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

2006-07-15 作者: 王海印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6年第7期 白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 作者:王海印 ]

辛育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者和第一任院长,曾获得许多殊荣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承担过国家多项重大科研项目,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胸外科医学人才,对我国的胸外科手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他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又践行了白求恩的精神,而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感受白求恩精神

辛育龄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时,他在保定的一个属于教会创办的学校读初中,年仅16岁的他不甘心作亡国奴,返回故乡,通过地下党员的哥哥参加了由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领导的抗日革命组织——冀中抗日民族自卫军。因他年纪太小不够参军资格,被派到政治部搞宣传,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处刷抗日救国标语。半年之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到达保定,将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成立了冀中军区。辛育龄于1938年春正式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每当战斗一打响,一些伤员从前线被转移下来。当时我军的医护人手欠缺,军区卫生部就从政治部抽调人手支援,其中就有他,从此他便成为军区卫生部的卫生员,为以后认识白求恩并走上学医救人的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不懂医术,为了更好的医护伤员,军区卫生部首先对他们进行培训,那时候崔月犁(解放后任卫生部部长)与他在一个班。共有三个班:一个班是女同志学护士,一个班年岁稍大一点的学医士(医助),还有一个就是药剂班。当时的药品多是英文名称,因他懂得英文,于是便到药剂班当了司药。受训毕业后他就到冀中药剂科(药政科),主要负责管药、发放药品等工作。

1939年春天,白求恩大夫到了冀中军区,急需配备助手,卫生部便派辛育龄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剂员。此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和白求恩朝夕相处。回忆起那一段生活,辛老没有谈自己的经历,而是谈白求恩的工作精神对自己的感染:

白求恩医疗队来到冀中军区,明知战斗前线有危险,但他坚持一定要到前线去,完全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救治伤病员。在几个月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从白求恩的身上看到了他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和精湛的医术。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国家,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援我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崇高道德啊!尤其是在救助伤员的时候,他表现出的那种英勇无畏,令人钦佩。

回忆让辛老陷入沉思,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与白求恩工作的情景,一点点地还原。辛老讲到了齐会战斗中白求恩的所为。

齐会是河间府的一个小山村,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我120师到达以后,首先把战斗的重点放在这里。战斗打响以后,敌军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很嚣张,叫嚣着向我军攻来。我120师依据沙河的地势布阵,战斗到上午10时左右,将敌人包围并歼灭几百人。

这次战斗之前,白求恩医疗队并没有接到通知。在得知前方有战斗时,白求恩医疗队立即奔赴前线。到达前线后,辛育龄帮助医疗队搭建临时手术台后,就一直作为白求恩的助手对伤员进行救护。白求恩主刀,辛育龄的工作就是对伤员进行分类:看哪个伤员流血严重,就挂红牌,准备手术;伤势不太严重的伤员,便进行包扎或者挂黄牌。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战况激烈。敌人的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并配备了飞机等空中支援。为了保存力量,我军进行战略转移。而白求恩呢?辛老回忆说:

白求恩是真不怕死的,他很了不起。在部队要撤退的时候,白求恩不吱声,他不说撤,也不说不撤,专心致志地做他的手术,包扎、止血等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领导派警卫员催促他离开,甚至要强迫他走。正在这时,一个浑身是血、肠子露在外面的连长被抬进了手术室。我用绷带将他的伤口勒起来,通过翻译问白求恩: “这个病人的伤势这么严重,他还能不能活下来?怎么办?”白求恩回头一看,命令说:“上去”,于是就将这个伤员放到手术台上,展开手术工作。由于医疗条件极差,就用凉开水消毒,然后把肠子洗完后填回肚子里,用线缝上。当时警卫员要拖开白求恩,要白求恩赶快撤退。但是白求恩根本不理他,硬是将病人的手术完成后才离开,拆下一块门板将这个伤员连忙转移。这个人还真救活了。当我们撤到宿宁县的时候,傍晚,白求恩检查伤员的时候,那个连长主动给白求恩打招呼,白求恩赶紧给他检查了一下伤口,发现没什么大碍。部队决定吃完饭后赶快转移。白求恩说不能吃饭,我病房还没检查完呢?本来贺龙要亲自接见他的,以表彰他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抢救了很多伤员,是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但白求恩坚持看完伤员后才回去吃饭。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煮几个鸡蛋或者煮几只买来的小鸡就算是最好的营养了。谁知白求恩却让他的勤务员把这些食物拿去给伤员吃。勤务员面有难色地说:“那怎么行呢?这是首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白求恩说:“快去,这是我让拿去的,快去吧!”……从一点一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打心底里佩服白求恩,为了抢救伤员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自己宁愿挨饿也要把最好的食物送给伤员吃。这些事迹都是真的,他可是一心一意为了伤员。

