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在文革中
[ 2006年第10期 吕正操在文革中 作者：方小宁 ]
度过了60年代初天灾人祸的困难，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建国后十余年来的实践奠下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基础，此时正渐入佳境。
这年的1月，经全国人大提名通过，自1958年起便代行部长职务的吕正操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把国家的重托，视为责任和使命——他期待在大江南北弹奏出纵横万里，荣盛百方，强国富民的崭新乐章。
此间，“三线铁路”建设正是紧张时刻；1956年就筹建的北京地下铁，也开始动工；路网建设、旧线修复、科技开发都在抓紧进行。一天，吕正操从贵州返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还就援建坦赞铁路的事情对他说：“这件事我只是征求你的意见，这样大的事情，要等请示主席后才好决定。我先给你吹吹风，好有个思想准备。”坦赞铁路1800多公里，沿线深山峡谷沼泽交错，工程宏大艰巨，吕正操并不怕压力，对于工作，他游刃有余。
然而，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开始前，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抛出阴险的“桃园三结义”，诬陷彭真、林枫、吕正操为“反林彪小集团”；污蔑吕正操1946年在东北时期追随彭真，反对林彪，要他向中央“还账”。
彭真受到批判，吕正操在劫难逃。
不久，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在西南组织和指挥铁路大会战、兼铁道兵第一政委的吕正操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会议几天结束，正想立即返回西南，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却突然遭到批判。吕正操只得滞留北京，连篇累牍地触及灵魂写检查交代问题。
据当时也因事返京，亲历其景的副部长刘建章回忆：吕正操被批判后，铁道部组织召开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令吕正操交代与彭真、林枫三人反对林彪的所谓“桃园三结义”问题以及所谓国民党对其策反的问题。
刘建章也被通知参加了那些小型会议，但没有发言，每次会后，刘建章的秘书和吕正操的秘书都到吕家去看看，刘建章自己也去。他说：“我颇感不安，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
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同志约见刘建章，让他回西南去继续管好三线铁路的修建。谷牧说：“看来，揭批正操同志还会深入，他是回不去了，老刘啊！现在斗争很激烈，老吕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于是，刘建章离开北京，返回西昌。
一面挨批判，一面要保证领袖接见红卫兵
铁道部机关出现了揭发批判吕正操的大字报、小字报：“吕正操的讲话没有突出政治”；“篡改铁道兵的建军方向”；“工改兵是篡夺铁道兵军权的阴谋”；“为右派翻案”；“技术挂帅”等等，围攻之势越演越烈。吕正操所作的深刻检查更成了“反面教材”。
不久，红卫兵免费革命大串连。作为国家主要交通工具的铁路，客运量顿时狂飚式暴增：1966年8月18日-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师生。据《新中国铁路50年》统计：铁路共运送了5600多万人，人均行程568公里；仅9、10月间，全路加开师生专列6996列，其中发往北京5493列。
正常的运输秩序完全被打乱，大批物资积压。吕正操一面挨批判，一面顶着重压，采取果断措施，在非常状态下，力稳失控，保证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的串连活动，保证了国家建设重点物资的运输。
在相当紧张的9月、10月，吕正操召开了全路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立即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重点抓运动，一个班子重点抓运输建设；强调铁路职工要坚守生产岗位；宣布大多数党组织和铁道干部是好的，不能把所有的党组织和干部都打倒。
对于这场运动，吕正操尽管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但他仍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努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力图减轻运输秩序混乱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破坏。
周恩来：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1967年1月，全国掀起了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一月风暴”。
