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集美冤案始末
[ 2006年第7期 许集美冤案始末 作者：苏双碧 ]
杰出的地下工作者
许集美，福建晋江安海人，1924年8月出生在一个华侨知识分子家庭。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当地知名的养正中学。1939年，年仅15岁的许集美，由该校地下党员邓贡直、林松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弥漫着大江南北。为了保存实力，党改变斗争策略。经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批准，许集美在当地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借此身份掩护，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安溪县工委书记、厦门市工委书记、闽中地委委员兼泉州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游击纵队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1948年，他经过精心策划，摸清敌情，虎口拔牙，大白天打进泉州监狱，成功地救出被捕的地下党同志。此举轰动泉州城内外，街头巷议游击队劫狱的壮举。
许集美白区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1948年福建解放前夕，由于闽浙赣省委领导人曾镜水错误判断福州城工部是个叛徒、内奸组织，下令残杀福州城工部所属100多名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造成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惨案。此后闽浙赣省委又让闽中地下党下令游击队负责人许集美等公开张贴布告，解散厦门城工部。这就意味着要对厦门城工部开始镇压。要许集美亲自去屠杀自己的同志，他怎样也下不了手。他一面推迟贴出布告，一面暗中通知厦门城工部成员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避免了我党的一次重大错误，拯救了这些革命同志的生命。许集美这种敢作敢为的胆略和气魄，在当时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的。
1948年上半年，闽浙赣省委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计划组织武装人员到闽浙赣边界活动，但缺乏经费。曾镜水要许集美在一个半月里筹集80两黄金。当时许集美是泉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和部下再三研究，因为80两黄金不是小数字，无法零星筹集，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华表山草庵主持人广空法师身上。许集美向广空法师如实说明原因并晓以大义。广空虽未接触过共产党，但传闻中印象不坏，就答应要帮这个忙，并亲自写信要他弟弟准备了100两黄金，许集美嘱咐以“泉州人民游击队”名义开了借条，并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身份承诺“只要经济略为好转，一定如数奉还”。100两黄金解了闽浙赣省委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广空法师为修葺草庵提出要回100两黄金，许集美等向省里打了要求偿还100两黄金的报告，并很快得到落实。广空法师盛赞“共产党言而有信”。
许集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他作风深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居然如履平地，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受过伤。1949年，他策反国民党325师一名副师长倒戈起义，又策反驻守福州北大门的国民党50师参谋长陈盘庚阵前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8月31日，解放泉州时，他率领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泉州城区，为人民解放军进入泉州起了前导作用。泉州中心县委向党移交所属地下党员2232名（不包括所属的厦门市和屏州工委的党员数），正规武装626人枪，脱产武装2647人枪，为党奉献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产。
“莫须有”的“地方主义”罪名
泉州解放后，许集美先后担任晋江县县长、泉州市市长、晋江行署专员等职。在支前、剿匪、土地改革、镇反，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许集美只因是地下党人、白区工作者，一次次遭受打击迫害。1958年福建突然搞起所谓“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许集美、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政籍，工资降五级，押送劳改。原闽中地下党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批判、处分和判刑。
那么，“地方主义”的罪名是怎样来的呢？福建大部分地盘属老区，长征时，从福建出发的红军人数就有二三万人，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红军长征后，福建地下党领导的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分布在全省农村进行斗争，一直坚持到福建解放，被称为“红旗不倒”的典范。但是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部分同志中有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为此，一些原地下党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发点牢骚，说几句过头话，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由于“左”的思想作怪，在历次运动中，有些人总以整人为快，胡乱上纲。例如当时他们批判的“红旗不倒论”、“忘本论”。“红旗不倒论”是黄国璋对下放干部作报告时讲的，他说：过去有两个考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老区斗争、红旗不倒”，“现在我们还要求老同志保持红旗不倒，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忘本论”原是王一平在省委召开的老区座谈会上讲的，他说：“不少群众向我们反映老区存在的问题，当时只做一般的解释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忘本思想。”类似这些说法，无非是指要坚持老区的革命精神，不忘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这个“本”，却被歪曲成“搞‘地方主义’的人提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宣扬斗争性，煽动和组织这些人向党进攻”。经这样一上纲，原本是正面、积极的言论，顿时变成“向党进攻”的毒草，属敌我矛盾。
