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谈父亲林枫
[ 2006年第10期 林炎志谈父亲林枫 作者：刘仰东 ]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闭幕，由44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关向应和林枫两人为东北籍中央委员。关向应是大连金县人，林枫的家乡则远在位于黑龙江省腹地的望奎县。林枫的当选，在颇具代表性和特殊性的表象背后，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来自并不得风气之先的边远地区的共产党员，在近二十年革命生涯中对党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建国后，林枫曾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今年正值建党八十五周年，也逢林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七一”前夕的一个下午，林枫之子、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吉林大厦向笔者追溯了父亲一生中的若干片段，从中可见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的政治智慧、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领导“一二·九”运动
林枫于1927年3月经范文澜介绍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他被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直接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林炎志告诉笔者，母亲郭明秋（中共党员）当时是北平学联主席，经常冲在前阵，父亲则作为市委书记，运筹帷幄，此前两人并不认识。尽管在“一二·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不乏中共党员，“学联”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层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模棱两可者有之，不赞同甚而反对者也有之。林炎志说，父亲的态度很鲜明，积极支持“一二·九”运动，明确提出党应当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作为市委书记，他通过与“学联”领导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的直接联系，及时把握运动方向，使这场运动产生了具有全国意义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当时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后来回忆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
1935年12月下旬，林枫代表北平市委和黄敬、彭涛等人商定，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宣传团于1936年元旦过后成行，虽然前后不过十来天，只到了保定周边的几个地方，但意义却非同寻常。林炎志说，当年在北平念书的大中学生，多非劳动家庭出身，平时很少接触工农群众，更缺乏对底层生活状况的切身体验。母亲郭明秋曾回忆说，不少女学生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下乡的，起初叫苦连天，但艰苦的乡村生活最终教育了他们，触及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位参加宣传团的同学写信给上海《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说：“十二天的农村生活，精神上的热火压灭了一切冻和饿的进攻，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知识，这知识是我们在教室里和书本上所永远找不到的。回来的人都说：‘我们十二天的收获，比读一年的书强的多。’”这实际上意味着，林枫和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把“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引向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刘少奇也曾指出：“‘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林枫就向北平市委提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1936年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全部返回北平后，林枫又与姚依林、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大学学生会举行会议，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取名清华民先队，林枫指定黄敬为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为民先队长。随后，又成立了范围更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著名的“民先队”组织。
1936年1月底，各大中学临近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地罢课，而应当有条件地复课，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曾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是不是回去参加考试？林枫回答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北平学联根据林枫的意见，开会决定复课，并于2月7日发表了《为本市各大中小学生复课宣言》。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迫害，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林枫根据形势的变化，立即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将已经引起当局注意的学运骨干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林枫的建议，从北平抽调一批干部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