1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抛出“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公开点吕正操的名。造反派连推带撞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据当年参加了批斗大会的红卫兵回忆：那天寒风凛冽，被造反派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吕正操胸前挂着坠弯腰的黑牌子，他被反绑着双手，冷得鼻涕直流，也不给擦，都要结成冰了。造反派唾星直喷，指鼻戳脸，车轮式地辱骂，呼着震天的革命口号……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立刻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们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随后周总理亲自把他交给在会场执勤的铁道兵战士护送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但造反派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吕家揪斗、抄家、“破四旧”。家里的东西横遭洗劫，连自行车、手表也被掠走，书籍和一些小摆设也成了小将们的目标。“他们‘破’了我很多重要的东西。”吕正操后来说，他的笔记本、日记本、各种资料等，都被损毁或不翼而飞。一家如此，全国有多少珍宝都被愚昧地糟蹋了！家里再不能呆，三个大孩子已然离家，夫人刘沙也只有带着小女儿暂避老战友处。
在极端混乱时期，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简报》，每夜还要找吕正操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并亲自指示哪列车进京，哪趟车离京。吕正操回忆道：在周总理日夜操劳、亲自坐镇的指挥和多方保护下，我勉强支撑应付着急剧激增的计划外运输的艰难局面。周总理无奈地说：“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吕正操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了不算。”
毛泽东要保吕正操，但仍被关押七年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跟周恩来说：“要保吕正操。”周恩来还特地到大连找林彪，当面向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表面答应了，背地里却伙同江青、陈伯达、康生搞阴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迫害不断升级。
1967年7月，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恶毒制造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在1946年曾联名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还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并据此认定：“这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问题起了质的变化，吕正操被斗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实际情况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位同志，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及旧政治协商会议，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配合发表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
20世纪60年代盛行“莫须有”。吕正操由此被打成了“罪大恶极”的“敌人”。“叛党投敌”冤案的制造，是怎样地颠倒黑白，骇人听闻。
林彪、江青之流，为了制造吕正操的“罪证”，还把早已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赵君迈抓来，横加毒打，逼迫他们承认策反过吕正操。同时还把早已作了结论的事情重新翻出来：1946年吕正操根据党的决定，做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秦至诚的工作。此事后来却被国民党特务诬蔑为吕正操“接受了敌人送的委任状”。这件事情，国家公安部过去已多次调查，走遍几省，查证了60余人，多次写报告证实：“系敌人的层层欺骗，根本与吕正操同志无关。”1953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明确指出：“犯人所供离奇之处甚多，都是不可信的。防止人家害我们。”这早已搞清楚了的、与吕正操根本无关的问题，却在二十余年后被别有用心地作为阴谋整人的炮弹。
到1968年底，名单里的42人大多数被实行“监护”、遭受刑讯逼供，其中包括：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
1969年1月，这桩大冤案的制造者，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90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连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2名，部、厅、局级干部36名，全国政协委员7名，省政协委员17名。他们胡说什么“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军地下党员、干部等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捏造的“反革命集团”里。受牵连者达700人，株连亲属、下属不下数千人。
该案的“主犯”一共7人：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解方、刘澜波。吕正操位列头名，遭受法西斯地狱式的摧残、监禁长达7年。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及陈先舟、车向忱等被迫害致死；解方、刘澜波也分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滚出去！”我跟他们斗得最厉害了