其实，当时许集美并没有参加省委老区座谈会，但作为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关心老区座谈会是理所当然的。他趁郑种植到福州出席政协会议之便，让他去看看黄国璋，顺便了解一下老区座谈会的情况。郑先后两次见到黄国璋，黄谈了老区座谈会的情况，并向郑询问了晋江地区地方干部的情况。郑回泉州后，把这些情况告诉许集美。这本来是个极平常的问题，却被歪曲成“许集美派郑种植三找黄国璋（实际上郑黄见面两次），面授机宜，正式加入了反党集团的一股”。既没具体行动和具体材料，就把许集美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进行严酷的迫害。
196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福建省委成立甄别小组，对此案进行认真调查。认定当时定罪所据材料都不能成立，给予平反。省委决定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职务和名誉，并向他们道歉。许集美平反后，调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共三明地委副书记。可是时隔不久，十年动乱又开始了。许集美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进行长期关押审查，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批斗。最后，确实找不到他有什么大问题，只好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副书记、莆田地委副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四人帮”垮台后，许集美松了一口气，认为又可以认认真真为党工作了，万万没有料到当时省里的主要负责人却借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运动，炮制了一个所谓“四○五”案件，诬陷“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许集美同志再一次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
“四○五”冤案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关于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福建省委的某些人不去认真清查“四人帮”在福建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地下党干部。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的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华东组发言时就提出“原福建地下党干部黄国璋（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集美（莆田地委副书记）等极少数几个人，长期以来，打着山头帮派旗号，利用派性，幕后操纵，干了很多坏事。”并说“这几根‘地线’不挖掉，一有风吹草动，又会兴风作浪，后患无穷。”上面一声令下，下边跟着就来。同年4月12日至25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当时的莆田地委第二书记在会上发言时竟然说：“现已初步查明，‘四人帮’插手莆田地区，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或叫三条黑线……一条是地区的许集美、莆田的张庆、永泰的程国良、仙游的林柏椿、福清的黄世铨、陈木水、平潭的余兴铨等人（被点名的都是担任地、县委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干部）通向黄国璋等人的‘地线’。这伙人是埋藏在福建党内的一个反革命帮派，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披着‘老革命’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4月25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又说：“我省乱而复治，治而复乱，几经反复，根子就在‘四人帮’支持的我省那几股帮派势力，为首的除了陈、郑、庄、李一伙以外，还有黄国璋、许集美、朱义斌等人……”
可以看出，省地两级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已经为所谓“查地线”定了调子。可是还没有开始查，就把许集美等人当成“敌人”进行批斗。1977年5月10日，把黄国璋从福州押去莆田。11日，地委在莆田城关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批斗黄国璋、许集美“反革命罪行”的广播大会，据说全地区收听广播的达20多万人。之后，黄国璋、许集美先后被押去福清、仙游、长乐、永泰等县批斗。所到的县都要把所谓“黄国璋一伙”的“地线”人物抓去陪斗或关进学习班批斗。
在批斗黄国璋、许集美的同时，原地下党干部和老区群众也被关进所谓“学习班”“守法班”进行批斗。要他们交代同黄、许的所谓“帮派关系”，达不到目的就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致死致残，有的坐牢、判刑、甚至杀头。在莆田地区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副主任和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原地下党干部共51人，因受许集美牵连而受审查和各种处分的46人，占90%。其中被整死的有永泰县委副书记程国良等3人，拘捕入狱的有老红军郭永星等3人，判处徒刑的有县委副书记林柏椿等11人。仙游、福清、长乐、闽清、永泰等5个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的原地下党干部22人全部搞光。可知，这些人是借清查之机，大整地下党人，并不是在清查什么“四人帮”。
所以，当他们查不出“黄国璋一伙”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什么牵连时，他们就转换命题，大造舆论，说黄国璋、许集美等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1977年6月3日，当时一位省委书记兼莆田地委第一书记在向省委常委会汇报时居然说：“闽中地下党政治不纯，有地、富、反、坏、特务、叛徒，包括黄国璋、许集美。”随后，省委于8月3日决定成立“四○五”专案领导小组，并在莆田、晋江、福州、厦门、漳洲等地市成立“四○五”专案办事机构。“四○五”专案领导小组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任务就是审查原闽中地下党及其领导人的所谓“严重政历问题”，并报公安部对25名地下党人立案侦查。在全案审查的25人中，被诬为叛徒、特务、内奸和反革命骨干分子的就有17人。这样，就把一个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的闽中地下党打成“完全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反革命组织了。他们还无中生有指控“许集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39年混入党内，内奸分子”。据此，于1977年9月3日对许集美拘留审查，1978年8月7日正式逮捕。从此，许集美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活。
