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注释】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注释】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人们通常对“文革”的认知。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在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后几乎所有悼念刘少奇的文章都称其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往往强调刘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1]；然而，这些文章对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以及他在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往往语焉不详，似乎刘少奇只不过是个“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论者甚至推断，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2]
历史的真相往往十分复杂吊诡。在过去50多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党内许多人成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过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也并无明显区别；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后仍然认同迫害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甚至对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杀者临死前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或者“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十余年后终获正式平反，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如此表白：“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致于纯朴真诚的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革”时代。笔者想强调的是，追究“文革”的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年5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今天官方论述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显然过分美化了刘少奇。事实上发动“四清”运动时，毛关于“文革”的设想还处于萌芽状态。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12日到13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而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
在2月25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 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 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其次，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2] 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24] 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26]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年底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过争论。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泽东还要“左”，毛对刘的不满因何而生？据国内历史学者肖冬连介绍，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7]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1964年12月20日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1月5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 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 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156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33]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的个人独创，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文化革命”经验的影响。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阳翰笙就提出要学习波兰共产党用“巨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35] 刘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中也一再倡导“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6] 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7] 刘少奇讲话后，《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提出了一系列贯彻刘少奇讲话的方针政策。该社论写道：“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38]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师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9]”刘少奇完全赞成毛泽东对文化艺术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比当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说法更“左”更极端，他把几出戏文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并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点名批判两位著名的党员作家（《李慧娘》的剧作者孟超和《谢瑶环》的剧作者田汉）。此外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42]”
1964年4月9日，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 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 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 《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官方说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随着刘少奇之子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出现了一些大力美化这条“反动路线”的说法。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自己写的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于刘少奇在“文革”发动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赞成的，因此他对“文革”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连刘源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50]
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一系列重要“贡献”。从延安时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都发挥了带头领先的作用。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则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的具体准备。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无任何“抵制”，相反却千方百计地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刘少奇在位期间，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责任？确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职”吗？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官方话语迷雾所营造出来的几个错觉。一旦史实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过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谜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错觉之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 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像。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 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 当时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 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错误地以为：上述这些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四人帮”和“造反派”还未出世呢！
显然，就抓“党内走资派”这一原则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本来就没有“路线”分歧，只是两人的个人企图不同而已。毛泽东想通过抓“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垮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希望通过打击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主管教育文艺和宣传的高级干部，保全自己。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就能满足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战而得以脱身。
错觉之三：“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运动展开？
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62]，这显然违背了史实。
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发动“文革”一直持肯定态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经毛批准，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号文件）也提到：“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 事实上，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惯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4] 所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时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6]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7] 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8] 由此可见，刘少奇在残酷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毛泽东。
刘少奇派工作组抓“右派”这一做法其实是毛1957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翻版，何况事先获得毛的允准。因此，当毛1966年夏从外地回到北京，然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明显不服，认为是毛出尔反尔，以致于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其实，无论刘是否同意毛的主张，是否派出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牺牲亲信同僚的政治生命来讨毛的欢心，毛泽东都会寻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刘“相机处理运动问题[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当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各学校针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毛泽东正等着与刘少奇玩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当时的局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以说，刘少奇自始至终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考诸历史，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决定都报经毛的批准，而那时毛也从未提出过与刘少奇的政策主张有所区别的什么“革命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初期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者是一回事。如果说毛与刘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刘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还有另一套策划，即躲在刘的背后，一面为倒刘预作准备，一面等着抓刘的“辫子”；而刘站在前台，既无法也无力抵抗毛的“暗算”。至于毛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如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不难看清的。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刘少奇的黄峥对此也有同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70] 现在，刘少奇之子把当年刘邓的“文革”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谭。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泽东发现刘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尔反尔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指导“文革”的运动方式，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当时未能按捺住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71] 第二天毛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直到毛泽东直接攻击自己、个人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开始有一点不满言论（此仅见于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辩解。然而，在毛的压力下，刘每每按照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做“检查”，从大量现存史料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刘少奇对毛泽东作“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违心地做检查呢？难道他们真认为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这样问：刘少奇明知毛泽东要整垮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抗抵制呢？
