到北医批斗，斗完拉到生理楼一间房子里反省，竟由一批北医的家属小孩看押。如今看到他同青壮年一起劳动，身体健康，不由想起“城市老爷”这个赐名，像是黑色幽默。想来钱信忠先生当时已有50多岁了。
我们干校周围的农民，多着黑色中式布褂和长裤。即使在很毒的阳光下，他们也不挽起袖子和裤腿，还要穿长筒布袜，在裤腿上扎上绳，为的是防范蚂蟥。我们则没有这样的衣裤。在下水田前，只好在外露的小腿和前臂擦上清凉油或硫酸铜溶液。蚂蟥最怕硫酸铜，以此来防备蚂蟥非常有效。但问题是下水田时间一长，硫酸铜溶液就被洗掉了，蚂蟥即开始进攻。许多人过去没有遭到过蚂蟥的叮咬，一被咬住总是着急地想把它拽出来。但事与愿违，蚂蟥的吸盘吸附在皮肤上十分牢靠，一使劲就揪断了。按说，生物教研室的老师应该是昆虫专家，可他们对此也是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医学院的知识分子能有大田劳动的经验，确是“教学相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荣辱观。作为五七战士，我们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在外表上向贫下中农看齐。谁最像贫下中农，谁最光荣。
首先是穿着。我们从城里来，没有农民式样的衣裳。于是大家就尽量往“破”里穿。旧衣服最好，常常不离身。没有旧衣服，就把新衣服“做旧”。方法是多洗。洗时多放碱用力搓，颜色掉得比较快。然后是加补丁。新衣加补丁，色调有了反差，似乎也不难堪。补丁自然是越多越好，最高境界是“补丁落补丁”。于是我们几乎每人都穿着“百衲衣”。
其次是“扮相”。无论我们怎样“做假”，当地农民也是以一种异样眼光看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他们说我们是“金链手表、金丝眼镜、皮肉挺白，身高无力”。为此，我们把手表套在裤带上隐藏起来；大多头戴破草帽，尽量把帽檐拉低，盖住眼镜；鞋上的泥不擦，积得越多越好。最可回忆的是设法把皮肤晒黑。我们常常挑阳光充足的时候，脱去衣服，只留裤衩，在太阳底下“蒸晒”。办法是先晒正面一小时，然后再翻过来晒反面一小时。如此反复，最终把皮肤晒得通红。不妙的是在晚上，皮肤开始发痒，一两天后开始脱皮，也就是皮肤角质层脱落。用手轻轻一揭，皮肤就像半透明的纸，可以大片掉下来。应该说，我们这些学医的人，是明白这样晒的后果的。其实，这就是灼伤。江西的太阳很毒。这样暴晒多少是有危险的。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五七战士”，大家更忧虑的不是灼伤，而是能不能做到“脱胎换骨”。要改造，就不能不“豁”出去。在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最敏感的，就是怕贫下中农把自己看作城里的老爷太太。所以，时代决定荣辱观念，是不错的。
有件事同我们改造“外表”有关，在这里值得一记。当时，我们“五七战士”工作在江西乡下，但户口留在北京，工资照发。那时，我们算是“中高”收入者。在干校里钱无论如何花不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大礼拜（我们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称大礼拜），乘一站火车到南昌，采购吃穿用等物品，当然还要趁机“撮”一顿，大快朵颐。
董兄，我的老同事，也是一起“暴晒”的战友。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某一大礼拜天，大家委托他去南昌代购物品。他早上乘火车出发，可到天黑也不见踪影。直到第二天他才被工宣队的同志领回来。原来，他在南昌下车后，即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盯上了。原因是，他身穿破衣服头戴破草帽，却戴一副金边眼镜，蹬着一双新皮鞋。这个样子即使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看来，也确实稀奇古怪，不伦不类。由于到南昌的次数不多，他有点发蒙，不时东张西望，而且在商店花钱也非常“大方”。纠察队越发觉得这人可疑。吃饭时，他摘掉草帽，脸的下部黝黑，可上面被草帽压着的脑门却很白皙。于是工人纠察队认为，此人必定在烈日下受过军事训练。又见他购物时使用的钞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托他买东西时给他的都是十元的大额新票），把购得的物品分装在数个包里一一放好（董兄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就更加怀疑起来。当时人们反敌特的弦绷得特紧，联想自然丰富，最后判定他可能是一个“空降特务”。就在董兄采购完物品准备满意地返回新建时，工人纠察队的同志们果断下手，将他“擒获”。当场，工人纠察队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答以“五七战士”。战士就是兵，兵又非兵，岂不疑点重重。董兄于是被带到南昌市工人纠察队总部看管起来。最后，当然是一场误会，人们终于搞清他是新建县北医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于是由工宣队前往南昌将他领回。我记得他回来时，大家都排在房外，像是列队欢迎。董兄在我们的谈笑中从此得了个“空降特务”的绰号。
在江西一年半时间里，我的劳动技巧得到很大提高。脱坯、盖房、当小工、插秧、喂猪、炊事员，干校的不同工种我都干过。在盖房过程中，我不仅在师傅们指导下学会了和不同用途与不同需要的泥，而且学会了根据房子的高低来设计脚手架、搭脚手架。那时的脚手架是用麻刀搓成绳子来捆扎的，横竖相交、错落有致，不但要实用，还要美观，是一门颇为荣耀的手艺。
约在1971年春，我们干校从江西搬到天津郊区的茶淀农场。这次搬迁的原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将原属卫生部的北医和属北京市的北京第二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医学院。在这个背景下，北医的江西干校撤销，人员北迁。茶淀农场原为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农场，是北京的一块废地，地权属宣武区。不知什么时候，农场的劳改犯人被迁出，北京市就将我们安置在这里。刚到时，当地人议论，这回不知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犯人？还有这么多的女犯。我们听了只好付之莞尔。在茶淀又劳动了半年多。由于北医和北二医的合并流产，整个五七干校被撤销，我们也就相当于干校毕业，返回了北京。
经过这样一番动荡，原来的学校和宿舍已经变了样，房子被别人占用，我们一家不得已同别人挤在一个单元里。好在家具大多已卖掉，不大的房间到还住得下。幸运的是，我和夫人都回到了教学和科研岗位，可以用我们的知识为国家服务了。
如今，这段“五七战士”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还多。国家的命运在这段历史中发生了当初未曾想过的巨大变化。我自己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记得托马斯·曼说过：“一个人不仅仅过着他个人的生活，并且不管意识到与否，也是在过着他的时代和他同代人的生活。”这是一句精彩的话。人的生活不能脱离他的同时代。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我把自己“五七战士”的片段记下来，献给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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