1967年7月12日，吕正操“束手就擒”，被非法关押在京郊通县，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监护”。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
开始，吕正操还把被批斗看成群众运动的冲击，虔诚地“斗倒‘我’字，去掉‘私’字，从头改造，重新革命”，但却怎样也过不了关：“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用心。对文革，毛主席批评的‘三很’我都有。”
有一段时间，吕正操精神压抑，苦闷困惑，遗憾难受，辗转睡不着觉。他打鬼子出生入死，建铁路废寝忘食，不说有多大贡献，但尽心尽力，一片赤诚。党对自己也很信任。毛泽东曾评价他：“既会带兵打仗，又能动脑子办事。”记得有一次，江青向他乱发脾气，毛泽东还让江青向他道歉。万万没想到竟被打成牛鬼蛇神，戴上叛党、反党的帽子，遭受非人凌辱摧残，更让人忧虑的是国家大乱了。百口莫辩，百思不解，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吕正操原来有吃安眠药才睡着的习惯，“人家把我看起来的时候，不给我吃安眠药，但我也睡着了。”人类的承受能力真是神秘莫测！
“在里面挨打，是常事，我也还手，也打。但他们人多，年轻。”吕正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顽强地抗争着。
随着迫害升级，深思宽阔的吕正操跳出凝重痛苦的反省，重新认识所遭受的迫害，察觉其中非同寻常：阴谋出自林彪、江青、康生之流那里。
吕正操向来厌恶反复无常、见风使舵、逢迎吹拍一套，而且敢讲真话、敢直言。解放战争任林彪副手时，他曾对林彪把东北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表示过不同意见，后来党中央的回电，修改了林彪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四平之战的具体打法，吕正操也觉得指挥“很笨”，造成太多不必要的牺牲……诸如此类工作上的不同观点，当时和他住前后院的林彪都有一本账，早就把他看成障碍，有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陷害、迫害变本加厉，以至批斗、关押。而他们更大的阴谋是篡党夺权。
吕正操相信真理终将战胜邪恶，笑在最后的才是胜利者。他顶住压力，坚持炼狱中的抗争与锻炼。看守仍然没完没了地提审，强迫他交代罪行、写揭发材料，白天如此，晚上如此，不让他休息，甚至跑进他的牢房呵斥，乌鸦似的鼓噪，损害他的精神健康。
画地为牢。吕正操反其意而用之，予以还击，不让小丑们得逞，勇敢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不让恶魔践踏灵魂。“他们想折腾我，找人在我房里看着我，逼问我黑后台。我说：“‘滚出去！’我最厉害了，天天跟看管我的人吵架，跟他们斗得最厉害！”
尊严地活着，拒绝“人圈”式放风
关押吕正操的是原来营房的房子，约有12平方米，因为是要犯，一人一间。里面有木板床、破桌椅和门窗各一。窗户关死了，里面用厚木板钉得严严实实，玻璃涂上了油漆；外面围着铁丝。牢房里不见日月，连无处不在的新鲜空气也仿佛被一同隔离，甚难透进。牢门紧锁着，门板上开了个用作监视的小洞。房顶上无一例外地亮着刺眼的灯光。睡觉被强迫平躺，以便监视者能一目了然。
室内的空气很混浊，放风透透气成了恩赐般的待遇。有人甚至以此为题作对：洞房花烛夜；监牢放风时。放风处是几个被隔开的小天井，在押的人都单独放风。开始是十天半月放风一次，后来几天一次，再后来是一两天一次。
“他们叫放风，跟日本人在冀中搞的‘人圈’差不多。”我说：“到‘人圈’里干什么。我不去放风！我就不去。”吕正操追述道。
当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驯化冀中人民，切断八路军和百姓的联系，强行集家并村，把村民迁进他们划定的居住地，四周建起高达3米的围墙，墙上架设铁丝网，闸门定时开关。村民们被牲畜似的圈在一起，高密度地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进出都要报告，完全没有自由，若稍有反抗，日军就血腥屠杀，百姓憎恶地称之为“人圈”。
“大米发霉，没菜吃，老吃白菜帮子。”被监护时的伙食根本谈不上营养，还难吃难咽，但为了维持生命，吕正操总是全部吞进肚子里。
夏天的蚊子又多又凶，轮番来吸血。吕正操练出眼力、耐力，一打一个准。极度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环境，吕正操体质不断下降，但生病吃药也被控制——“医疗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对“叛党、反党分子”不施仁政。
“我得了喉炎，他们不给药吃，说是喉癌要给我开刀。我说，我不让你们开。”吕正操十分警觉，坚决不让他们借机残害自己。他不会自杀，也不想被他杀。
自小就有一股犟劲的吕正操，“认罪态度”、“改造态度”一直不好，实际上专案组也找不到他的什么“叛党”铁证，提审次数渐少。他争取到看书读报的权利，还悄悄写了《显微镜》、《斥假证》、《逼、供、信》等诗。录其中的《斥假证》如下：
居然谓叛党，梦寐未曾想，
羁身入囹圄，异端从天降。
蒋贼谋陷害，垂死犹栽赃，
借刀以杀人，狠毒逾豺狼。
捏造假证据，离奇又荒唐，
用心想一想，祸心难包藏。
当事不分析，据以下定论，
构成奇冤案，株连无穷尽。
助匪行反间，为蒋泄私恨，
猾贼匿狞笑，魔爪终得伸。
顺水可推舟，匪特变功臣，
仇快亲所痛，敌友我不分。
不利于革命，贻害在人民，
翘首质日月，愿以明素心。
当时只允许抽劣质烟，这些吟啸自若，写于铁窗之下的诗篇，就记在劣质的烟盒纸上保留下来了。
株连：冤狱的重现
“文革”开始时，夫人刘沙任第八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此前，她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几年，当过学校的党委委员。
