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三部曲
[ 2006年第8期 “秦家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三部曲 作者：尹振环 ]
毛泽东曾说：“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引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0页)。此论至为深刻精辟和正确。所谓申、韩主要指韩非，而且韩又主要指它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之大成也。韩非子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近二十个世纪。如果粗略将其划分几个阶段的话，那么它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姑且称之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九世乱”刺激了君主专制理论的萌生
传说尧舜及尧之前，实行禅让制，王位传贤不传子。自从夏禹传子之后，公天下变成私天下，从此争夺王位继承以及争夺王权控制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或明或暗、或缓或激、卷入斗争的人数多寡不一罢了。君主专制及其理论就是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史记》载，夏的王位是父死子继制。因为这是个传说的时代，史料缺少，不去说它。殷商的王位世系已基本上为甲骨文所证实，所以可以从商谈起。殷商的王位继承是以兄终弟及制为主。也有少数是父死子继的。商王实行兄死弟及制的后果如何呢?王位如果由“嫡长子”继承，法定继承人仅只一人，其他兄弟叔伯不可能承继王位，这样觊觎者少，一旦扩大到弟，“弟”就不止一人，再说弟既可传己子，又可传兄长之子，继承者扩大无数倍，这样一来争乱必不可免，所以《史记?殷本记》说：中丁以来，因立弟引出了“九世乱”。乱成什么样，史载不详，无从察考。好在西周、春秋兄终弟及之制远未绝迹，还可以从后世弟及制的结果来推测这“九世乱”。比如宋是殷商遗国，它保留商的若干古风遗制。从微子到景公，共传二十八君，其中弟及的八君，这八君当中有六君(炀公、庄公、游、御、恒公、昭公)引起了弑君。这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说的：《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又比如齐，从齐太公至春秋末的齐平王为止，共传三十君，二十君子继，十君弟继，这十君的弟继中竟有九君引起弑君。其他各国都有这方面不少事例。弟继制易引起争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难推测商王朝“九世乱”的大概：兄弟相争，叔侄相杀，宗室不宁，大臣纷纷卷进争夺王位的斗争，明诛暗杀层出不穷，政局动荡，这种局面整整经历“九世”百余年的时间。长期反复出现的动乱，使商代后期的君王懂得了对于王位直接地、经常地威胁来自哪里，王位的巩固、王权的加强，关键就在处理好王位继承、宗室关系、君臣关系。事实上，商的后期已经开始接受教训：帝小乙以后的九帝，只见二起弟继，其余为父死子继，并且起码在纣王时，已有了区别妻妾子女贵贱的某种制度了。但是全面改革王位继承制，建立一套处理宗室关系、君臣关系制度的，还是西周。尤其是周公旦开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稳定王权，加强王权。
(1)确立传子的制度。周人从“九世乱”的教训中，看到大利莫如定，大害莫如争，王位素定，可以大大避免争乱。王国维说：传子的精髓是：“立子以贵(正妻所生)不以长，以嫡以长不以贤。”这是王位继承的基本制度。
(2)从而生出宗法制及服丧之制，即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3)进而生出分封子弟之制，及分封功臣、同盟者之制。使诸昆弟、父辈兄长、宗室、功臣、同盟者通过分封，得到一定的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人民。这就形成了“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
(4)由于嫡裔贵于庶孽，他们在继承权上差别很大，这就需要辨贵贱、别亲疏、正夫妇，严格划分嫡庶界线。由此，嫡庶制、等级制产生和完成了。
(5)为了巩固嫡子制、宗法制、嫡庶制、等级制，讲求尊祖敬宗、等级名份等伦理规范的“礼”形成了，尊尊、亲亲、区别尊卑长幼等道德观念大大加强了。不仅宗法组织与政权组织合而为一，而且政权的行使与道德伦理合而为一。
(6)周天子保留并行使商代君王可以生杀废立诸侯、大臣的大权。《史记·殷本记》说：殷纣王竟将最高辅弼的三公一个剁成肉酱，一个制成肉干，一个或变为囚犯。到了周初“人或谮(诬陷)周公，周公奔楚”(《周本记》)。作为成王之亲叔、开国元勋，大有恩于成王的人，竞因谗言出逃，说明周天子握有生杀功臣、父辈的权力。
以上六点是我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见，商代的“九世乱”，对于孕育我国君主制，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尽管史籍没有详载，但口碑相传，自然会通过正反面历史经验总结，从而形成一定的君主专制理论。
第二部曲：弑君事件反复出现，促使君主专制理论的初步形成
