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 2006年第9期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作者：陈麟德 ]
一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放翁此诗三四句，用欲擒故纵法，点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允的，它有不可估量的道德力量。从正面来说，有强大的感召力。史可法慕文天祥之为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死抗清。而史可法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三百六十多年以来，又不知激励了多少后人。在扬州城外梅花岭，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以历史人物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走上救国救民道路者史不绝书。可见，历史感召力是如何震撼人心。若从反面来说，则有无穷的震慑力，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连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均概莫能外。唐太宗深恐魏征把他与亡国之君隋炀帝联在一起。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一》中也记载赵匡胤畏惧史官。权臣显宦亦畏史官，汉末司徒王允杀蔡邕，即为例证。史笔千钧，岂可等闲视之。所以唐代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
二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清代学者章学诚于史家“三长”外，又补充“史德”一条。这就是说，才能（素质）、学问（功底）、见识（修养）、品德（心术）并重，缺一不可。那么，什么是史家守正不阿的品德呢？那就是善恶必书。然除司马迁外，孔子而后的封建史家，鲜有秉笔直书者。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叙事极简，字寓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东莱博议》中评议说：郑伯讨伐亲弟段，为什么不说克弟于鄢呢？这是因为“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冰霜一语，斧钺千秋的“春秋笔法”，可以说既有感召力，又有震慑力。“春秋笔法”就成了史家的传统笔法，中国历史著作的滥觞，“春秋笔法”也一直被沿用。其精髓有二：一是真实，二是简练。执著的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性命，传为美谈，代不乏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大法，一面又宣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就不能不视为“春秋笔法”之微瑕。
偏偏就有一位离经叛道的太史公司马迁，抑扬去取，自成一家。要在史学上有独特的创见和迥异的风格，必然要放言无惮，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当然就“是非颇谬于圣人”。他连汉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前代皇帝景帝刘启和当今皇帝武帝刘彻均敢于揭露其丑恶行径。司马迁是悲剧人物，他的笔下也不乏悲剧人物，可以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太史公能把自己的坎坷遭遇与历史人物的不幸结局结合起来。他读屈、贾赋，则悲其志，得其情，论者谓《屈贾列传》“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史记评议》）。这样字字皆血，句句有泪的文字，物我难分，能不感人！卓哉史圣，不特为灵均、长沙之知音，抑亦屈、贾文章之知己也。
私人修史盛于明，衰于清。明末清初，有人因修史而罹文字狱祸，即使侥幸未罹难者，其所著之史亦不能刊行问世。扬州兴化明季史学硕儒李清，曾任崇祯朝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明社屋后，“归隐邑之枣园，四十年不窥户”（《咸丰兴化志本传》）。键户著书，写成明季著名史料专著——《三垣笔记》及《南渡录》。《三垣笔记》记载从崇祯十年至弘光元年作者任刑、吏、工给事中时朝章典故和大臣言行，无偏颇之言，存真实史料。《南渡录》为作者任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时所辑录之诏谕章奏及朝臣言行，反映了弘光朝君臣从崇祯十七年四月至弘光元年五月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私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记》、《录》均可匡《明史》之谬，补《明史》之缺。《清史稿·李清传》载：“编次《南渡录》等书，藏于家。”可见，成书后即遭禁锢，更未能付梓，仅有少数抄本流传。故乾隆修四库，首禁李清著书。后因清人入主中原已成定局，《明史》刊行问世时，将《南渡录》书名列《艺文志》，属杂史类。
三
记历史事件，应用直笔，忌用曲笔。曲笔非但不成其为良史，而且所书之史亦不成其为信史。是是非非，方为信史。倘无直笔之史，后人则承其谬谈。史笔之直、曲，决定了历史的真伪。
中华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一部二十五史，是中华民族据以知兴衰得失、子孙繁衍不息、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发轫史。然而清代写过《廿二史记》的著名史家赵翼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虽言过其实，亦并非无稽之谈。