笔者以为，这些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作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之地位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认错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泽东捧成半人半神式领袖人物的造神运动，始于延安的“七大”时期，而刘少奇就是这个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顶峰。这种造神运动的结局只有一个：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悖论；在“神”与皈依的信众之间若发生任何对立，其结果只能是信众的认错和臣服。就刘少奇个人而论，他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只是作为毛最忠实的依附者和献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刘本人既无任何政治实力，也无任何精神力量去与毛抗衡。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诚如毛泽东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当时的高层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反抗毛”的念头。
概言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毛泽东在推行“文革”一事上并无所谓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刘、邓、彭等人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代版而已。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置他们于死地的现代“君王”恰恰是这些自称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臣子”们主动供奉在“神坛”上的。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2] 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文革”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过，也不只是其忠实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过；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
本文将被刻意掩藏的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之真相揭橥于世，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革”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尊奉的神无情抛弃并残杀的悲剧，也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注释】
[1] 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 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 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 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 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 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7] 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
[9]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10] 出处同上，第32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12] 见中共中央[63]3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 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页。
[14] “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郭德宏、林小波的 《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5] 出处同注[13]，第1054-1055页。
[16] 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
[17] 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18] 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19] 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 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 出处同注[18]。
[22] “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3] 出处同注[9]，第348页。
[24] 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5] 出处同注[9]，第276页。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27] 出处同注[13]，第1102页。
[2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9] 出处同注[7]，第77页。
[30] 出处同注[6]，第1126页。
[31] 出处同注[7]，第78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33] 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4月号。
[34] 出处同注[6]，第1335页。
[35] 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36]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37]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38]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40] 出处同注[13]，第1084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42]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43] 出处同上。
[44] 出处同注[13]，第1054页。
[45] 出处同注[28]，第1121页。
[46]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47] 出处同上。
[48] 出处同注[13]，第1056、1060页。
[49] 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50] 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51] 冯来刚、鲁彤，《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52]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53] 见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页。
[54] 出处同注[52]。
[55]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56]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 出处同注[52]。
[58] 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9] 这些文件包括，中发[1966]32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26日），中发[66]342号文件“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4号文件“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7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7日），中发[66]345号文件“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发[66]353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年7月11日），中发[66]363号文件“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发[66]372号文件“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发[66]374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等。
[60] 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6年。
[61] 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第61－62页。
[62]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63] 毛泽东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64] 1966年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65] 见“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1966年5月3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6] 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国》（美国网络杂志）2003年6月号。
[67] 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第2页。
[68]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1967年），第56页。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以当时北京有近30万大学生计，按刘下达的指标至少也要打3千名右派。
[69] 王年一，“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载《回首文革》（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
[70] 出处同注[55]，第38页。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这里所说的“五不怕”，是指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72]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历史的真相往往十分复杂吊诡。在过去50多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党内许多人成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过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也并无明显区别；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后仍然认同迫害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甚至对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杀者临死前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或者“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十余年后终获正式平反，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如此表白：“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致于纯朴真诚的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革”时代。笔者想强调的是，追究“文革”的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年5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今天官方论述刘少奇和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显然过分美化了刘少奇。事实上发动“四清”运动时，毛关于“文革”的设想还处于萌芽状态。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12日到13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而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
在2月25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 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树立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实施“夺权斗争”。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采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说这一思路是刘少奇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19]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20] 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这一经验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绍和传达，无疑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内大字报的普遍运用作了铺垫。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1]，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其次，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是刘少奇总结的“四清”经验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对人的批斗体罚其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手法。“文革”期间，有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2] 这里提到的“燕飞”就是“文革”中批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看来它是通过“桃园经验”推广开的。国内有学者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有报导称，刘少奇挂帅的“四清”运动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集团”共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24] 毫无疑问，刘少奇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换个角度看，当时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立场似乎还没有刘少奇那么“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复查，结果发现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冤、错、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毛泽东随后便启用江青作为“文革”的先锋和打手。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不过说了一句“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26]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桃园经验”政治上的恶劣性质上文已有叙述，刘少奇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还在于，开了最高领导人利用权力安排夫人参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这么做。此例既开，毛泽东欣然从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与刘少奇批准下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而江青则为毛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知道，1964年底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过争论。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泽东还要“左”，毛对刘的不满因何而生？据国内历史学者肖冬连介绍，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7]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1964年12月20日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虽然毛泽东想对刘少奇发难，找碴泄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话被打断、未被邀请出席会议闭幕式之类的借口，所以他就从政治上“挑刺”。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毛泽东先是抓住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断，“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经过毛同意的，而且已经写入下发的中央文件，刘一时不愿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面对刘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光其火，于是“上纲上线”地开始了对刘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接着批判刘主张的“蹲点”，继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最后在1月5日批了刘少奇的工作队实施“人海战术”，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8]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所批判的这些刘少奇的观点和方法，其实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并大力提倡的。与其说毛是因为与刘有“重大理论分歧”而对刘不满，还不如说是毛因为对刘不满而制造出了这些“重大理论分歧”。更为戏剧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毛还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见，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其实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可冒犯的“龙颜”──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刘之间突然出现分歧的真正原因。