西周实行传子传嫡制(终西周之世，只有一次传弟，即“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的确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求定息争的作用。除了厉王暴虐，幽王荒淫无道，废妻立妾，废嫡立庶引起动乱之外，一般说来是平稳的。它说明，西周创立的上述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种制度的致命弱点是：分封制渐渐形成了许多国中之国，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祸乱由此而生。同时立嗣的主宰权在君王手里，君王常常忘记历史教训，物色嗣君时，任意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因而有的以宠求嫡，争宠求立，插手立君的各派势力暗斗明争，酿成王室宫廷内乱。这类宫廷内乱，西周各侯国就不时出现。进入春秋时期，由奴隶社会渐入封建社会，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加剧，强凌弱，大吞小，大量小国被并吞。“周武王千八百国，春秋见于经传者四十余国，又并为十二诸侯”(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政治动乱的频繁可以想见。而主要的诸侯国，又反反复复发生弑君事件，其次数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东周王朝来说，有五、六次是见诸行动弑君事件，未遂而已。从诸侯方面来说：“臣弑其君，子杀其父，蘖杀其宗，层出不穷。”“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弑君三十六”，实际不止此数。从《左传》、《史记》记载看，春秋时期各国发生的弑君事件就有六十三起。《战国策·东周》所说“春秋记乃弑君者以百数”，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此外，还有二十二起逐君、二十九起“执君”事件。在二百四十二年里发生了这么多杀君、逐君、执君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反复出现的杀君事件，就起因、过程、后果看，可谓多种多样，但又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陆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先有人作《春秋》，后有人为《春秋》作传，《左传》、《国语》等相继问世。虽然当时的认识还显得凌乱，但如果集中起来，也蔚为大观。在他们看来，春秋时期对于君主来说，有哪些历史经验呢?
第一，“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这是说妾等同于后老婆等同于大老婆)，庶子等同于嫡子，两人共同执掌政权，大城和国都大小一个样，祸乱会由此而生。最著名的故事，如晋献公宠爱与听信丽姬，“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三君死(奚齐、卓子、怀公)，一君虏(晋惠公成为秦国俘虏)，大臣卿士之死以百数”(《吕氏春秋·乱原》)。这是废妻立妾、废长立少、贪恋女色酿成的祸乱。又如，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在管仲辅弼下，立了太子，但桓公好色多内宠，妾媵(陪嫁女)同于妻后的数人。桓公死后，众子争夺君位，太子出亡，两个新君被杀。所以，(1)不可乱了嫡庶制、等级制。“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宠妾与王后并同、宠臣与正卿并列、庶子与嫡子匹敌、大城和国都同存)是不能允许的(《左传》闵公二年)。(2)严格遵循嫡子继承制，切忌废立无度。“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左传》昭公二十六年)。(3)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对群公子和宗室作出必要的处置，如避，如“置”，如逐，甚至“诛”。但又必须处理好君王与王室宗族之间的关系。“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左传》文公七年)。周初“封建亲戚”而制限之，还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小腿不能肥过大腿，宗室大臣的富强不能超过君王。周削、鲁分、晋亡、齐易姓，就是由于末大于本。它也是导致杀君最多的一个原因。晋昭侯封其叔、即晋文侯的弟成师于曲沃，曲沃大于国都，而且成师很得人心，有人当时就断言：“末大于本不乱何待?”果然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晋出现五起弑君事件，终于政权易手。因而，(1)不可使臣所在之城大于国都。孔子及其弟子就曾“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楚大夫范无宇说：建城邑有如身躯，要分清“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总不能让拇指比手掌大吧。城邑固然如此，权势亦应如此，方可“大能掉小，变而不勤，动而不劳”(《国语。楚语上》)。(2)“末大于本”将成已成之时，就要“大其柯(斧柄)，去其枝叶，绝其本根，可以少间”(《国语·晋语八》)。无妨加长斧把，砍削一番，但最好还是经常砍削和调整。
第三，由于大权旁落而酿成弑君王事件是最多的。因此，军权、祭祀权、赏罚权应该牢牢在握。(1)“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废兴成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凡与“戎”(军事权)、“祀”(神权)无关的事，一般说来，“君不举焉”。也就是说，军权与神权乃是君主必须过问的根本大事。(2)孔子主张“臣无藏甲”(武器)(《史记·孔子世家》)。“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宗亲不得弄兵使将，异姓之臣更不例外。(3)“为君慎器(车服)与名(爵号)，不可以假(借)人”(《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车服爵号不可借人，自然赏罚之权也是不能借人的。(4)借用外力来篡位夺权的事，屡有发生，因而“臣不得有越境之交”(《左传》曾多次提到这一点)。
上述各点虽然不是系统的理论，但综合来看，正是国君处理宗室关系、君臣关系的基本方针，正是君主专制的关键所在。它载诸经史典籍，既指导了当时的君权行使，也为后代君主和大臣所运用，从而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理论之渊源。
第三部曲：韩非集君主专制理论之大成
战国时期弑君事件大为减少：二百五十多年里，燕、韩、秦、齐、赵、楚六国只发生了八起杀君事件。其中外力所杀的两起，臣弑君的只有六起。更有趣的是，法术家发源地的魏，竟无一起弑君事件。这只是一个极小的标志，但它说明君主专制已趋成熟。系统的君主专制理论，就是从反面历史教训和正面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正式诞生的。
