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何干之
[ 2006年第9期 我的老师何干之 作者：宋 涛 ]
何干之同志是我1939年在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也是后来我在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所尊敬与共事的领导。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其学术风格与正直的人品一直影响着我，是我学习的楷模。
记得1939年的4月份，我由新四军推荐来到陕西旬邑看花宫的陕北公学学习，当时陕北公学的教员当中云集了许多知名人士，其中就有何干之老师。虽然只聆听他一次讲课，但我已经通过他的著作从心中结识了他。1939年7月，中央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和青年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并准备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办学。8月，我们华北联大的师生就在罗瑞卿、成仿吾的带领下，渡黄河、过铁路、穿越封锁线，何干之老师也是我们千里小长征中的一员。10月，我们终于抵达晋察冀边区的根据地河北阜平的城南庄。在城南庄驻扎后，何干之给我们上了第一节课，至今记忆犹新。由于战争，仅上了一课就因敌人的扫荡而被迫打游击了。我清楚地记得，在城南庄的第一节课，是何干之老师讲的中国的社会性质。他首先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问大家，什么是“半”？如何理解这个“半”字？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能回答。何老师向我们解释说，“半”就是过渡的意思，封建不完全了，在向殖民地过渡，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深受外国侵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遭到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所以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因此我国的社会性质是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过渡。何老师讲课严谨又风趣，所以，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1940年春，随着敌人对边区冬季扫荡的结束，我在华北联大的学习生活也结束了，我被分配到边区四中开始了我的从教生涯。1944年，我们边区中学合并到华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继续办学，成仿吾校长和何干之等从延安陆续回到张家口，从此也就与何干之老师奠定了共事的缘分。1946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下，华北联大从张家口辗转撤退到冀中束鹿的杜家庄，华北联大恢复了政治学院，院长就是何干之同志，我是他领导的财经系的一名教员和系主任，开始在何干之的领导下，按照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办学。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我们又迁到河北正定，组织上安排胡华与何干之老师二人教党史、我教抗日战争史，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向何干之同志请教和商讨问题，我当时讲义的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何老师的指导。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胡华住在前院，我在中间，何干之住在后院。我们三个一起在华北大学分区队讲大课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华北大学进入北京之后不久，更名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同志任新成立的党史系系主任，肩负起培养党史教师和编写中国革命史教材的重任。1953年，何干之老师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一经出版，就被高教部定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教材，广泛发行。可以说，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建设和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50年代，社会上反右派、反右倾等一些运动不断，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也不平静。正值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我1958年下放河北安国任县委副书记进行调研，我亲眼看到了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的种种场面，让我感到，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实实在在的大破坏。我看了后心里很是不安，回来后我就分别给河北省委和国务院写了信，学校的李培之同志带我到中南海总理住处，当面向周总理作了汇报。结果1959年春，我正在东北出差的途中就被电报催着回校了。回来后，就有人通知我，犯错误了，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接着就是停职和一连串的批斗，就在我被关押、遭受批斗压力最重的时候，何干之同志特地去看我，一见到我，没说几句话，我就哭了，他也哭了。我说，干之同志，你是我的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同情，我认为我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听了我的话，何干之同志更是趴在桌子上哭个不停，哭得很厉害，口中喃喃道，你不反党，你不反党……老师信任的话语，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愈加珍惜与何干之同志的师生情谊和同志之间的友谊。
文革时期，我与何干之老师的遭遇一样，一开始就被打倒，一起被“勒令”每天到教学大楼去扫厕所。我们常悄悄地凑到一起议论形势，记得我们曾书生气十足地讨论什么是“走资派”，谁够得上条件。干之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系主任，算不上当权派，更算不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也赞同他的观点。“文革”中期，我们又常在一起劳动。一次在大操场拔草、刨地，干之同志这时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烈日当头，他一下子晕倒了，我在他身边，一把抱住他，火速给他服下口袋里的硝酸甘油，和胡华一道把他送回家去。据胡华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晕倒了。就这样，何干之同志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不能泯灭的是他心中的凛然正气和对从事事业的热爱。1969年11月，我是第一批到江西余江下放劳动的。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何干之不幸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地哭了。1972年返校后，由于学校解散，也未能去看他的家属，很是遗憾。
这个遗憾后来得到了一些安慰，1973年1月15日，我特地找到干之老师的夫人刘炼同志，要她带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干之同志。这时天空尚未晴朗，我站在他的骨灰盒前，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喃喃地说：“干之同志，我来看您了，我来晚了。……”我相信他会听到的。
2006年5月是何干之同志诞辰百年，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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