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下）
[ 2006年第10期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下） 作者：李 锐 白建钢 等 ]
编者按：
本刊已经连续两期发表了几位同志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本期最后发表李锐、袁鹰、韩刚、孙大午等同志的发言和白建钢先生的贺信。
在纪念会上，还有五位老同志表示了祝贺，并做了简短发言。
李昌同志建议：《炎黄春秋》不仅要走下去，还要走出去，站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战略大开发的高度，扩展视野。他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炎黄春秋》应该办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春秋，和中央搞民族地区开发的大决策挂上钩。
于光远同志把《炎黄春秋》和人的一生做了比较。从少年时代走到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正当年，拳打脚踢，矛盾也最多。再往后年龄大了，地位高了，人也满头白发了。《炎黄春秋》现在是青年时代，正当年，要继续努力。
王强华同志回顾《炎黄春秋》的历史，讲到其前身《中华英烈》杂志，介绍了主办《中华英烈》杂志的温济泽同志和他在《炎黄春秋》创办初期的贡献。
钟沛璋同志谈到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的评价问题。他强调说，陈独秀的巨大贡献是不可遗忘的。
戴煌同志说，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至今仍是一个问题。五四大街上的浮雕，把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挤到一旁，是不公正的。《炎黄春秋》要继续坚持讲真话。
陈模同志在准备的讲话中写道：我对《炎黄春秋》深有感情，当作必读与学习的课本。它是全国最好的党史杂志和理论杂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秉笔直书，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甄别了许多历史冤案，歌颂众多的忠诚积极、无私无畏、为党和人民建立功勋的人物。从第一年起，我每期到邮局、书摊去买杂志，以后14年一直坚持自费订阅。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这个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最信赖的最好的老师。
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李锐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
《炎黄春秋》办了十五年，很不容易。从开办以来，我同这个刊物就有来往，最近在七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同陆定一谈话的记录，即他对党和国家大局的一些看法。我在党内生活了七十年（包括1959年后开除党籍的二十年），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关于历史的许多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从理论到实际，指出了中国应向何处去。当年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遭到人们的唾弃，认为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靠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来访的黄炎培说过：“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他随后还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可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按照陆定一讲的，我们走入了一条同这种追求和声明相悖的道路，走入了一个误区：以各种政治运动“兴无灭资”，快速建立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从而贬斥资本，贬斥知识，大整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搞个人崇拜，搞“马克思加秦始皇”；于是一次次运动，最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运动到崩溃的边沿。这个误区，当然同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同向苏联“一边倒”有关；当然也同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有关，他从马克思那里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宣言》还有其他语言，例如“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尤其马克思晚年对早年的革命学说已有所修正，恩格斯晚年也赞成通过议会道路取得胜利了。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我们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这是近年来，我常常谈到的。
第一个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包括我们中国，到底依靠什么？现在我们中央领导也常讲科学发展观，即必须靠科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有了电脑以后，通过知识经济，进入信息社会了。二是大家天天讲的民主。三也是大家天天讲的法治。四是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这四项属于全人类，也属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恐怕不必再争论了吧。现在讲和谐社会乃至和谐社会主义，离开这四项又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第二要搞清楚的是主义和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在历史进步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应该占什么地位？上个世纪出的问题，1949年以来出的问题，好多同它们分不开，现在还写入宪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李普说过一句话，好像是一个老将军说的，我们这些人都缠过脚。在座的黑头发的，他们没有缠过脚，我们都缠过脚，我们都是解放脚，而且戴过紧箍咒。
