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
[ 2006年第7期 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 作者：齐翔延 ]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现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袁鹰同志这篇文章，把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这第一场大批判的真相揭开了。让人们能回头看清什么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手段、后果，使人懂得了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更让人们经过反思看清表面的和深层次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这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这是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把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变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牢牢记住它！
这里我想，有些事、有些话是否可以作点补充。
袁文中讲了夏衍当时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夏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并非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他曾亲口说过，最初是胡乔木提出要拍《武训传》的，而我不同意拍，并且说了“武训不足为训”的话。为了阻止拍这部片子，夏衍还提出，现在上海没有钱拍片。后来，中宣部审查剧本通过，并设法筹资，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而上海文化局始终未出钱资助。电影上演后，胡乔木又组织文章大加赞扬。因此，夏衍所说“不必由我来作检讨”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当批判运动的暴风雨袭来时，夏衍却被告知，这是毛主席亲自抓的，连周总理也表示自己有责任。你是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能不承担责任吗？并且说，这件事由中宣部出面公开检讨影响太大，而夏衍出面只是上海地方的问题。为了顾全大局，必须要夏衍来做检讨。这样，夏衍的检讨是非写不可了。当夏衍把检查写好寄给周扬后，立刻就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应该对此事负责任者不作检查，而没有责任的却不得不写检查，而且还要登报宣扬。这是什么道理？
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强迫被整的人作检讨，说违心的话。不许他们说明情况，不许辩解，更不给他们应有的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随意捏造事实，乱扣帽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给他们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硬要他们承认，否则就是态度不好，过不了关。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实事求是之意，硬是强迫人说假话。而且逼着群众信假话，也跟着说假话。这是非常坏的风气。批《武训传》时是这样，反右派运动是这样，反右倾批彭德怀是这样，文化部整风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文革后，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周扬发表异化文章还是这样。别人代他写的检查登报后，他就一病不起，最后带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过去凭空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说假话成风，人人说假话，对假话不以为然，说真话反倒成例外。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必须彻底打掉这种风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都要说真话，而不允许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为人之道。就职宣誓、入党入团宣誓，可以少些豪言壮语，但这一条必须列上。而且要让说假话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应有的惩罚。而逼别人说假话的，更应罪加一等。这样，才能让我们不再受假话之害。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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