刘少奇对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30] 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1] 毛泽东未能自圆其说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并提倡刘少奇的这些“经验”时，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其实，这次的毛刘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独裁者心理，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文革”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2]
历史学者高华针对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156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33]
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的个人独创，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文化革命”经验的影响。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阳翰笙就提出要学习波兰共产党用“巨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35] 刘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中也一再倡导“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6] 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7] 刘少奇讲话后，《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提出了一系列贯彻刘少奇讲话的方针政策。该社论写道：“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38]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师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9]”刘少奇完全赞成毛泽东对文化艺术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比当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说法更“左”更极端，他把几出戏文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并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点名批判两位著名的党员作家（《李慧娘》的剧作者孟超和《谢瑶环》的剧作者田汉）。此外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42]”
1964年4月9日，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 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 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 《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伪命题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官方说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随着刘少奇之子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出现了一些大力美化这条“反动路线”的说法。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自己写的书中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于刘少奇在“文革”发动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赞成的，因此他对“文革”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连刘源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50]
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有过一系列重要“贡献”。从延安时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确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都发挥了带头领先的作用。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则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的具体准备。在“文革”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无任何“抵制”，相反却千方百计地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刘少奇在位期间，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责任？确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职”吗？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官方话语迷雾所营造出来的几个错觉。一旦史实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过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谜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错觉之一：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
此说的理由是，刘少奇对毛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过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文著里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51] 这一说法本身漏洞颇多。刘少奇建议修改的究竟是什么，是重要文字还是标点符号？若只是建议改动标点符号，无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都无法导出刘少奇反对毛发动的“文革”这一结论；即便是建议改动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断刘反对发动“文革”，因为还存在着把文字改得更激烈这种可能性。这一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含糊不清、事实不明的话语，把一种无法证实的意向当做真实行动来美化刘少奇的形像。
当时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表明，上述说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录也从没有任何关于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记载。[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罪。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班底还是刘当年领导北方局时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刘提拔倚重的亲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垮台，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却积极配合毛的部署，采取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的态度。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54] 刘少奇“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大概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会见时刘少奇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5] 当时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从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态度。在这个座谈会上刘少奇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6]
毛泽东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刘少奇竟然会毫无觉察？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于5月18日作了发言，大谈“政变经”，李雪峰和与会代表当时便知道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他（指林彪）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7]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还包括周恩来。[58] 既然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他为什么还积极拥护毛泽东针对他的行动，毫不留情地尖锐批判自己的亲信彭真？了解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人其实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表明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仅以自己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争取求得毛的谅解，还用牺牲别人──包括将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送进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绞肉机──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幸免。简言之，刘少奇当时的所思所为就是害人保己。
错觉之二：刘少奇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确实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毛批评他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以臣服姿态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了。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这段时期内，刘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59]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无一不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当时定性为“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当时定性为“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定性为“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当时定性为“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当时定性为“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当时定性为“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定性为“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定性为“黑帮”）。在上海市，由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的叶以群和王西彦等人。
此外，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刘、邓、周与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60]”。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自此乌兰夫开始经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1]
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错误地以为：上述这些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四人帮”和“造反派”还未出世呢！
显然，就抓“党内走资派”这一原则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本来就没有“路线”分歧，只是两人的个人企图不同而已。毛泽东想通过抓“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垮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希望通过打击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主管教育文艺和宣传的高级干部，保全自己。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就能满足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战而得以脱身。
错觉之三：“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运动展开？
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62]，这显然违背了史实。
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发动“文革”一直持肯定态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经毛批准，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号文件）也提到：“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 事实上，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惯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4] 所以邓小平向《人民日报》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时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6]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7] 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在实践中打击范围一定会扩大），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8] 由此可见，刘少奇在残酷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毛泽东。
