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责任
[ 2006年第8期 良知与责任 作者：裕 雄 ]
岁月沧桑，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30年。当年的一代青年学生也已两鬓斑白，进入了回首人生的老年。
一
我于1965年从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即得知师大附中卞仲耘校长遇难的噩耗。一位中学女校长丧生于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生——的皮带与棍棒之下，这本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惊天血案!然而，继之而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年文革，无数的血案，无尽的冤魂，麻木了人们的神经，也掩埋了人们的记忆；卞校长的遇难很快便被淡忘了。
20年以后，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留学，并定居于这座美丽的城市。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文革中的一幕幕已如前世一般。一日，与在美国的老同学通电话时说起母校，方知卞仲耘校长于我恩重如山，而我竟数十年浑然不知。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设想文革是怎样一回事。而对于我们这红旗下成长的一代，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一代，那个年代的经历却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刚刚懂事就经历整风、反右；读初中时的大饥荒、反右倾；高中时经济好转了，却大抓阶级斗争，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记得初中时虽然国民经济极其困难，但学校里的政治气氛还不致于太紧张。高中后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以阶级出身划线，分为三六九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学校引导学生，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自我批判，大胆暴露各种错误思想，愈来愈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
我的父亲是留学归国技术人员，母亲为中学教师。祖父母那一辈是地主或破落地主；自然被归为出身不好的一类，思想上产生自卑感。“三面红旗”，国民经济困难，个人迷信，等等，又给人带来满脑子的疑问。由于缺少人生阅历，误以为自己的异端思想是出身所致，是罪过。那种矛盾惶惑的心态，那种精神上痛苦的挣扎，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结果，我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将自己的异端想法都讲了出来。
我的“反动思想”，文革中成为我父亲的一大罪状。奇怪的是，我自己的升学却未受到影响。我向来麻木，想也不曾想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十年后才明白，当年全仗卞校长的保护。她坚持不将学生们暴露的思想记入档案；她对北大招生人员保证，说我是好学生，只是一时认识糊涂；这样北大才录取了我。否则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我的命运也将与许多文革受难者一样悲惨。
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六年，与卞校长没有说过几句话。只记得她母亲一样安详慈善的面容，和那微微发胖、踽踽独行的身影。想不到她的内心实如钢铁般坚强，无私无畏。我出于无知与恐惧做了蠢事，卞校长则出于仁爱与无畏保护了我。她保护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其他一些与我同样幼稚的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的问题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良心的大有人在；更有的人邀功请赏，助纣为虐。而我们的卞校长，为了她的学生的前途与命运，甘冒政治上的风险，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为我们撑起一柄保护伞。我们幸运地躲过了劫难；而她，她的家庭，却遭遇了惨烈的不幸。
二
卞校长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却被它的政治风浪无情吞没。为青年一代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后竟惨死在学生手中。人生之痛，可有更甚者?世道之残酷，又有几个可以相比?!年少无知的青年学生怎样沦为暴政的工具?我们的国家又是怎样走到了这既无国法，又无天理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建国后十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斗争哲学泛滥，道德标准颠倒，人类的同情心泯灭；加上宗教般狂热的个人崇拜，和血统论的推波助澜；文革只是这一切合乎逻辑的总爆发。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遑论这样环境下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将尚方宝剑交给了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一群不知人间疾苦、优越自负的贵族子弟；从而导致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师大女附中与一般学校不同，带有皇族学校的性质。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儿们，都在这里读书。当然学校也接收成绩优秀，出身知识家庭或平民家庭的学生。这个学校的教师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学生们由于出身与家境带来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则深为北京其他中学的学生所反感。
一个学校汇聚了各种不同阶层出身的学生，自然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即使不将学生入为地分等，等级也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共产党的理想是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父母为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生在班级里占据主导地位，出身下层或被打倒阶级的学生感到压抑，被边缘化，除非懂得趋炎附势；这种状况高中后日益严重。我虽然由于书读得好受到学校的奖励，也作过学生干部，对这样一种气氛却始终不能适应。文革前两年贯彻阶级路线，美其名曰“讲成分但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实际上却将原罪加之于另类出身的学生，将他(她)们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很多出身于非工农家庭，却违心地夸大阶级烙印，否定人性向善的一面，为了功利的目的祭起封建血统论的法宝。血统论加倍地助长了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误以为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宰。这是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原因。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干部子女都趾高气扬，不是的；有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很朴实，很平易。也不是说一些学生是绝对的加害者，而另一些则是绝对的受害者。高干子女的命运大多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其中不少人遍尝了人世的艰辛；而且由于落差之大，更有“天上人间”的体验。其他学生，不论出身如何，亦为多年阶级教育的产物，不会用平常心看待事物；斗争哲学，动辄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已深入血液之中。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处在卞校长的位置，会去保护学生吗?如果卞校长遇难时自己在场，敢于挺身而出吗?或者起码有明确的认知与判断，知道谁是谁非，孰善孰恶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受害者。
不幸中的万幸，文革也促成了我们这代人不同程度的觉醒。经历了一段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后，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真神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错。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关闭了三十年的大门，既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腾飞，也开放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与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尚有相当的距离。来到加拿大之后，更体验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了解了这里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加拿大有阶级差别，却无过分剧烈的阶级冲突。人们心态平和，除政党之间的攻击之外，一般就事论事，而不上纲上线，夸大其词。
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上一代更多地吸收了中外传统文化的营养并经历过抗战洗礼的父辈比较，不能不承认他(她)们中的许多人是非常优秀的。卞仲耘校长和她的丈夫王晶垚先生都是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卞校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保护学生，她是我心目中的一尊女神。在她出之于自然的行为，实则出之于其高尚的人格，出之于深植内心的是非判断与道德准则。高山仰止，当引起人们灵魂的震撼。和卞校长一样，王晶垚先生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卞校长殉难之后，这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奔走呼号，既是为的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为了正义能够伸张，社会不致倒退。前不久，我去看望了这位可钦可敬的老人。八十五岁高龄，他耿耿于怀的，仍然是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族卷入的人整人的运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皇权达到了极致，意识形态上却从未这样高度“统一”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领袖既是国家最高领导者，又是思想上的绝对权威。这样，不但民主社会的制衡谈不上，连封建社会臣下对君王的进谏亦不可能。文革就发生在这样的体制之中。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化革命之能够横行无阻，在于人们——包括当权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邪恶的服从，对于权力迫害他人的容忍。只要人们像遇罗克，张志新和卞仲耘校长等人一样敢于说“不”，历史就会改写。无奈就是这一点差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虽然文革早已过去，却无人能保证它不再发生。只有全民族反思与忏悔，从鲜血与生命中得出教训，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
(2006年3月于加拿大温哥华)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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