正是被白求恩这种精神所感动,辛育龄萌发了学医救人、学医救国的念头。此后,他一心扑在医学上,不但学白求恩的精神,也学白求恩的医术。尽管后来白求恩离开了冀中,他一直记挂着白求恩,时时刻刻以白求恩的精神作为自己工作的楷模。

此后,辛老再也没有见过白求恩,但是却听到了他的噩耗:

大概到39年11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说白求恩同志病危。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白求恩要准备回国,回国的目的是募款和采购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因他到中国来时带的东西(药械)已用光了。临走之前我军在青红江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战斗,白求恩要求打完这一仗再回国。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的手被伤员的骨头茬划伤并感染了,当时他并未当回事儿就投入到新的抢救中。那时有两种细菌特厉害,一种叫破伤风,另一种叫七星坏疽,这种细菌一旦感染,它沿着淋巴管、血管走到肌肉,走到哪儿就坏到哪儿。刚开始时白求恩没有在意,到第二天他感到手痛,第三天胳膊就红肿了,感染得挺厉害。那个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即使有,对这种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当他感到胸闷气喘的时候已经晚了。有人建议他赶快把这只胳膊截掉,防止病菌传播扩散。他说已经来不及了,病菌已顺着淋巴管扩散了。他已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加重,在最后的日子里白求恩曾说:“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11月12日,他光荣牺牲了。他牺牲三天后,我们才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赶去悼念。在追悼会现场,很多老百姓特别悲伤,哭成一团。我们心里也很悲痛。白求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呢?除了战场救助伤员外,如果不打仗时,他也给驻地的群众看病,大家有时亲切地称他“白爷爷”。被救活的那个连长(时任团长),也赶到了,他趴在白求恩的遗体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你不能死啊,我们需要你”……群众对白求恩,白求恩对战士的这种情结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一幕一直深藏在辛老的内心深处,同时也使他树立起自己生活工作的坐标:以白求恩的精神要求自己,并将这种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

胸外科的创建人

在从冀中白求恩医疗队回到卫生部后,辛育龄根据卫生部决定,筹备建立了冀中制药厂,19岁的他担任了厂长。这个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建的药厂,使军队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缓解。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干中学、学中干,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医懂药的医生。

1942年,根据中央的部署,一大批知识分子调往延安学习,他被派往延安。在延安,通过培训他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这一段时光是辛老生命中最重要的痕迹。对于一个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医生,获得一个难得的专业学习机会,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他抓住这一次机会,认真学习,心无旁骛。学习结束后,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专业训练,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了。

1945年日本投降,辛育龄到了东北。他像白求恩一样组织医疗队,并把白求恩的精神作为医疗队工作准则,穿梭于各个战场,哪里有战火,哪里就出现医疗队的身影。1948年东北解放后,他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医院,并担任院长,为东北医疗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辛育龄被派到苏联学习胸腔外科。1956年从苏联回国后,他放弃了部队优越的条件,放弃了上校军衔,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成为一名普通的医生。那时,我国的胸外科技术相当薄弱,甚至难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大肆泛滥的肺结核则成为当时致命的“杀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吃住都在实验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他的倡议下,我国医学上的一门新的学科——胸外科创立起来了。经过多次摸索实践,辛老首创了支气管黏膜外缝合技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杜绝了手术后残端致命性并发症,大大降低了支气管瘘的发生率,保证了手术安全并提高了手术后的疗效,因而获得了“国家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通过对动物肺移植的研究和实践,获得了肺移植手术技术和肺移植后抗排斥的宝贵经验,成功实施了两例人体肺移植,填补了我国肺移植科研领域的空白,荣获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为了消灭肺结核病,辛老积极推广肺切除手术,并发明创造了针刺麻醉法,配合肺切除手术。在当时,这样的手术方法不仅在国内是个创新,在世界也达到了先进的水平。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尼克松访华时,叶剑英陪同访华团成员一同观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他们大为赞叹。

辛老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医德的教育。在他的带动下,胸外科培训、科研为一体的卫生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胸外科人才。他以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感染着其他医生,以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神话,

在辛老继续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探索奋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文革”的“激情”燃烧到病房的时候,辛老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批斗对象。他被责令放下“屠刀”,接受改造。为了证明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的‘白专’典型”,造反派统计出他从医以来所作的手术有七千多例,作为“罪行”进行批判。