刘少奇派工作组抓“右派”这一做法其实是毛1957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之翻版，何况事先获得毛的允准。因此，当毛1966年夏从外地回到北京，然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明显不服，认为是毛出尔反尔，以致于两人当面发生了争执。其实，无论刘是否同意毛的主张，是否派出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牺牲亲信同僚的政治生命来讨毛的欢心，毛泽东都会寻找借口把他打倒。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刘“相机处理运动问题[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当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各学校针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毛泽东正等着与刘少奇玩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游戏。当时的局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以说，刘少奇自始至终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
考诸历史，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决定都报经毛的批准，而那时毛也从未提出过与刘少奇的政策主张有所区别的什么“革命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初期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两者是一回事。如果说毛与刘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毛除了支持刘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还有另一套策划，即躲在刘的背后，一面为倒刘预作准备，一面等着抓刘的“辫子”；而刘站在前台，既无法也无力抵抗毛的“暗算”。至于毛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如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不难看清的。中国大陆专门研究刘少奇的黄峥对此也有同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70] 现在，刘少奇之子把当年刘邓的“文革”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与毛泽东政治上的“分歧”的天方夜谭。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起，毛泽东发现刘落入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出尔反尔地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指导“文革”的运动方式，仿佛毛本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未同意过派工作组一事。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当时未能按捺住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71] 第二天毛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时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漫长的软禁、批斗、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直到毛泽东直接攻击自己、个人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开始有一点不满言论（此仅见于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辩解。然而，在毛的压力下，刘每每按照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做“检查”，从大量现存史料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刘少奇对毛泽东作“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违心地做检查呢？难道他们真认为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这样问：刘少奇明知毛泽东要整垮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抗抵制呢？
笔者以为，这些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作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之地位以及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认错的最主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中共把毛泽东捧成半人半神式领袖人物的造神运动，始于延安的“七大”时期，而刘少奇就是这个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到了在60年代林彪又把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顶峰。这种造神运动的结局只有一个：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悖论；在“神”与皈依的信众之间若发生任何对立，其结果只能是信众的认错和臣服。就刘少奇个人而论，他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只是作为毛最忠实的依附者和献媚者才坐上中共的第二把交椅。所以，刘本人既无任何政治实力，也无任何精神力量去与毛抗衡。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诚如毛泽东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就中共当时的高层政治格局而言，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反抗毛”的念头。
概言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毛泽东在推行“文革”一事上并无所谓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刘、邓、彭等人的悲剧其实不过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代版而已。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置他们于死地的现代“君王”恰恰是这些自称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臣子”们主动供奉在“神坛”上的。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臻成熟。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2] 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文革”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过，也不只是其忠实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过；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革”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的“贡献”为最。
本文将被刻意掩藏的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之真相揭橥于世，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革”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分析，澄清了一些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尊奉的神无情抛弃并残杀的悲剧，也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注释】
[1] 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他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60年代初，他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通过推行“经济调整”政策，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了贡献。
[2] 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的“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 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 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 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 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334页。
[7] 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
[9]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10] 出处同上，第32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12] 见中共中央[63]3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 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页。
[14] “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郭德宏、林小波的 《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5] 出处同注[13]，第1054-1055页。
[16] 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
[17] 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18] 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19] 这类中央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和“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20] 分别引自注[16]和注[18]提到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
[21] 出处同注[18]。
[22] “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3] 出处同注[9]，第348页。
[24] 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5] 出处同注[9]，第276页。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27] 出处同注[13]，第1102页。
[2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9] 出处同注[7]，第77页。
[30] 出处同注[6]，第1126页。
[31] 出处同注[7]，第78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33] 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4月号。
[34] 出处同注[6]，第1335页。
[35] 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36]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37]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38]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40] 出处同注[13]，第1084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42]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43] 出处同上。
[44] 出处同注[13]，第1054页。
[45] 出处同注[28]，第1121页。
[46]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47] 出处同上。
[48] 出处同注[13]，第1056、1060页。
[49] 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50] 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51] 冯来刚、鲁彤，《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52]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53] 见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页。
[54] 出处同注[52]。
[55]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56]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57] 出处同注[52]。
[58] 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9] 这些文件包括，中发[1966]32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26日），中发[66]342号文件“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4号文件“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7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7日），中发[66]345号文件“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发[66]353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1966年7月11日），中发[66]363号文件“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发[66]372号文件“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发[66]374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等。
[60] 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6年。
[61] 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第61－62页。
[62]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63] 毛泽东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64] 1966年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65] 见“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1966年5月3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6] 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国》（美国网络杂志）2003年6月号。
[67] 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第2页。
[68]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1967年），第56页。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以当时北京有近30万大学生计，按刘下达的指标至少也要打3千名右派。
[69] 王年一，“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载《回首文革》（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
[70] 出处同注[55]，第38页。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这里所说的“五不怕”，是指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72] 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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