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 2006年第8期 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作者：朱 良 ]
今年8月15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除了在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外，还有几件大事载人了党的史册。
1935年在红军长征途中，王稼祥为促成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对中央的领导，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借着共产国际的名义，想攫取中央的主要领导权，并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给党中央造成很大困难。1938年7月底，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意见：“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43年7月，王稼祥抱病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第一人。
1949年10月5日，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10月19日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王稼祥担任了十余年中联部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王稼祥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孜孜好学，重视调查研究，勤奋思考问题，高度对党对革命负责，对重大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曾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搞武装斗争的经验，有普遍的国际意义。王稼祥总结了我们在政治上帮助有些国家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大胆地提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于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是犯过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的人，更应警惕，不要再把错误犯到国外去了。”
1962年，王稼祥为了纠正对外政策和策略上左的错误，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因此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的罪名，并横遭批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稼祥受到几年的持续批判、斗争、折磨。1974年1月含冤逝世。
“反帝反修”、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
为了理解王稼祥提出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957年中苏友好关系达到顶峰，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1956年已开始。1956年1月苏共举行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描绘成独裁者和暴君，并提出了未执政的共产党有可能不通过暴力革命而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和平过渡”理论。世界上出现反苏、反共的高潮，不久又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的处境非常困难。我党通过内部会谈和发表两篇正面阐述的文章，分析、批判了上面两个问题，还批评了苏共对波兰、匈牙利的大国主义错误，帮助苏共渡过了困难，并稳定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特别是我党公开支持了1957年6月赫鲁晓夫挫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占多数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要解除赫鲁晓夫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斗争，赫鲁晓夫对我党非常感激，这才有1957年10月苏联同中国签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供应中国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协定》。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毛主席除了两次讲话外，即席做了内容很广泛的长篇发言。他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还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说，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那时我们就将无敌于天下，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外政策都“左”，同年下半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美关系紧张。1958年起，毛主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反冒进”，提出了总路线，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5日和8日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谈到，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不需要15年赶上英国，两年就基本上可以赶上；5年可以接近美国；再加上两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粮食生产，1958年比1957年翻一番，可能是七千亿到八千亿斤；1959年再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更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关于究竟有多“遥远”?原来提交会议的一个文件写的是“1967年以前”，毛主席改得活了一点，改成“1967年或1972年以前”。
当时王稼祥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苏联曾经试办过农业公社，结果犯了“左”的错误，斯大林不得不进行纠正。王稼祥要我驻苏联使馆广泛收集有关苏联搞农业公社的材料，选编成了《论苏联农业公社》，印发给中央同志和有关部门。王稼祥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当面谈了我们人民公社办得过早了的意见。
对国内形势的过分乐观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甚至根本改变。1958年8月23日，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要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的第二天，我国开始了炮轰金门。头一天三万发，以后时断时续。美国以为中国要打台湾，十三艘航空母舰有六艘调来远东。国际形势突然紧张。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国也很紧张，在了解到我国并不准备解放台湾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援助它”，“侵犯中国也是对苏联的侵犯”。
在1958年9月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毛主提出了要对美国采取“绞索政策”，“把美国人吊在我们中国人铁的绞索上面”，并且提出了八个观察国际形势的观点：(1)谁怕谁多一点?是美国怕我们多一点。(2)不要把美帝他们结成军事团体看得那么严重。他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并不巩固。现在他们是向亚、非、拉那些弱的进攻。(3)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政府，我看都有利。我们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4)美英侵略军赖在中东不走，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黎巴嫩也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一条绞索。绞索的一端，丢到阿拉伯人民手里。(5)戴高乐登台，对内对外也有好处。(6)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自己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7)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8)准备反侵略的战争。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我们不怕打，横下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紧张对我们有利和对美国的“绞索政策”，实际上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吸引到中国身上。改变了我们要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政策。这是王稼祥所不赞成的。
1958年起，赫鲁晓夫巩固了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开始加快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他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么需要中共的支持。1959年，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已经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影射批评，指责中共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
1959年12月毛主席谈中苏分歧的几个历史事件，提出“修正主义是否成了系统”。1959年12月毛主席写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主要总结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否成了系统”的问题，讲到中苏某些不团结仍然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讲了十件“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以下列举几例：
