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
[ 2006年第10期 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 作者：解力夫 ]
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同志于1976年7月6日去世了。在治丧期间，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大姐怀着悲痛的心情，应笔者的要求向我讲述了朱德同志历经磨难探索救国之道，追求真理，叱咤风云，为国为民奋斗的光辉一生。
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路茫茫，黑夜长，前途在哪里？为什么中国革命一直遭受挫折？”当时身为滇军旅长的朱德将军，怀着忧国忧民的焦急心情，辞去了滇军旅长的职务，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回川担任师长的邀请，外出考察，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
他首先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和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时，这位56岁的孙文已经在革命征途上度过了37个春秋，虽然屡遭失败，但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向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他希望入党之后，可以从此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但是，没有想到他的要求遭到拒绝。陈独秀看着来客，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滇军的将军。他不理解，一个有着优厚待遇的将军，为什么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问题，默默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中共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德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绝望之余，他于1922年9月初，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土地上，去欧洲这个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探寻拯救国家的秘密。
朱德和他的同伴孙炳文，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些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周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朱德迫不及待，他和孙炳文坐上火车，于1922年10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的英俊青年，两眼闪着光辉，严肃而聪慧。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周恩来举止优雅，落落大方，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个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守秘密。从此，朱德卸下了包袱，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几乎把时间完全放在学习上。除学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党员们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朱德作为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只是在这些讨论会中坐着旁听。会后，再有一个年轻同志帮他学习。他们学习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共产主义入门书籍。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细读《向导》杂志上。这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登载关于中国革命的学习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党组织分析了中国以往的革命斗争，朱德也开始分析自己过去的生活和行动。同时，他开始学习德文，以便进入某个德国大学。1923年年初，朱德离开柏林，进入戈丁根大学政治系。1924年初，当朱德离开戈丁根大学回到柏林，着手把在德国的全体中国人组织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新的国民政府的旗帜下的时候，血染中国山河的激烈的北伐战争正在孕育之中。这时周恩来、孙炳文及一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到广州。在孙中山首创、而由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任副主任。届时，中国的农工运动也在兴起，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开始了。面对着如火如荼的斗争，朱德心潮澎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心回到祖国参加这一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
朱德一回到中国，就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在革命的风暴中，在历时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中，无论顺境和逆境，他始终和毛泽东、周恩来站在一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和周恩来一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三军副军长。1928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的部队，发动了湖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任军长。从此，朱德就在毛泽东领导下为革命军队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红军长征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为扭转中国的乾坤，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战，横扫了上千万的反动军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德的名字也像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成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德可谓共和国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元勋，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他们煽动造反派攻击和诬蔑朱德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同时还散布“批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朱德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是这个党的“主席”。朱德看过后，鄙夷地骂道：“纯粹是造谣!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襟怀坦荡的陈毅也对林彪集团造谣惑众、篡党夺权的阴谋十分气愤，他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位与朱德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声！
然而就在这时，朱老总的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同志，也多次被造反派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的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愤怒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我从来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会师的？”
“不！这不是事实！”康克清摇摇头说，“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湖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你不老实，你攻击林副主席没有好下场！”打手们叫嚷起来。
“九大”之后，林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且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形势进一步逆转，朱德和一批老帅，以“战备”名义被勒令离开北京，朱德来到广东从化，名义上去“疗养”，实际上失去行动自由，被软禁起来。直到1971年9·13事件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朱德重新回到了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热情地握着阔别日久的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听了这些话，朱德同志流泪了。这是他多年第一次流泪啊！
但是，为时不久，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发动了“批林批孔”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和老帅们，更为让人揪心的是周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竟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时，朱德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瞪瞪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啊！恩来您在哪里？”他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五十四年，失去推心置腹的老战友，是他一生遇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来到北京医院。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
从此之后，朱德元帅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1日那天，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在为他着急，可是朱老总，躺在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在他离开人世的最后几天，一直不能人睡，总在思念着我们的党，和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满目疮痍的国家。
他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国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一定要想法把国家经济搞上去，千万不要放松抓生产，要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立足之本呀！我好了还要工作，要革命到底！”这就是朱德同志最后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嘱托。
朱德元帅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安街，含着热泪送着灵车西去。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引起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
十年后，1986年12月，朱德一百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的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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