那天一早，刘沙听到广播里播送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她不知道这大字报的背景，却了解聂元梓的为人，便诧异地说：“怎么又搞到《人民日报》去了，什么人捣的鬼？”
她的话马上被反映上去，“诬蔑聂元梓，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随即扣下来。刘沙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大会、小会地受批判，同时还要她揭发吕正操，企图打开缺口，查找“黑后台”。刘沙那句“什么人捣的鬼”的话还传到了康生那里。他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给八机部打电话，直接点了刘沙的名。
刘沙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非法关押了70多天。
但迫害却并未停止。1968年1月，中央专案组“二办”开进八机部，勒令刘沙“交代吕正操在东北的重大历史问题”。刘沙当场和专案组顶撞起来。专案组恼羞成怒，决定对刘沙上专政手段。
刘沙被戴上冷冰冰的手铐，被抓进监牢。
在狱中，专案人员反复追问她“吕正操叛党的罪行”。刘沙坦然以对：“子虚乌有。没什么可说。”不提审时，她就读书、看报，在长宽不足7步的囚室原地跑步，边跑边念叨着：“坚持就是胜利。”还写一首诗言志：“你死我活鏖战急，是人是鬼当自知。擎天有柱天勿坠，驱散乌云见红日。”
不久，吕正操90岁的母亲与在家的小女儿被驱赶出门。老人回到海城老家，年仅15岁的小女儿去了北大荒的建设兵团。好好的一个家，虽未人亡，却已四散。生活艰苦可以忍受，最恐怖的是政治诬陷、政治折磨。
“瓜蔓抄”——同姓人也遭了殃。他的一个堂兄弟被造反派拿钉子钉进头上致死，却说他“自绝于人民”，那是当年相当流行的害死人还要陷被害人于不义的颠倒黑白之词；辽宁的一位干部被问到是否知道“桃园三结义”。他以为问《三国演义》的刘、关、张，快嘴回答：知道。结果被打成了“叛党集团”成员。
1970年2月，刘沙被解除监禁，送往河南信阳八机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继续实行“政治隔离”。不恢复组织生活，不准亲属看望。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境况才有所改善，恢复了组织生活，联系上子女。
“株连”又叫“株联”，指一人有罪而牵连多人。它始于秦。《汉书·刑法志》曰：“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参夷”，即诛三族；到隋炀帝时，发明了“株连九族”；及至民国，蒋介石“宁可杀错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诛杀革命者及亲朋戚友等等；林彪、“四人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迫害无数干部、群众，用的也是古老惨刻的酷刑，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苦难中相濡以沫
又是午夜了，看不见星，看不见月。
蚊子像小轰炸机似的嗡嗡嗡盘旋，不扔炸弹，却伺机吸血传播细菌。
人不能没有记忆和念向。无论是睡着、醒着，吕正操都会想起老战友、老朋友——程子华、黄敬、孙志远、刘建章……孤寂中，无以排解的思绪，默默化为他心中的诗句：
“风雨飘摇日，我怀子华兄。巨细持己见，爱憎太分明。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年别，竟尔失其踪。”这是思念程子华的。程子华建国后为首任山西省委书记。他在战争年代双手致残，端脸盘只能用手臂架着。“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任上被关押，生活无人帮忙，真不知怎样艰难地独自熬过几年岁月。吕正操还记得自己在程子华的婚宴上，仗义助兴痛饮，喜庆热闹得独一无二，自己几乎被一群女将灌醉了……
后来，吕家的孩子悄悄把父亲狱中用纸烟盒写的诗带给程子华。程子华细品老战友的诗中情愫，百感交集，泪水涩苦。
“乱世宁馨偏多才，弛张表里袒胸怀。歌舞绮罗曾入梦，持论公道四六开。”这是怀念黄敬的。寥寥数句，概括了他的一生。黄敬当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参加革命很早。建国时，才37岁但已是老革命的黄敬，出任天津首任市长。他风趣地说：“敌人使我们长期与本阶级脱离，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因过于操劳，身体透支得病。毛泽东曾捎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但因积疾太深，年仅46岁辞世。
“把酒论当世，兄亦嗜酒人。大圜犹酩酊，小醉自沉沦。箴言成终古，呓语记犹新。故友方散尽，我亦等轻尘。”这是悼念孙志远的。当年小樵改编后，孙志远协助吕正操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同把部队锻炼成威武之师。建国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抓万吨水压机制造，参加大庆油田开发，提出“争取局部空中优势”计划。“文革”之初，受中央文革残酷迫害，突发脑溢血，大喊一声：“不公平啊！”饮恨长逝。
这些都是在冀中患难与共，生死同在的战友，吕正操的脑海里浮现出他们或健硕或清癯的面容，好像又听见他们各带乡音的笑语，怎能想象这些忠诚无私的老共产党员，竟会被堂皇的“革命”名义，关在充满浓重血腥味的革命监狱里！
还有化工部副部长张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还有张学思，是公子哥但完全没有公子气，赤胆忠心，精通海军业务，却被诬陷为特务，折磨致死。临终前，想吃水煮土豆，想开开窗户透气也不准，他艰难写下“恶魔缠身”四字，撒手人寰；还有铁道部的班子，工作中大家坦诚相见，不推诿、不文过饰非……他沉入了无边的往事……