第三个问题，党的问题要搞清楚。党在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之下？党归宪法管，还是宪法归党管？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过去毛泽东讲过：“我就是无法无天”。党没有法，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亲耳听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是要一点的”。但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与邪教是一个词。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党也要讲民主和法治，不能搞专制，党要归宪法管。
我最近在好多场合谈过两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从事理工搞自然学科的。一本关于历史。作者张钦楠，是建设部搞建筑行业的总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七十多岁了。他写了一本《读史札记》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东方到西方各国，从革命与改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历史发展的对比；认为民主、共和、宪政、信仰与思想自由、人文精神、市场经济、人权观念等，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几大基石和标志。此书已经公开出版了，作者还在继续增补内容。第二本是《综合哲学随笔》，作者高亮之是一个老干部，也七十多岁了，原南京农学院院长。他的《综合哲学》不赞成把哲学只搞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那样强调斗争；认为“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斗争，但主要是互相协调、互相综合。”“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看，不能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应当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因素的进步。”此书也已公开出版了。
两位作者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经过深刻的反思，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如此独到的理论著作。这两本书我都寄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供他们过目。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历史的问题、关于理论的问题、关于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还常常在误区之中，各种挂碍多得很。例如陆定一的谈话，我不得不删掉一些字，加上另外的字。
《炎黄春秋》在做的工作主要在历史方面，一直在作历史反思，当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最深刻的反思源于最深刻的教训。这一点德国人比较做得好。德国二战死亡400万人，战俘700多万。德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对一个民族最危险的就是集体狂热。我们的“文革”就属于集体狂热。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4年6月6日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典礼时说：“正是（盟军）登陆的胜利，使德国人从纳粹暴政中获得解放，并非战胜德国而是拯救德国；此日象征的是自由而不是征服或失败。”这种反思的深度，日本人就差得很远。
我最近读书，抄了几段话：
爱因斯坦《我的政治理想》：“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见到的那种制度。”
爱因斯坦的另外一段话：“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有人这样正确地说过：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个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百花盛开，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比较独立。”
我还抄了一段林肯讲的话：“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丛生。腐败产生于什么地方呢？就同我念的上面这些话有关。是我们的党政权力太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所致。因此有人叫我们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的经济形势不错，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除开腐败丛生以外，资源浪费厉害，环境破坏严重。
我们现在的硬实力还可以，但软实力，就是政治制度，还有待大改革。《炎黄春秋》就是在软实力方面作文章。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做工作。
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同全球化接轨，就一定要深化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我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突破点。
我今年进九十岁了。八十八岁时有一首自寿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没想到老同志们今日思想如此年轻
●白建钢（深圳名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刊理事）
今天，有的人老了，但他却很年轻；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炎黄春秋》的作者、领导、编辑多是七八十甚至九十多岁革命老人。他们老了，经历过创建共和国的战争，领导过共和国党政军部门、地区，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面对改革开放，他们接受新事物，勤奋耕耘，思维敏锐，逻辑严密，铁肩道义，与时俱进，语出惊人，就像二十多岁青年；而我们不少中青年，初生牛犊，现在却暮气萦绕，人云亦云，守旧抱残，缺少思辩，没有创意，生不敢当人杰，死不敢想鬼雄，仿佛活在古老的历史世纪中，他们已经很老很老。