实际上，许集美同志的家庭历史都是清楚的，父亲是个秀才，教书先生，没有当过官。哥哥、姐姐早年漂洋过海去印尼、菲律宾谋生，是爱国侨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的四哥在菲律宾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所谓“官僚地主”家庭并非事实。
许集美本人15岁（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清白的。“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在肃反、审干中，经组织审查，福建省委于1956年正式作出结论“不作为历史问题”。
所谓“特务”问题也完全是诬陷，省委早有审查结论。1973年的一次省委全会上，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代表省委明确宣布：“经省委审查结论，许集美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是“四○五”专案组还是对许集美作出“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是个特务、内奸分子”的结论。
残酷的迫害和株连
许集美被逮捕入狱后，关在一间单独的牢房里，有病不给治，有药不给服，不准家属送食物，不给放风，不准看报纸，连听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有线广播也要进行干扰。省“四○五”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的莆田地区公安局长在审讯许集美时说：“黄国璋和你都是福建的拉鲁（西藏叛匪司令）。拉鲁在中国的西南，你们在中国的东南，一个搞公开叛乱，一个搞秘密颠覆，互相配合，共同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每当这个局长审讯许集美时，经常要许站着受审，不准坐凳子；要是不按他们的需要招供，或不在他们编写的违背事实的审问笔录上签名印指模，就得长时间甚至通宵罚站，五花大绑，反手背铐，甚至挥拳猛击许集美的头部、太阳穴。
为了搞到许集美的“特务”材料，把一些所谓“知情者”秘密拘捕。省文化局退休干部兰守仁、漳州师范讲师郭荫堂，原养正中学校长俞贵元等3人，曾是许集美的老师；原南安南星中学校长、三青团骨干林则务，曾是高景春（许集美爱人）的老师；还有国民党专员黄哲真的老婆黄汉卿等人都被秘密逮捕审讯，要他们交代许集美的“特务”问题，搞不出材料就刑讯逼供，这些人受尽折磨，有的死于狱中，有的出狱后就死了。
许集美的爱人高景春同志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经反“地方主义”和“文革”十年动乱的两次株连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得已于1970年提前退休在家，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运动，也被列入专案隔离审查，受尽凌辱，被逼跳楼，跌断腰脊骨2节，肋骨断4根，双脚后跟骨碎。到了这般惨境，仍不放过，被强加罪名判处5年徒刑。许集美家的老保姆李茅，年近70岁高龄，是个地下党员。只因给许集美送衣服食物，先后两次被关进监牢。出狱时，那个公安局长还威胁她不准对任何人说她被捕的事。许集美的儿子，因为去学习班看妈妈，被关进莆田看守所一个月。许的侄孙是个医生，也被抓去关在泉州监牢。许在原籍的4个侄儿、侄女都被隔离审查，16家亲戚被抄家。许的大哥侨居海外50年，因为相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回祖国定居安度晚年；大嫂在国内，曾经在敌人包围下，奋不顾身帮助营救多位地下党同志脱险，也因受许的株连，被莆田地区公安局派出的武装人员，带着手铐押解前去抄家，致使两位老人惊恐交加，先后离开人世。在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决议强调：“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后，公安部正式通知福建省委撤销“四○五”专案组。但福建方面拒不执行，继续罗织许集美罪名，抢在1980年《刑法》生效之前，于1979年12月21日以“反革命”罪判处许集美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中央领导关注许集美冤案
许集美被判刑后，他的海外亲属从菲律宾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和中纪委、公安部、中侨办、外交部等发加急电报，要求对许集美案件“处理复查、以释放或保外就医”。后来又趁来京参加全国侨联代表会议期间，向中央写了申诉信。胡耀邦、邓小平及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志十分重视，分别于1980年2月12日、3月8日、3月9日作了批示。中侨委领导接见了许集美同志来京的海外亲属。在许集美冤案还没平反之前，中央组织部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了报告，提出4点应急的缓冲意见：1、许集美的保姆可以释放，许的儿子回原单位工作：2、可以允许许的亲属探望，但要做好工作；3、可考虑高景春保外就医；4、许集美可减轻处理。中组部曾多次给福建省委打电话，讲了4点意见的内容，并要省委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但省委却置之不理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
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同志在审阅福建省“两案”办1980年3月12日报送许集美主要罪行材料（摘要）上批示：“许集美判刑的根据不足，也值得怀疑。”1981年1月27日，在福建省“两案”办报告许（集美）案复查结果时，王鹤寿同志又一次作了批示：“我看过福建报的材料，证据不足，而且牵强，请告福建省‘两案’办要慎重决定。”
中央领导为什么这样关注许集美冤案呢？这是因为：第一，福建地下党问题很复杂，除闽中地下党外，还有闽西南的“红旗党”案，福州东岭工委、厦门城工部等问题。闽中地下党案的解决，必然导致这些问题的解决。第二，许集美冤案发生在文革之后，十分离奇，属于比较明显的冤假错案。这个案子从1977年8月3日成立省委“四○五”专案审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至1983年5月12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决定撤销这一专案，历时6年。这期间，用“四○五”专案办主任杨布的话说：“查阅了63000多卷的敌伪档案，走访了680多个知情者，访问、调查300多个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为了要搞出黄国璋、许集美等人的所谓叛徒、特务、内奸的材料，真是不惜一切代价，跑遍全国各地，查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的敌伪档案，采用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各种手段审讯几百个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所谓知情者。但是审查结果，在所有被立案审查的18个党员干部（其中地厅级干部8人）中，没有一人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没有一个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