1936年3月，林枫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5月出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这年夏天，他与郭明秋结为伴侣。他在北平尽管只工作了短短的三个来月，但作为市委书记，他直接参与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其意义之长远，已经超过了三年、三十年……大批进步学生通过“一二·九”运动，逐渐成长起来，最终投身革命事业。谈到这里，林炎志引了毛泽东几年后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演中的一段话：“‘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林炎志认为，其中的“干部准备”就党迫在眉睫的事业而言，是最“实惠”的。他举例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有时一下让出几十个县，不断形成权力真空地区。为充实敌后工作，中共面临着大量德才兼备干部的需求。而通过“一二·九”运动走上革命之路的大批知识青年中，有数万名干部被输送到敌后，成为党建立根据地的宝贵财富，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战而言，实可谓一种“久旱逢甘雨”的政治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一二·九”运动造就的一批干部在各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林炎志曾长期从事学生和青年团工作，作为“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后人，他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完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应当是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爆发游行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黄河赈济会为代表的发动、酝酿、准备时期；第二阶段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上街游行；第三阶段是全国学生青年走向工农群众，走向共产党，走向根据地的时期，前后达两三年。“一二·九”运动最生动的高潮虽然在第二阶段，但其历史作用的关键在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之后的与工农相结合，与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结合。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个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核心，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林炎志就近几年社会上针对“一二·九”运动的某些看法谈到，“一二·九”之前，由于中共地下党被几次破坏，一直处于高度隐蔽的秘密工作状态。党的领导者不可能公开活动。这是许多当事者及后人，不清楚党组织对“一二·九”运动的运筹情况，不太清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作用的重要原因。甚至形成了一些舆论，认为“一二·九”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林炎志说，“一二·九”运动当然有自发性。所有群众运动，都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哪里有群众性。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所有群众运动能否在历史上站得住脚，都与共产党的领导相关。有人说，查不着中央的电报、指示。这更是反映了这种认识的误区。中国共产党由于承担的历史使命非常艰巨，所面对的环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复杂的环境。所有这些都造成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是人类政党史上空前多样，空前生动的。党的领导形式今后必然还会发展，还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但党的领导已经与中国历史必由之路相结合，已经成为客观之必然，尤其是青年运动之必然。
决断“晋西事变”
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林枫任山西省委书记兼北方局组织部长。193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改称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驻扎石楼县圪堵坪。11月，八路军115师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部队合编为115师独立第一支队，林枫兼政治委员，陈士榘为支队长，在晋西坚持抗战。
不久，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制造摩擦，预谋挑起针对中共的武装冲突。1939年4月，阎锡山召开了秋林会议，提出反动方针：取消新军中的中共组织和政委制，“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并对其骨干说：“天要下雨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要快准备雨伞。”晋西南地区成为他们进攻的首要目标，形势不断恶化。1939年9月，中央电召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政治形势。林枫日夜兼程，赶到延安后，与毛泽东交谈了两次，林枫问毛泽东：“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后由林枫、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在《解放》杂志发表了山西省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目前危险倾向宣言。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11月上旬，林枫从延安回到晋西南区党委驻地时，形势已相当紧张。林枫在区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讨论了反对顽固派斗争的方针。晋西南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此采取不再让步，必要时不惜武装自卫的方针。
1939年12月，阎锡山首先向晋西地区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并提出“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口号，来势汹汹，根据地局势更为吃紧。12月6日，在林枫主持下，晋西南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判定被动势必吃亏，果断决定要主动地武装自卫，“眼明手快，先下手为强”。同时决定在晋西南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12月9日，我军开始行动。在总指挥部的统一号令下，部队一部分就地作战，主力部队分两路出击。据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回忆：“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在和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20天、我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之后，为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由林枫率领部队和党委机关干部转移到晋西北，与那里的新军、八路军会合。