进入战国中后期，随着百家争鸣的开展，又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围绕加强专制君权，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如法家学派商鞅、申不害等，以及《管子》一些篇章，多是从如何执“法”用“术”来总结经验的。所谓“术”，即是君主制御群臣之术，以免独专的大权旁落，这就抓住了君主专制的核心。《管子·任法》说：“明君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指地位、控制)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求令之行，不可得也。”这是说，人臣的生、死、贫、富、贵、贱，握在君王手中，君王还必须独掌文、武、威、德四项大权。这当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理论。自然比《左传》、《国语》所述要集中、明确得多。但《管子》的这些学说，比较笼统、不够系统完整，有待于发展。而系统完整的发展，是由集法家学说大成的韩非完成的。
韩非处于战国末期，这时天下一统在望，兼并战争达最高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时代潮流的客观要求。而君主专制，不仅积累了春秋时期的反面教训，并且有了战国时期的正面经验。出身于王室贵族的韩非，耳濡目染，体会深刻丰富。他研究了上至商纣下至当时的臣弑君、子杀父及种种亡国实例，从中“知臣知民”，“审于是非之实，查于治乱之情”，同时完全“摆脱了道德，而对政治进行考察”，从而得出一套不为任何道德所掩饰的、系统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这个理论，可分为御臣观和御臣术两个方面。
(一)韩非的御臣观
春秋六十起弑君事件中，子杀父者五起(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莒太子仆因国人弑其父莒纪公、蔡世子般弑其父蔡景侯、莒太子展舆因国人杀其君父密州、许世子弑其君买)。属于兄弟、叔侄、宗室、妻杀夫的二十二起。臣杀君的二十起。国人或“盗”杀九起。外力所杀四起。这说明了对于君王，主要危险不仅来自统治阶级的上层，还来自君王的家庭、宗室。韩非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对于家天下、嫡子继承制下的君臣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第一，在韩非看来，君仁臣忠之类的话并不可靠，甚至是空话假话。虽然君臣之间有利益相同的一面，但还存在利益不同的一面。这才是应该时刻加以注意的。比如，君王与后妃同床共枕，可谓亲密，但利益是否相同呢?韩非说：后妃的儿子立为太子，她就常常希望君王早死。因为夫妻爱则亲，不爱则疏，母好其子抱，反之其子释；男人到了五十岁依然好色，而女人三十美色衰，以衰美之色侍奉妻妾成群的丈夫，怎能不担心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失去太子之位呢?这就是后妃与太子希望君王早死的原因。卖棺材的望人死，卖车轿的愿人富，并非谁残谁仁，而是“利之所在”(《韩非子·备内》，下只注篇名)。君臣的这种利益不同，使得人臣会采取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翟璜，魏王之臣，但与韩善，阴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魏王，为之讲和以自重。”只是为了“自重”，就搞出如此阴谋，一旦可以取人君而代之，“制万乘而享大利”，又该如何?“群臣孰非阳虎(鲁国著名之权臣、奸臣)”?之所以这些人没有行动，“其备未具”，“党羽不具也”(《内储说下》)。如君王果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方面、忠一于君王的一面，而不看利益不同的、相对立的一面，那就非常危险。韩非说：“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八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和臣下共同执政的，就会被臣下杀害。韩非说得毫无掩饰。
第二，君王的危险，主要来自哪里?“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大臣太贵，必易主位；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在太亲、太贵、无等、不服的情况下，必然危害君主之人是爱臣、人臣、主妾、兄弟。“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爱臣》)。在“无备”的前提下，倾国者、推翻王位者、乃地方或军队之重臣也。“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重臣也”(《八经》)，说得赤裸裸，毫不掩饰。《八奸》说：人臣成奸之道有八，“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也说得毫不含糊。虽然听起来感到刺耳，但却与家天下的历史事实是相符的。无可辩驳的。
第三，上述君臣观必然引出的结论是：不要相信人，那怕亲生子、生身父，也要心存戒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太信其妻更是这样，“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也”(《备内》)。《内储说上》有一段说得更干脆：“尽敌之”，统统看成可能是敌人，只有“尽敌之、无患也”，因为统统不可信，然后统统加以防备，才能防患于未然。当然，所谓“不信”是说不要太相信，不能依靠人臣的信用和忠诚，而要依靠自己对于“法、术、势”的运用。“恃势不恃信，恃术不恃信”，只有我的权术是可信的。“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恃吾不可欺也”(《外储说左下》)。(它的母型乃《孙子兵法·九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韩非还有不少将兵法移植到君道上来的东西。)只要有办法加以制御、“参验”(多方比较)，依然可信可用，必信必用。不然，偌大的天下，君王一人怎能包、保得下来?