项南为许集美平反呕心沥血
1981年初，项南奉命督闽，中央领导人告诉项南：福建的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要坚决而慎重地处理。这里说的历史遗留问题，当然包括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使项南感到难度最大的是“福建地下党冤案”。当项南来到福建时，“文革”结束已经快五年了，还有许多“地下党”干部被关在牢中。对此，项南感到很意外。
项南深深地体会到，“地下党”的冤案能不能平反，“这是能否打开福建改革开放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省委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大批的干部解放出来”。项南亲自调阅了大量有关材料，并对那些处处设置暗礁的干部进行说服工作，亮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左”的影响，他要大家不要互相“怪这个怪那个”，要以大局为重。
为“四○五”冤案平反阻力很大，一些相关的领导人推三挡四，拒不配合。项南不能因此影响省委的团结，但原则问题又不能“和稀泥”。阻力再大、再得罪人，他也得坚持下去。他向省委常委会提出让至今还关押在监狱里的许集美、陈贵芳等人“保外就医”。他的提议在阻力重重下得到落实。保外就医对许集美来说是个转机，他可以写申诉材料要求复查他的问题。他远在菲律宾的姐姐、嫂子也特地赶回来，要求政府为弟弟的冤案彻底平反。许的姐姐激动地说：“我弟弟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却被当成叛徒、特务，现在说要台湾回归祖国，像这样做法，他们会相信吗？”对此，项南表示理解。他决心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用事实来证明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正当项南在平反“地下党”冤案遇到重重困难时，耀邦同志在陈贵芳的申诉信上又作了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中央组织部在转达耀邦的批示和陈贵芳的申诉信时，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们，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这对项南来说是支持也是鞭策。
根据中央指示，项南决心加强力度解决福建“地下党”问题，确定了“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地下党”问题的八字方针。强调“按照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把地下党冤案问题查清，并予以公正解决。”由于项南态度鲜明，省委中的一些常委坚定地站在项南一边，给项南以支持。而另一些人则硬顶，阻止对问题的解决。
党中央对解决福建地下党问题十分关心，在胡耀邦的批示之后，中央决定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一个3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由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何载带队开进福建。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之后，认为涉及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四○五专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项南想“借东风”，在常委会上请“中央调查组”当众宣布调查结论，并让常委都表个态，以便统一认识，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正在这节骨眼上，有的常委突然生病。项南说：“我们等。他什么时候病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会。”
就这样，省委常委和“中央调查组”等了半个月。开常委会时，“中央调查组”在会上宣布为闽中地下党“四○五”冤案的平反结论。项南当即要求所有常委逐一表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常委都只好表态同意“中央调查组”结论。
1983年3月29日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宣布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同志的冤案平反、恢复党籍。同年5月，省委又发文，对受“四○五”专案株连的地下党人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至此，许集美冤案得到全面平反。随后，省委着手解决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成绩很大。据统计，经法院、公安、党纪政纪处理的7423件案件，经复查属冤假错案的竟达复查案件的81.9%。由法院受理申诉案2654件，改判无罪、免刑的2219人，达复查案件的83.5%。由公安部门受理的申诉案件，复查1875人，经复查平反纠正的1750人，占90.9%。此外，还恢复了3960人的党籍。这样大面积的打击和迫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但这样大面积的平反冤假错案，也足见党的魄力和实事求是精神。
许集美平反之后，心态很好。他在接受《项南传》作者胡少安采访时说：“彭德怀、刘少奇、贺龙这些开国元勋都受了冤屈，比起他们，我的案子算什么。”在项南的提议下，许集美到菲律宾旅行、探亲，借机广泛接触华侨上层人士，处处维护党的形象，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招引许多华侨到国内投资，对推动福建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平反之后的许集美被安排在省侨办当副主任，1985年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二十年来他协助成立泉州侨乡开发协会，开办开发区，引进大量侨资。在担任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执行会长期间，为老区建设作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使不少老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由于他德高望重，被推举为林则徐基金会负责人，为修复林则徐纪念馆及其他遗址到处奔波，为基金会筹集资金，为宣传和弘扬林则徐的爱国为民精神提供了条件。他在协助党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福建的扶贫工作和中央的扶贫工作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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