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辛老不管受到怎样的批斗,他仍然以医生的职业道德来要求自己,以白求恩的精神鼓励自己。当然,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人民群众,都离不开医生。有时候,尽管他在批斗台上接受所谓的批判,但一旦有了病人,他就坚决要求进医院进行抢救。甚至批斗他的造反派,有的也成为他的病人,他一样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抢救。

熬过了犹如漫漫冬夜的十年文革后,辛老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根据组织的安排,他领受了筹备创建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

受命筹建中日友好医院

在中国筹建一所医院,一直是日本一些友好人士的心愿。中日两国本是友好的邻邦,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使两国成为敌对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成功地实施了改造的政策,使日本战犯受到很深刻的教育。这些战犯回国后,有感于自己所犯的罪恶,成立了中日友善协会,或出于赎罪感或者其他原因,他们发出要为中国作点好事的倡议,提出帮助我们建设医院的意向。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对此积极推动,首相大平正芳为促成医院的建立,牵线搭桥。继任首相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继续推动,并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签署了援建医院的合作项目。项目由日本政府投资,总投资额为165亿日元,(约合2亿8千万元人民币)后日方又补充了1000多万元。除日本政府出资外,我国还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包括征地、宿舍等项目建设。我国总投资大概为500万元人民币。根据组织的安排,筹建这所医院的任务便落在了辛老的肩上。

接受任务后,辛老把全部精力放在医院的筹备工作上。他多次与日方磋商,就医院的整体布局作出选择。同时,为了保持医疗卫生技术的先进性,他积极招兵买马。辛老给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写报告,从全国各地调入一大批学科带头人,由卫生部直接领导这所现代化综合医院。

谈到筹建这所医院的过程,辛老如数家珍:

当时,我们刚刚改革开放,说实在的,对于现代化医院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对所要筹建医院的技术水平、资金、设施等都不甚了解。我向中央提出,到日本进行考察。日本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五所医院,我看了三所现代化医院,心中就有底了。第一感觉是日方提供的资金不够,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医疗器械代替的。我当时有个担心,怕他们输送来的设备过时或过于陈旧。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当时日本医院的CT设备全是美国的,而他们给我们的是他们本国生产的,我就问他们医院的院长,他们说本国的设备不行,老是出故障。于是,在同日方谈判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次谈判,我向他们提出应提供200亿日元的投资,并就设备等问题提出了方案,结果没谈拢,他们说我苛刻。回国后,我向谷牧同志和万里同志汇报了情况,谷牧约见日本驻华大使磋商。同时,我向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汇报,钱部长提出,假如日方坚持不追加投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不要计划中的康复中心,我认为不可以,并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钱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其后,同日方先后谈判了七次。在谈判过程中,我曾向日方代表团团长提出:你们对我们国家是有血债的,犯有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我的哥哥就是被你们日本侵略军杀害了。我认为,你们为了这么几个钱,首先表明你们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当时的日方代表团团长说,真没想到还给你的家庭带来过伤害,现向你致歉。经过几轮的谈判,日方以研究所和人员培训的名义又给了一些费用。我国考虑到中日关系,最终达成了建院协议。

医院建立起来后,辛老即向组织提出,只干一年,在医院走上正轨后即退下来。辛老调来了中央保健局局长边志强等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组建了第一届医院领导班子,形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相互协作的集体。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辛老虽然要面对医院许多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业务和研究。让他割舍不掉的是他的手术刀,是他的科学研究和那些期待通过手术治愈的病人。1985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主动要求退下来,回到了手术台前。此后,他老当益壮,专心投入到研究中去。经过多次探索、实践,辛老创造了一项重大发明:电化学治癌的方法(俗称电疗或烤电)。这一发明,为那些千百万个癌症晚期不宜做手术和不能使用放疗和化疗的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延长了病人的生命。该项发明在1990年被卫生部正式批准用于临床,至今也是治疗癌症患者的重要技术手段。

而今,八十余岁的辛老仍然以满腔的热情工作,继续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地奉献。采访最后,辛老用一首诗概括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抒发自己的情怀:

缘古行医成名难豪情满怀创新天

悬梁刺股攻读艰总结经验留后人

救死扶伤平生事不甘医术化青烟

人生价值是奉献改革大潮催奋进

古稀之年心未老健步跨入新千年

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国医疗事业的热忱。采访结束天色已晚,辛老还要准备明天的手术,他还要制定多项最佳手术方案,也许他又要工作一夜。在回来的路上,辛老的谈话回荡在我的耳边,他对病人的那份感情、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奉献让人感动。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学医的承诺:以白求恩为榜样,将白求恩的精神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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