晋西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一再诬蔑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党内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林炎志告诉笔者，毛泽东事后也曾问父亲：谁打的第一枪？父亲直言：是我打的第一枪。不打第一枪，就没有机会打第二枪了。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还重提此事，并当众表扬了林枫。林枫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但在不利的军事环境下，仍能果断决定主动出击，避免了另一个皖南事变的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决断能力。
最后十年
林枫的最后十年（1967——1977）与“文革”几乎同步。他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受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被粉碎，但没能等到自己的冤案彻底平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文革”开始时，林枫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66年8月，林枫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中央党校，“猛攻”他的大字报便扑面而来。康生亲自操纵了对林枫的批判，他或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及造反派头头，或派人到党校活动，他发出了一道道针对林枫的“批判指令”：“要彻底揭发、批判林枫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林枫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康生还利用造反派盗用群众名义写的一个报告，亲自向中央提议撤销林枫的职务。
在这种局面下，林枫被戴上了“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等一顶顶帽子。林炎志回忆说，即使落到这样不公的境地，父亲依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在已被“监督”起来的1966年12月，他还写信叮嘱子女：“高级干部子弟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在政治上有优越感，这是害人的，这是我很久以来担心的，你们要跳出这个害人的圈圈。”12月14日和18日，林枫两次被押往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批斗会场，和他一起被斗的分别是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和彭真、刘仁、万里等人。在有几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林枫被逼迫低头下跪，横遭拳打脚踢，但他硬是不肯弯腰。18日的批斗会，林枫在坐“喷气式”时不断挣扎着直起腰，昂起头，以至激怒了丧失理性的打手，他肋骨被打断，左臂被打骨折，内脏被打出血。寒冬腊月，林枫的鞋被踢飞，夹衣被扯开，他就这样袒露着胸膛被拖着“游场”，最终昏倒在批斗会场。事后提起此事，林枫说：“我可以站着，可以躺着，就是不能跪着！”
此后一年多，林枫被监禁在万寿路罗道庄的一个兵营里，不时接受造反派的审讯。1968年3月，他被逮捕，送进了秦城监狱。不论是监禁还是下狱，林枫的气节和人格始终不变，没有在逼供的压力下伤害过一个同志。一些和林枫“同案”受迫害的同志，在“文革”结束后曾对林枫的亲属说：“从专案组的审讯、问话中，我们就能知道林枫同志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实际的话。”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8月4日上午，林枫的子女获准到监狱探视离别六年的父亲。当父亲蹒跚走来时，林炎志姐弟几人都惊呆了，父亲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他们后来在《我们的爸爸》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他变得太多了！他体重掉了四十多斤，瘦得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腰和腿都直不起来了；他的眼睛灰蒙蒙的……他怎能不变呢？！四年中，他只见过不足二十四小时的阳光；一碗米能洗出一碗底沙子，他吃不饱；他染上了肺结核并出现肺空洞，还得给别的犯人倒屎倒尿；在那条一穿就是半年的黑棉裤上，留下一层白霜，他的糖尿病已经加重了……
他的模样变了，可是他的精神没有变。就在这一天，他极为激动地打着手势说：“毛主席有一句话是‘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年我就是靠这点精神过来的。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林树乐。人家有‘八段锦’，我给自己编了‘三段锦’，每天坚持做。”爸爸是个含而不露的人，举止素来沉稳老成。他如此激动，我们还从未见过。后来他告诉我们，那一天他回到牢房，一直坐在铺板上，忘记了吃午饭，直至下午四五点钟才被喊“醒”。
这次探监后的第二天，林家子女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请求对重病在身的父亲进行抢救。8月11日毛泽东看到信的当天即亲笔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这样，林枫才得以出狱，从秦城监狱被直接送进阜外医院，但仍不给作结论，不给恢复党籍，生活上也无人过问。此后五年，林枫一直住在医院，连家也没回过。有一次去协和医院做检查，医生特地请司机绕道天安门广场，这是林枫生命最后的十一年中惟一的一次“出门”。
尽管身体已经坏到极点，身在医院，党籍的恢复也遥遥无期，但林枫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国家大事，没有一天不在关注时局。1975年，他对已恢复工作前来看他的老同志说：“小平同志是要斗争的，你们要支持他工作，他缺帮手啊！”1976年4月5日傍晚，从天安门广场赶回医院的子女向他讲起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刚听了个开头，他就自己挣扎着起来，一直用手臂支在双膝上，直板板坐着听完子女活灵活现的描述，可见他忧国之心之重。以后，时局更加复杂，“四人帮”猖獗一时，林枫再三叮嘱子女：“条件恶劣起来，你们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能跟着说！”有位老同志去医院看他时说：“外面都说中国又要出女皇帝了。”林枫断然答道：“现在的中国，不会出女皇帝，没那个条件！”
在阜外医院许多有正义感的、善良的医护人员及工人的尽心治疗和护理下，林枫垂危的生命得以延长五年，但他到底没能等来自己的彻底平反。1977年9月29日，林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信念与操守
林炎志特别提到了父亲作为职业革命家终身不移的坚定信念。林枫1927年3月入党不久，大革命就失败了。各地党组织或遭到破坏，或转入地下。不少共产党员因此脱党，林枫也一度失去和组织的联系。他虽身离组织，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为寻找党组织，他曾奔走于平、津、沪、汉等城市及河北、山西、江苏、浙江等地，虽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但他从不气馁，同时自觉地从事党的活动。1930年，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的林枫通过赖若愚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担任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多年后，他曾对妻子郭明秋说：“我在1927年入党，入党前就经历了各种思想斗争，所以，我走共产主义这条路，是有思想基础的。”“文革”中林枫受到残酷迫害时，曾几次对子女感叹道：“这个党，我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呀！”即使失去党籍，他的信念却依然不改。家里的书被没收了，没有工资收入，他就叫女儿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并说：将来有了钱，还要买他们的全集。林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一生喜爱读书。晚年病情恶化后，他还对妻子郭明秋说：“我不能看书了，可是也要买呀，闻闻书香也是好的！咱们给孩子们没有什么遗产，就是留下这些书。”
