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翎
[ 2006年第8期 两个路翎 作者：桂向明 ]
记得是1987年的夏天，我去北京看望绿原夫妇，却没有请他们引见渴慕已久的小说家路翎，和这位稀世天才失之交臂。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路翎从朝鲜前线回来，写出多篇受到读者喜爱的小说和散文，掀起一阵“路翎热”，接着是来自指导家的粗暴批评。我当时在驻武汉部队的一个机关供职，匆匆草成为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辩护的文章，题目就叫《一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有力作品》，先请诗人曾卓审读，他一口气看完，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要我将稿子寄给在北京的绿原，让路翎也看看。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这篇没有刊出的文稿成为我的“罪证材料”，塞进本人分量已经不轻的档案。后来知道，周恩来曾指示胡乔木，应该把路翎这样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路翎遭到不公正对待，先后两次入狱，在高墙内苦苦熬过20个春秋。
路翎出狱，当了四年半扫地工，他又一次拿起笔来，张业松先生说“路翎是在一种几乎将自己彻底与外界(包括家人和难友)隔绝开来的状况下从事其与时间赛跑、与自我搏战的创作活动的，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保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自我向自己的内宇宙彻底敞开，重温往昔追风逐电、狂飙激荡的激情体验，逼迫自己保持高昂的写作热情”(见《路翎晚年作品集·编集说明》)。让人揪心的是，路翎晚年作品总量不下于550万字，光长篇小说就有《江南春雨》、《野鸭洼》、《吴俊英》、《陈勤英夫人》、《乡归》、《早年的欢乐》与《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竟无一部问世，主要原因是达不到发表水平。于是有了这种说法，新诗是路翎晚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话隐藏着某种悲哀，路翎因小说扬名于世，有人以托尔斯泰期望他的将来。
路翎的遭遇已经成为世纪之问。
想当年，他凭一支生花妙笔不时引起文坛的惊异和赞叹——
邵荃麟：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个世纪以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胡风：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到21世纪初，《财主底儿女们》已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引者注)
聂绀弩：出了路翎这样的天才，我再写小说还有饭吃么?
杜高：不停歇地写作，当剧院刚刚否弃了他的一个剧本，他又交出了第二个。当人们正忙着打印、传阅、提意见、组织讨论时，他已埋头在第三个剧本的写作中了。
巴人：小说《初雪》是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那应该说，就是诗。
李辉：他挥笔疾书。4万多字的文章短短几天里一挥而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他要质问，他要发言。
曾卓：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章高手终于“江郎才尽”，即使进人最佳创作状态(路翎告诉朱珩青：“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不给人看；等写好了看，你会大吃一惊的。”)，他也拿不出一部惊世之作。
1982年，路翎应《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之约，写了关于自己的简传资料，第一段有这样的文字：“我于1923年1月23日生。南京人。父亲姓赵，经商，死得早，我过继给母亲徐丽芬。继父张济东。公务员小资产阶级生活，经常我继父任职务会计员等。”我揉揉眼睛，怀疑自己看错了，之后又发现诸如“解除部分问题”、“她在地方街道工厂当女工工作”等语句，杨义客气地说“有些文字不甚顺畅”，其实是病句，走笔至此，我不禁悲从中来，是谁把一个进入世界视野的天才作家降低到小学生水平?又是谁夺去路翎手中的笔，给他一把清扫街道的大扫帚?
冀访在《哀路翎》一文中写道：“在人生悲剧中，你的遭遇比你的任何一位朋友都要凄惨。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朱珩青语)，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二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个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消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优秀作家被长期打成“反革命”，而且改造得如此彻底，先前的路翎“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现在却不会写作。李辉先生对此作了精当的分析：“我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很明显，他的思维、心理状况，已不允许他架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同时，他的语言方式，也难以摆脱年复一年经历过的检讨、交代的阴影，大而无当或者人云亦云的词汇，蚕食着他的思维，蚕食着他的想象力。”(引自《序：灵魂在飞翔》)扫地工是辛苦的，路翎笨手笨脚却精如绣花，每天凌晨3时出去，总要到近晌午11时，方才一身泥土、一脸疲惫，蹒跚而回。在许多朋友的记忆里，路翎是一个美男子，胡风则说他是通体放光的作家，但到1979年，作家兼画家周翼南见到的扫地工路翎，让他想起小说《红岩》中装疯的华子良。在路翎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大概只有“异化”这个词能够解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相当生动和准确地反映了路翎复出后的精神风貌，那是1986年11月，在一次小组会上，路翎一直正襟危坐，非常严肃，他抓住一个空当，抢先发言，说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说完就像学生交上考卷一样，立刻显得轻松了，自在地伸直双腿，不断交替用一只鞋尖磨擦另一只鞋后跟。而在二十二年前，也是11月，胡风和路翎参加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二人一唱一和，真可以说语惊四座，用胡风的话说：“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两个路翎是何等不同啊!
和聂绀弩不同，路翎没有聂公超世不凡的态度，也不像他那样放纵任性，随遇而安，一句话，路翎过于执着，是一个没有半点弹性和弯度的人，他的悲剧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也许可以从小说《拌粪》里的一个人物揣测作者路翎的心路历程：“太阳很毒、很亮，李顺光的心里很苦、很辣，从上高中的时候起，他就立志要奋斗、要入党，可他奋斗的结局是什么呢?反革命!他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既然“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我们心爱的作家只能发出难友们听习惯了的那种“一直不停地、频率不变的长嚎”，这长嚎我们并不陌生，请读鲁迅夫子《孤独》中的一节描写：“……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令人不解的是路翎回到亲人身边，每天都要无缘无故地嚎叫几次，有时他意识到就要嚎叫了，便急急忙忙跑到户外，嚎叫过了再回来。
“千古文章未尽才”，朱珩青撰写的路翎传就以《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为书名，北大教授钱理群甚至呼吁：“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应该把路翎的著作(包括晚年所写那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遗产。”胡风却别具只眼，他把路翎推向曹雪芹和鲁迅的高度：就说算到1955年，路翎也是世界文学上的人物。时至今日，路氏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洼地上的“战役”》、剧作《云雀》等，已被公认为属于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之列。
路翎不朽!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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