有的人老了，但他还年轻，这是国之珍宝，是年轻人的镜子；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这是国之问题，需要国家加以改变。《炎黄春秋》精神，使人青春永驻，愿我们社会永不变老。
希望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
●袁 鹰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今天有很多老同志、老前辈在场，他们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是作为《炎黄春秋》的普通读者发言。我家的报箱里报纸、杂志很多，一天得拿两次。说实话，有一些杂志只是浏览一下，有的根本不开信封。只有《炎黄春秋》，每期基本从头到尾全看完了。如果哪一期来晚了，我们全家就着急。是不是哪一篇文章使某人不高兴，某篇文章犯了禁忌，不让发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急，又不好问。我弟弟是人民解放军总后的离休干部，他也订了一份《炎黄春秋》。有一次，到日子没有收到。他很着急，很担心，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被人封了。后来收到了，他才放心。
有很多读者为《炎黄春秋》的安危悬心。也许这种悬心是多余的。现在，我国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不应当、也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那种事。但是，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恰恰有一些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发生了。我们的悬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7期收到了，不到四天，我们全家人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关于陆定一的文章，关于张闻天的文章，很好，很重要。过去我还没有看到全面、完整、准确地介绍托派的文章，在这一期上看到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托派”比国民党、特务的问题还严重。有很多人，因为沾了“托派”问题，一辈子翻不了身，最后含冤终其一生。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很有才华，写了不少好作品。在上中学时的一个假期，在苏州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说这个读书会和托派有关，他也因此受审查。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历次运动，他一次一次地说清，但总也说不清。结果一辈子没有说清，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去世了。这一期的这篇文章，把托派问题说清了。
我自己读《炎黄春秋》这么多年，从中了解到很多党史问题、理论问题，对现代史上很多人物也有了新的认识，受到了实事求是的教育。
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之际，我带着十分感谢的心情，带着希望继续受到教育的心情，写了两句话：
炎黄正气春秋笔，
志士襟怀父老心。
文天祥写了《正气歌》，其中提到一些人，就提到董狐。希望《炎黄春秋》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为我中华民族大树正气。
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
●韩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年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兼具思想性、学术性、普及性的刊物，已经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尽管它没有被定为什么“国家期刊”、“核心期刊”，但是它在海内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恐怕是某些“国家期刊”、“核心期刊”无法企及的。作为一家杂志，这就是成功，虽然它也经历过、也许还会经历波折和坎坷。
《炎黄春秋》的成功之道，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作为读者，我无力全面概括。不过我注意到，这家杂志非常关注当代中国的历史，近些年来尤其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这是它特别吸引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的一个优点。我做了一个粗略统计，10年前的1996年和1997年，《炎黄春秋》发表的反映80年代以来历史的作品，分别是13篇和14篇；而2003年到2005年，每年都在20篇以上，最多的到30余篇；今年的前7期，这个数字就已达到18篇。这个统计，大概能够支撑我的上述判断吧。
当代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57年了。如果要划分段落的话，这57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段，前27年（到1976年）或者29年（到1978年）和后30年或28年。没有人怀疑研究这57年的当代中国史的意义，但是，梳理一下中国大陆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著述，又不能不看到，有关前半段的历史，已经有了不少可观的成果；而有关后半段的历史，坦率地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寥若晨星。这一段可以说是当代中的“当代”历史，竟然是如此研究状况，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国自古有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传统，这个传统的涵义也许是多重的，但是被人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当朝人修当朝史，难以保证其客观和公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迄今为人乐道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克罗齐本人怎样解释，许多人更多地是从负面意义理解这句话，即认为历史知识都是后来者按照现实需要或即时理解来构筑的，这样一来，历史便不是对已逝过程的还原而是曲解。