出狱后的林枫发生过心力衰竭，并患有白内障、神经炎引起手指麻木等多种疾病，写字已相当吃力，可他仍抱病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扉页上一笔一画地给子女写了这样一段话：
京京、星星，你们先读这本书——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将来还要看他们的全部书信集。至于炎炎，可以先看马恩全集，也可以先看此书。我希望我们的青年都能读马恩的书信。这些书信很有趣地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不但生动易懂，而且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
林枫的人格魅力，不仅体现于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事业辉煌还是身处逆境，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还体现在他的个人道德操守上。林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抗战以前，他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他以极强的亲和力，把一大批上层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党在白区的事业赢得了发展的机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当时的北大教授张柏园，月入百余大洋，一次发工资时，林枫去向他要钱，先拿了几块，又回过头来再拿几块，如是反复多次，直至自己手里的钱超过了张柏园手里的，张不得不说：“你还真能拿呀！”张柏园自然明白，林枫向他要钱，用途并非贴补或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从事革命活动。在白区工作，环境自然相当险恶，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林枫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却从未被捕过，并非他未遇险情，而是每到紧要关头，总会有一些“有能量”的人物主动出来保护他，这些人也明知道林枫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受到党外人士普遍欢迎并能赢得他们敬重的共产党人。
林炎志还谈到，父亲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同样以高标准的道德修养自律。他的能容人、“海量”、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都是熟悉他的老同志所经常提到的。他与高岗、林彪、康生在工作中都发生过意见分歧，始终以既不丧失原则，又不破坏团结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斗争。
高岗主持东北工作时，把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枫视为异己，用宗派的态度对其进行排斥，甚至在公开场合指桑骂槐地打击他，致使林枫处境很困难，周围一些同志对此也有朦胧的感觉，但林枫从来不说什么。直至几年后中央揭开高岗的问题，大家才恍然大悟。一位随林枫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高岗问题的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开会期间，中央发给林枫的文件，都注明本人亲收，不准秘书代领。因而随员始终也不清楚会议的主题，直到会议结束，乘火车返回沈阳时，林枫才告诉他：“高岗犯了错误。”当时任林枫秘书的李之琏曾回忆说：
东北解放初期，东北工作的各项重大方针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的，但是，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存在着分歧的。林枫同志是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对这些分歧是清楚的，但他从来不向下级人员透露。我作为他的秘书和组织部的一个负责干部，除了从中央和东北局来往的电报中了解一点情况外，林枫同志从来不透露只字。有时我看到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向他提出疑问，凡是涉及到领导人之间有不同意见的，他从来不作正面答复。希望他能有所解释时，他只以“有争论”三字简单答复我。
林枫晚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始终默默忍受，对同志对家人，都没有丝毫流露，以至后来当查证他是如何受迫害被打伤的情况时，谁也说不清楚。他在阜外医院治疗期间，许多人去看望，他也从不提及自己所受的种种折磨，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的埋怨情绪。整个“文革”期间，他很清楚当时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但他宁愿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态度对待自己不公的境遇。他自信党最终能够明辨是非，战胜邪恶，让真理重放光辉。林枫被监禁期间，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眼前的运动不理解，问他许多高级干部当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都闯过来了，这场运动中为什么一下子成了走资派？林枫很肯定地回答他：“这些到运动的后期，党中央、毛主席会作出正确的结论的。恐怕还得再来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这句话的预见性。晚年尚未平反时，子女曾劝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他则一再拒绝子女的劝说，坚持不写回忆录，并说：写回忆录难免自我吹嘘。我的历史中央都知道，事实是抹杀不了的。
颠倒了的历史终归又被颠倒回来。197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林枫同志的复查结论》，对林枫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中共中央批复同意。198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林枫同志入党时间问题的通知》，认定“林枫同志是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责任编辑 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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