铁道部造反派开始批判吕正操时，有人向滕代远反映说：“吕正操在党组会上反对过你。”滕代远当即严正地说：“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在党组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把意见摆到桌面，讨论清楚，统一认识，才能做好工作。”并说：“你们为了打倒吕正操，把什么问题都强加给他，是不对的。即使在他代理部长期间，我还是部长，这时期铁道部的错误，我也要负责任。”滕代远当时也被抄家，却能为保护同志直言不讳。
副部长武竞天被诬蔑为叛徒，造反派责令吕正操跟着喊口号批斗。吕正操说：“那是你们定的。我没有材料，没有根据。”坚持不举手挥拳，也决不跟这些人乱喊，坚守着常人达不到的境界。
刘建章比吕正操小5岁，却有长者风的厚朴稳重，在工作上是吕正操的好搭档，在“文革”中也未能躲过厄运。他于稍后的1968年2月被关进秦城监狱。所幸妻子没被关押。她不顾受监视、受牵连的危险，尽力保护父母被关押的孩子。她曾到吕家所属居委会查找孩子的下落，吕正操的小女儿从北大荒回京，也曾暂住她家。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里，关于雪中送炭、仗义执言的描述有不少，而真正能让人从心灵深处得到慰藉的，是道义的援手。正是“哲人重道义，同道定见怜。”朋友之间，夹杂着功利的自私脆弱性和源本的圣洁崇高，它们往往携手而至，考验着人。大千世界，人间百态，主流还是：正道。
《宁古塔志》有云：“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回首往事，吕正操说：“批判我们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有资产，才能算得上资产阶级，我们当的官不小，但没有私人财产，连房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干的事，都是给国家干的。那时候，真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各级政府那么好的风气，被弄坏了。最坏是康生，搞‘人治’。大家为建设祖国出力，他生前一味乱整走资本主义道路。林彪说：不理解，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整了那么多老干部、知识分子，我他妈越实践越不理解，完全失去了信心。很多人跟风，这远不是思想选择的必然，而是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的私念私欲所致。他们最终也不会捞到好处。”
“她-是谁？”父女相见不相识
1972年3月，刘沙因病从干校回北京治疗。甫到北京，她就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看望吕正操。毛泽东批示可以探视。刘沙立即通知分散在各地的孩子，让他们想办法尽快赶回北京。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他们已经有6年没见面了，那是何等揪心的6年！
4月26日，刘沙和儿女们来到卫戍区。被关押了近2000天的吕正操，瘦得很厉害，皮包骨头，脸如菜色，原来敏锐、智慧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刚毅中深藏着疲惫和潜隐的痛苦。林彪、“四人帮”竟把这位热爱生活和人民，令鬼子闻风丧胆的开国将军，折磨成体弱多病的“犯人”！
当见到一位灵秀的姑娘来到面前，久未说话的吕正操吐词含混，问道：“她-是谁？”听说这就是被隔离时还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儿，吕正操深感快慰地笑起来。他的嘴里空空荡荡，牙齿已脱落了十几颗。
第二次探视时，刘沙跟吕正操讲：“你应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问题如实说清，家里给你送上去。切不可对毛主席见外，我可以请求中央派人来取！”
据吕正操大女儿彤岩回忆：他们去看父亲，大家都默契地不说伤心事，或讲讲在北大荒农场出的洋相、当地风土人情；或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趣事；或谈谈读了什么革命书籍。吕正操虽身陷囹圄，但依旧专心读书，静观其变。他反复阅读马、恩、列、斯、毛等允许看的书籍和报刊，更客观地琢磨一些问题，从报刊的细微变化中获取信息。人纵然被禁锢，但思想可以自由飞翔。
孩子们都秉承了父母亲的豁达。他们每次见面总是平静地说一些高兴好玩、带劲儿的事。有一次，讲起什么，会心大笑，看守见状厉声斥责，吕正操和他们论理，结果被罚一个月不准家人探视。
吕正操说：“不都是要让我屈服吗！我不屈服。”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据实陈情。
1973年初秋，刘沙被宣布获得“解放”了。她相信这就是好的转机，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为丈夫申诉。
我还有些书没看完呢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盛大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采取的一种“解放干部”的方式。
7月31日下午，周恩来抱病参加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得以恢复自由的吕正操等几位军队干部。吕正操没说多少话，只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总算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
当时也在场的张春桥阴阳怪气地对吕正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
吕正操马上顶回去：“做工作哪能没有错的？过去工作有错，今后再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的。”
当晚7点钟，政治局全体成员30多人又接见了他们几位老同志。周总理紧紧握着吕正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在意喽！”