中国传统的惯例是新朝为旧朝修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的交接，无不扬新朝而抑旧朝，灭其国必先去其史，难免没有曲笔，难得求真存实。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南明弘光等政权尚与之相抗，就迫不及待地诏修《明史》，以示君临天下，而南明诸政权即为附赘悬疣矣。对于入关前爱新觉罗先世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与不承认南明诸政权，不为南明诸帝立纪，均为难言之隐，讳莫如深。弘光帝列传附于福王常洵之后，只写二百字，大量史实均不作记载。对于敌国之君的弘光帝，大泼污秽，竭尽诋毁，并借此宣扬“我大清兵”的赫赫武功。《明史》涉及反清言行一概讳而不载。南明弘光朝以左懋第为使往北京与清廷交涉，《左懋第传》闪烁其词，以清廷为正统而蔑视南明，对左一行如何不辱使命，保持民族气节直至壮烈殉国皆避而不谈，岂但《左懋第传》，《史可法传》、《表继咸传》等何尝不是如此。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战”更不会载入正史，《明史》是不录清军暴行的。
纪传体史书的中心是人物传记，论人立传，必须直笔，切忌讳言，多所溢美或曲笔诬罔，均失之偏颇，不能修出信史。《二十五史》中的人物传记，林林总总，浩如烟海，而列后的评赞却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如果说传文是在纪史，那么评赞就是在评史，评骘人物。如“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等等，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纵观“前四史”而下，史传评赞的作用主要为：1、总结经验，借以发挥政治见解；2、权衡功过，给人物以恰当评价；3、彰善瘅恶，宣扬社会道德；4、纠冤辨诬，发抒对世事的感慨；5、因人评事，就事论人，法善戒不善；6、怀念先贤，寄托敬意，发抒自身的感慨。如《史记·项羽本纪传赞》、《史记·李将军列传评赞》均写得很出色。不仅正史人物传记后评赞百读不厌，即野史中对人、对事的评论亦不乏真知灼见。如明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不仁而有功”，虽“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然凿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来往不绝”（杜佑《通典》），“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于慎行之论，洵为卓见也。
四
史乘包括正史、野史笔记和地方志。正史为官修，取材大都来自国家档案，亦酌取私修材料。观点平稳、严肃，一本正经，语言凝重、严谨，极有分寸，处处体现官方对事件与人物的看法及评价，有老成持重之态，无标新立异之见。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述诸葛亮“有逸之才，英霸之姿”，还专门给晋武帝司马炎进《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表》，陈寿父曾因故为诸葛亮处髡刑。臧否人物，不计个人恩怨，十分难能可贵，恐非溢美，当较可信。而《宋史》中对岳飞之死的记载则系泛泛而谈，官样文章，无鞭辟入里之见，未能深中肯綮。《岳飞传》载：“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秦桧传》亦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皆未道出个中真谛。迄至明代文征明《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问世后，如石破天惊，“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揭露宋高宗不顾国恨家仇，贪恋帝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岳飞被害，咎在高宗，只不过假手秦桧而已。寥寥数语，一扫笼罩历史数百年之尘霾，道出岳飞之死的真相。尔后，清代郑板桥又步文征明之后尘，写出《绍兴》一诗：“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与“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郑春秋之笔，诛心之论，虽出自诗、词，然证之以史事，确系不易之论！高宗力阻二帝南返，有史为证：1、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跟徽宗北狩之小臣，后携徽宗手书自间道遁归康王（即高宗），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奉徽宗由海道归。然而，康王却通过执政“出勋于外”九年不迁其官。2、太学生陈东于两宋之交屡次上书论时政，曾风光一时。最后竟上疏请高宗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结果，终因此次上疏而被斩首。