第三件讲：“1953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第五件讲：“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
第七件是：“1958年，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70％投资建立电台”是指苏方建议由它出资70％，中苏合建雷达站，建成后共同使用。毛主席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也就是所有权属于中国。上述“北京八月会谈”实际是7月21日、22日毛主席同尤金大使两次谈话和7月31日赫鲁晓夫紧急赶来北京对毛主席作澄清。在这之前的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的军事专家的建议，希望苏联提供生产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帮助。尤金大使答复毛主席称，“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对此，毛主席在同尤金和赫鲁晓夫会谈中给予了痛斥，谴责苏联要控制中国，从他谈话用语的尖刻、激烈，可以看到中苏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已经受到极大损害，中苏关系恶化已是无法避免了。
第八件讲：“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这是指1959年3月西藏达赖叛逃印度，印方给予了支持，8月中印边境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对这次冲突不分是非地表示“遗憾”。在这之前的1959年6月，苏联借美苏正在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的《协定》，停止向我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的技术资料。接着在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回国时来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影射、指责我“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是不正确的。10月2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开始时双方气氛还好，但在金门打炮问题特别是中印关系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抓住中方一位同志的一句话(要争取印度尼赫鲁，“迁就是无效的”)纠缠不放。毛主席打圆场说：不谈了，算了吧!这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毛主席说，我们在政治上是互相支持的，在金门问题上，你们支持了我们。但赫鲁晓夫仍纠缠说，不能同意中方有同志指责他是“迁就分子”。王稼祥为缓和紧张气氛，最后讲了一句：这里翻译的可能不确切，没有说你是“迁就分子”。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赫鲁晓夫一回到苏联就在公开讲话中影射指责我党，说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毛主席《讲话提纲》讲到的第九件事是“同年(指1959年)，高饶余孽(指彭德怀、黄克诚)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毛主席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提出意见，看得十分严重，断言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
1960年开始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到了破裂边缘。1960年1月，毛主席下了决心，公开写文章批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等问题，他说：它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长达六万多字的大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铁托，实际上系统、全面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批判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战争可以避免等理论。三篇文章强调了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列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这样，中苏大论战就公开化了。
1960年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一年。主要表现在：继发表三篇反修文章后，(1)6月中旬，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突然袭击和组织围攻，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观点，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冒险主义”、“要发动战争”等等。还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等观点。(2)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回在华的全部1390多名苏联专家。(3)11月在莫斯科举行81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双方都以分裂的边缘政策对边缘政策。最后双方妥协，达成了谁也不准备完全执行、可以各取所需的《莫斯科声明》。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议指责了阿尔巴尼亚党，我们则支持这个反对苏修的主要盟友。中央认为二十二大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可以概括为“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还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此走下坡路了。
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王稼祥提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意见
这样，从1960年起，中苏关系很快地恶化并走向破裂，为了揭露苏联不反帝，我们高举反美帝的旗帜，对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都要发表谈话、声明或举行盛大集会表示坚决支持。1961年5月，美国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越南已派部队去南越和老挝。我们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国同印度在1959年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严峻，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
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严重形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心急如焚，本着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经反复思考，形成了对外工作的一些想法，于1962年年初开始，他亲自动手、口授和修改，主持起草了近十个文件，大部分没有上送。由王稼祥和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签送的以《党内通讯》形式的信，上送给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王稼祥在这些文件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1)我们对外政策首先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因此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王稼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创导的，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
(2)中苏关系。王稼祥认为要尽可能争取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美国最怕的是苏联，特别是中苏团结。要掌握团结反帝的旗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仍然必须服从于团结反帝的大局；互相不公开批评对方的内部事务，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把修正主义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直接的批判；总起来说，要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斗争，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的指挥棒。
(3)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王稼祥认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我们对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中国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朝鲜战争时，战火没有扩大到中国东北，主要是美国怕苏联参战，现在情况不同了。因此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
(4)中国和印度关系。王稼祥指出，为了争取印度人民，便利于印度主张印中友好的进步力量的斗争，我们需要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打开目前的僵局。印度不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的旗帜。
(5)支持各国人民革命问题。王稼祥认为对别国的革命应该积极支持，但是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认为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没有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不同，它由于有外交关系，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相反地只能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能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推动别国革命的主力，否则将导致打到别国去进行革命战争。