这样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研究者对当代史的关注，我不敢肯定；但是，对这样的观念我表示怀疑。人们对当朝人修当朝史的担心，固然不无道理，可以佐证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可是，一旦将这种担心、这种观念绝对化，就不能不显出其片面性来。其实，当朝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来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即便有所反映，也难达到当朝人直接感受的程度。何况，就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而言，也需要从当代人开始积累，否则，遗留给后来人的文献档案未必完整和丰富。近些年来，旧文献旧档案大量流入旧货市场，就是一例。如果不是一些有识之士收购一部分，这些文献档案化为纸浆、遗散废弃也未可知。所以，当代人修当代史，应该是有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
还是回到本文开头。近30年来的中国，虽然没有经历像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大动荡，但也是风雨兼程，绝非坦途。围绕中国发展的一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这些年来发生过多少“事件”、多少风波！如同人们希望弄清楚过去的历史一样，人们也希望弄清楚当代的历史。去年以来的“反思改革”之争，不正是一例吗？姑且不作价值判断，单就史实而言，君不见，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就有许多已有争议、需要“考证”的问题了吗？
令人欣慰的是，《炎黄春秋》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可贵的探索。可以相信的是，它还将持续地作这种努力。这是读者的祝贺，也是读者的希望。
老同志们多说真话对我们有益
●孙大午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现任大午集团监事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很喜欢《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我喜欢她讲真话，不讲假话，很少空话，很少套话，喜欢她实事求是，对历史进行反思。
《炎黄春秋》的文章大都是老同志们的回忆。老同志们有机会、有智慧、有勇气说实话、说真话，对我们非常有益。我觉得有个词用来形容老同志们的追求是很形象的，就是“两头真”。我觉得“两头真”也意味着春的萌动和秋的收获这个意境。老前辈们经历了大悲大喜、大冷大热，从严冬酷暑中走过来，有着非常宝贵的经验和非常深刻的感悟。我觉得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祝愿在座的各位老前辈、老同志心情愉快、健康长寿。我深信上天也会让你们健康长寿。因为你们身上负有历史责任，就是把你们的真实经历、真实感悟说出来。实事求是地反思历史，就是你们健康长寿的使命。
我希望老同志们有机会就多说话，多说话对我们有益！
我认识一位老同志，他在最近几年里写了3本书，回顾和反思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他说我把这些书写出来以后，我心里就踏实了，放下心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有时我就想，“两头真”们著书立说，不仅是让乱臣贼子惧，也是在为我们开辟未来！我想建一个“两头真”纪念馆或者“两头真”纪念林。但是目前有些困难，因为一些手续很难办。我想把一些珍贵的史料，把老同志们的音容笑貌都收集保存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知识有限，在我有限的知识中，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历史是穷富矛盾还是官民矛盾？我们的历史，真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穷无苗，富无根”，通过劳动，穷富是常常互相转化的。我一直看到的历史，是官民矛盾。如果说，当官才能发财，我们打倒地主资本家，那也是一种官民矛盾。在我的体会里，以穷富定阶级并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说法不一定科学，起码在我的企业里看不到。因为企业搞好了，工人的工资可以提高，奖金可以多发。我作为一个企业主，看到的是企业主和工人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有官方背景，对工人进行压榨，那还是官民矛盾。这就是我的体会。
我喜欢《炎黄春秋》，是因为她不仅在反思历史，还在关注现实。今年第六期的《炎黄春秋》，就刊发了我的文章，《建议国家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以解决三农问题。农村为什么穷，为什么起不来？是因为农民受管制太多。在80年代，农村有乡镇企业，哪有三农问题？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把农民都管死了。在农村，不但是籽种、化肥专卖，教育、医疗、金融全都处于垄断状态，农民连杀个猪都不行，形象地说，农村是“八个大檐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的限制和剥夺，使农村富不起来。我在农村创业、搞企业已经21年了，我们从养1000只鸡、50头猪开始，从1985年滚动积累发展到现在，我们没有贷款，但是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几个亿的资产。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农民需要劳动空间，劳动自由，有了劳动空间和劳动自由就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农村有能人，不乏能人，就是缺乏一个劳动空间。另外一个体会是，小钱在生产领域，靠种植粮食、养鸡养猪发不了财；大钱在流通服务领域，比如教育、金融、医疗这些部门。巨大的财富蕴藏在第三产业里，而第三产业正是我们国家发展最欠缺的地方。也就是说，创造财富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富有的地方，只有消费财富的地方，才是最富有的地方。比如北京，它并没有许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它是第三产业，是消费的地方，但也是最富有的地方。国家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很好，“少取”已经不取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但是搞活、放活是非常难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已经法制化甚至私人化了，这是我们国家进一步改革清障的难点，也是重点。
我喜欢《炎黄春秋》，喜欢她反思历史，喜欢她关注现实，喜欢她和着时代的脉搏、现实的脉搏在跳动。我打算多订几本，给董事会成员人手一册。我还想收集几套《炎黄春秋》15年以来的合订本，放在大午中学图书馆里和集团职工图书室里，让大家来学习，来和她一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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