韩非的御臣术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不依靠文武大臣及宗室、妻妾等人。但又要时时防范他们，必要时加以打击的，又恰恰也是他们。正因为如此，既要依靠他们，这是须臾不可离的；又要防范他们，也得时时小心。君王用“术”，要“藏之于胸”密不示人，不仅一般臣民，就连君王的父兄妻妾子女也是看不得、讲不得、想不得的。
(二)韩非设计的御臣术
《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文章，二十余万言，其中谈“术”，大至掌权、用人，小至备内、听言，无所不有，可谓丰富多彩，所以，这里只能择其要点来说。
第一，御臣之辔在赏罚。用赏罚制导群臣，控制全国。臣下的生杀予夺，富贵贫贱，都应操在君王手里。他们的官爵、特权、财富、荣誉，既可以封赠赏赐，也可以抄没收回。韩非说：要是一个人不衣不食不饥不寒，再加上不怕死，他就不可能有“事上之意”(《八说》)。因此，应该向驯鸟人学习：“断其下翎”，使它“恃人而食”，“焉得而不驯”(《外储说右下》)，君王独操刑赏，还会有什么事不可办到呢?
第二，君王务必保持自己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诸人，议之而得矣”(《爱臣》)。这“五至”只要跟臣属议论一番，甚至稍加示意就会得到。要是已经有了人臣之威势过盛，能与君王抗衡，则应“毋弛而(你)弓”，迅速改变“一栖两雄”(《扬权》)。
第三，刑过不避爱亲及大臣，“不赦死不宥刑”。有的人臣应质其妻儿于可控制的地方，有的用高俸禄，有的要特别加以警惕。如果这些还不起作用，则“除之”。“除”分“阴除”与显除。对“生害事，死伤名”者自然得阴除，收买他的仇人暗杀他，或“行饮食”(放毒)等(《外储说右上》、《八经》)。
第四，“备内”，即防备家内之乱。“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自然，也有备内之种种办法。
第五，花草常打叶剪枝培土，君王也要经常砍削、调整人臣与左右的权势。“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毋使枝大本小”。一则要砍削，另则要增益。“厚者亏之，薄者靡(华丽)之，亏靡有度”，亏时要渐渐地，增益华丽时要慢慢地。同时任何“木枝”不得“外拒”——借外力实现自己的私利(《扬权》)。
第六，一切臣民的言行必须尊君利上。“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八经》)。要是当儿子的常对父母夸赞别的老人勤劳，这是“谤其亲者也”。同样，“为人臣常誉先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因此，“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忠孝》)。当然更不许借古非今，说君王的不是。后来，就连非议本朝列主列宗也会杀头的。
第七，朋党结私，乃“臣之宝”，不能允许他们握有此宝。“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公举(检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外储说左下》)。任何朋党的刍形，都必须解散，这叫“必伐其聚”(《扬权》)。
第八，官再大，也不能以其管辖的地盘成其势位。不能征税，不能拥兵，“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随从车辆不得多于四乘，不得带奇兵，不得互相私自传递文书(《爱臣》)。
第九，稍举几条细小的“术”：(1)“即迩以知其内”。通过他亲近的人，了解他的内情。(2)“疏置以知其外”。开导他委置在外的人，从外面了解他。(3)“设间以网独为”。对于专任独任的大臣，应设某种监视网。(4)“举往以悉其前”。了解他的过去，以知他的现在。(5)“渐更以离通比”。逐渐更调臣下的职位与辖区，不使常任，以免结党营私。(6)“论反以得阴奸”。伪论事情的反面，用以察断阴私奸行。(7)“作斗以散朋党”，挑拨离间，瓦解朋党。以上仅仅是从《八经》篇摘出，其他还有不少。
不论哪一条“术”，都要绝对秘密，“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同时，“主上用之，若雷若电”(《扬权》)。雷一般地迅速，电一般地神秘。
可见韩非是我国君主专制的理论家。世界上有哪一位思想家在总结君主专制的经验教训上可以企及韩非?集中国君主专制之大成，韩非当之无愧。
所以当秦始皇看到韩非的书后，大发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迅速派兵攻韩(《史记·韩非列传》)。可见韩非子理论对于秦家店的影响了。在赵高的教唆下，秦二世胡亥，篡夺皇位，破坏君主专制的基本制度，赐杀太子及他的兄弟姐妹二十六人，而且将秦始皇的滥用民力、滥用暴力更推向极致，从而招致王朝的夭折。它从反面证明秦家店是不能背离韩非的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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