王稼祥勇敢地提出对外政策的建议，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样做也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权利的。
被错误地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
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是，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认为，在裁军大会这样的场合，我们讲话的侧重点要把和平问题讲透。我们不仅要团结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也要争取只主张和平、裁军的力量。会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做法“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这次大会后不久，就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毛泽东在1962年9月14日华东组的《简报》上批了：“可看，很好。”《简报》中讲：“××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缓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就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王稼祥同志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主张“三和一少”。毛泽东强调：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
后来权力极大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又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康生偕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还到中联部去煽动批判“三和一少”，斗争王稼祥。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使得整个对外工作走向了极“左”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的结果，首先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加强了。1962年11月起有五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点名指责中国反修的主要朋友阿尔巴尼亚的同时，也指责了中国共产党，我党从1962年起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共两篇，第二篇《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长达10万字)，系统地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还批判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等。
1963年6月，我党发表了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反修斗争“大反攻”的序幕。接着以评论苏共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的形式，陆续发表了九篇点名狠批赫鲁晓夫的文章，这就是《九评》。苏共方面发表的论战文章数量很多，但分量不重。《九评》除了断言苏共“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1963年9月发表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判南斯拉夫搞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自由竞争，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私人企业在发展等，说明资本主义在城乡发展泛滥。1964年7月发表的第九评，总结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苏联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利润原则、自由竞争、物质刺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等，造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参加。中苏两个共产党的来往从此中断。随后我们同原来全世界80个共产党中70个“修正主义”共产党，也中断了关系。
我们越来越强调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1964年起，国内加快了反修、防修，准备战争，“要作美苏分别从南北动手，加上日本、印度、蒋帮，敌人从四面八方来，美苏瓜分中国的最坏设想”。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最高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等等。1969年4月，中共九大修改后的党章，正式写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任务。
当时，还强行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中央批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有的驻外人员甚至在所在国“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许多涉外事件，不问事实真相，无限上纲，动辄抗议，甚至轻率地主张断交，使我国同48个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纷争。最荒谬的是1967年6月至8月，发生了北京的“红卫兵”对四个驻华大使馆、代办处的“三砸一烧”事件：(1)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代办处的办公楼，揪斗了英国代办。(2)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3)游行队伍砸了印尼大使馆，焚烧了汽车等设备。(4)游行队伍砸了印度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殴打。对方也对我方采取了相应报复行动，甚至中断了外交关系(印尼)。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1969年秋到了战争的边缘。1971年中美开始改善关系，1973年我们开始实行“搞一条线”的政策：“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这是后话。
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当时还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党的对外工作是“支左反修”。我们同意并支持一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公开的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1966年至1969年同意并帮助几个共产党在中国设立广播电台，还帮助一些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来中国学习军事，为他们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甚至派军事骨干去协助他们。
类似上面这种“三斗一多”四面出击的极“左”做法，正是1962年王稼祥担心和反对的。
1979年中央批准为“三和一少”平反，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涉及对外工作。1979年3月，中央批准并向全国通报了中联部上送的《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集)。《请示》为王稼祥平了反，肯定了他1962年提出的意见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否定了林彪、康生、“四人帮”在对外工作中煽动极“左”思潮，搞四面出击、“三斗一多”、打倒一切，破坏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正常交往。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同一些国家共产党负责人曾经简单地谈了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如1981年同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1983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1987年邓小平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时说：我们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1989年5月，邓小平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谈，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在谈到那场中苏大论战时，邓小平说：回过头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重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再来回顾他1955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能把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的重要思想，特别是1962年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勇敢地提出全面、系统的意见，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啊!如果王稼祥当时的意见被接受(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世界格局，就完全是另一种状况了。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判、斗争时，仍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他感人肺腑地说，面临当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我想啊想啊，觉得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我觉得如不呈诉自己的意见，那并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如不提出意见，中国若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将后悔终身。”王稼祥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