吕正操看到周总理面容消瘦，忍泪问候他的健康，周总理安慰道：“最近做了个小手术，病已经好了。”吕正操不久得知，周总理是因为膀胱癌手术。
谈话间，江青走来说：“你的事，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
吕正操知道江青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势，不卑不亢地说：“早出来晚出来都没关系，我还有些书没看完呢。”
原辽宁省省长杜者衡，文革中一直被关押，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让他出来工作，请吕正操先把消息告诉他。杜者衡得知如重获新生一样，高兴得举杯痛饮，导致心脏病发，遽然病逝。
周恩来对邓小平说起这件事，感叹道：“老干部能够解放的还是快点解放，解放晚了，就怕动不了了，辽宁的杜者衡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保健工作要跟上来，杜者衡是死在家里的，如果救护及时，不至于嘛。曾山、陈正人也是非常可惜的。”
举一隅可以反三隅。当年的情况，大体如此。
虽然获得了“解放”，但工作还没有安排，冤案也还没彻底平反。监狱数年，身心受损的吕正操，住进了医院。
出院后，他与同样未安排工作的刘建章天天乘公共汽车去打网球，连日寇追杀也没能阻止的、深具吸引力的爱好又恢复了。有时挤不上公共汽车，两人就边走边聊，到家就吃饭，日子过得单纯、自如多了。
如此大约半年。吕正操的健康渐渐得以恢复。
1975年初，海城发生大地震。周恩来记得吕正操就是海城人，特别指定他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让他重返故乡，一方面送去党的关怀，一方面看望遭到大灾难的父老乡亲们。当知道他出狱不久，没有可出远门的御寒棉衣，周总理立即予以解决了。这样，无官无职无秘书的吕正操临时带上小儿子随行，协助团长华国锋，完成了“解放”出来后总理交给的第一项工作。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1975年1月，吕正操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人大常委。
1975年春，吕正操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实质是借学习的名义，把学员当批判的靶子。吴江在《十年的路》中说：“中央读书班是受‘四人帮’严格控制的，‘左’的势力十分猖獗。胡耀邦、吕正操、程子华等少数老干部在班里处于被批判、被监督的地位。”坚持极左还是否定极左的斗争仍很激烈。
读书班组织学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吕正操则另路而行，利用这个机会学习马、恩著作，做读书笔记，与同学悄悄探讨一些问题。在读书班里，他有个深刻印象，就是胡耀邦的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他评价说：胡耀邦很爱读书，涉猎广，思考问题深，人正直坦荡，光明磊落，也吃了亏。
这年8月，冤案尚未彻底平反的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兵第一政委。
1976年，“四人帮”垮台。复出的胡耀邦冒着被再次打倒的风险拨乱反正，首先做了两件大事：理论上，冲破各种禁区，从深度、广度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组织上，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召开大会，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集团‘案件’彻底平反”。11月5日《辽宁日报》报道：该案复查结果证明，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假案，是林彪、“四人帮”集团蓄意制造出来的，并决定对在该案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90人，一律平反；对遭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妥善安置；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假案的全部材料和本人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并给被平反同志和被株连的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同年12月1日，中共铁道部党组在落实政策大会上宣布了文号为“（80）铁党字五号”的《关于为吕正操、万里等同志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决定》。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的文件，文号为：(80)铁党字5号。文内写道：“现经复查，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吕正操同志的‘东北叛党集团’及其一切莫须有罪名，纯系捏造诬陷。中共铁道部党组决定，为吕正操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对强加给吕正操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通知所有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同志、亲友所在单位，按规定销毁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中国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大革文化命！”吕正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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