纳入正史的材料，极其审慎，宁缺勿滥。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放荡不羁，偏离传统观念，以致沉沦下僚，连在《宋史》上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小说家施耐庵、蒲松龄生平事迹就更不可能载入正史。唯其如此，自然而然就要借助于私人编修的野史和笔记了。《明史》不载左懋第使清的全部经过，李清的《三垣笔记》、《南渡录》对左一行抗节不屈却写得气壮山河，惊天地而泣鬼神。由此可见，笔记专著里不无信史材料。野史笔记虽也免不了缘饰，甚至有讹传，挟恩怨。但尽管如此，野史笔记中确实包含着翔实可靠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在反映历史的真相上，有时比承袭官方材料的正史或官样文章真实、生动和具体。所以野史笔记常得史官之青睐，有些学术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却在野史笔记中偶然得之。如《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究系何人捉刀，历来聚讼纷纭，各执一词。而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却言及此事：“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维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按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卷十三《岁暮书怀第六首》，答书实系彭士望和欧阳斌元的好友王纲所作。“昔交王与欧，老死并无后。欧早负盛名，经术无不有。王为史相客，国书出其手。”彭士望《书欧阳子十交赞后》也记了王纲的活动，先是“纲从史公招徕高杰、复摄政国书俱出纲手”。除正、野史外，可从方志中得到许多从正史中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如蒲松龄入江苏宝应知县孙蕙幕始末，孔尚任治水馆江苏兴化撰《桃花扇》二稿，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官任上写成《牡丹亭》，均为正史所不录，而《宝应县志》、《兴化县志》、《遂昌县志》则详记之。北宋词人柳永事迹，散见于《镇江府志》、《扬州府志》、《崇安县志》、《丹徒县志》和《隆庆真州志》中。《兴化县志续志》还为施耐庵立传，并载有《施耐庵墓记》、《施耐庵墓志》等仅见资料，为学术界所瞩目。方志还可为正史补缺匡谬，如《明史·列女传》载：宝应一位女子嫁给戚家，“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其夫暴殁之原因似未说清，后阅《宝应县志》，方知新郎夜阑送客落水死，非“暴殁”。方志亦可印证野史中所作记载，如按俞曲园及彭士望所述，答书出于王纲之手。同治九年《续修江西乐平县志》有《王纲传》，记《答书》出于王手。邹儒《志补》（乾隆《江西乐平志补》）云：“王纲有经济才，学极淹贯。为文博大宏远，诗有盛唐风味。甲申之变，弘光建国南京，阁部史可法闻其名，走书聘至幕内，参预机务。顺治元年，豫王督师南下，致书可法。可法命幕下诸名士各属答草。纲草先就，诸名士见之，皆曰：‘无逾于公者’，因尽焚去。相传《答豫王书》乃纲笔也。”清代章学诚认为：方志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章氏遗书·方志立三书议》），确系信评！
五
历史除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外，还具有无穷无尽的道德力量，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圭臬，道德的天平，立身处世的杠杆，为国为民的动力，明荣知耻的教科书。即以一肩明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言，他们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呢？主要由于道德观念的支配，无怪乎郑板桥作宰山东范县、潍县三年，最终只得三头毛驴，驮着铺盖卷儿、书、乐器，罢官回乡仍心安理得。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可法善戒不善。野史称秦桧后裔秦涧泉，拜岳庙，祭岳坟后，油然而生感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书法字体历代均以书法创始人姓名命名，如称颜真卿之书法为“颜体”，柳公权之书法为“柳体”，唯有宋体字却以朝代命名。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南宋秦桧，状元出身，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字。后世以其为人卑污而不称秦体。历史是公允的，不能爱憎匿善恶。岳飞后代岳钟琪，是清代雍正朝川陕总督，官封宁远大将军。雍正六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入陕，劝岳反清，被岳告发下狱。岳亲手炮制了一时震动全国、株连千百人的“曾静狱案”。这个岳家后裔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当年秦桧陷害他的远祖岳飞的翻版。而秦桧的曾孙秦巨，却是南宋抗金战争中的一位英雄。他为国尽忠的言行，八百多年后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可见，功罪有时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近年来有人著文诋毁保卫扬州以身殉国的史可法，不顾扬州百万生灵，难免沽名钓誉之嫌。甚至连写过“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之楹联赞颂史可法的郭沫若，也遭到嘲弄。更有人称“扬州八怪浅薄”，否定郑板桥诗、书、画三绝等等，皆为失之偏颇的曲笔。良史诛意，是是非非。褒贬不当，必为议者所病而被视为秽诬。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青蝇点素，枉费心机。明荣知耻，以德治国，不可不以史为鉴。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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