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答彭伦
冯象：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答彭伦
您在《创世记：传说与译注》的 前言 中说，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译经的计划。当时您还在哈佛念中古文学博士学位吧？能否先谈谈怎么会产生这个念头？
哈，这事常有人问起。十多年前——那时已经在耶鲁法学院了。我在一篇短文 《不上书架的书》 (收在 《政法笔记》 )里提了一句，有位神学院的朋友找我讨论经文，记得他用的是国语和合本。译文乍一看蛮认真的，一字字抠得挺死。但一查原文，那么多错，还诘屈聱牙，十分做作，比冬烘先生作律诗还别扭。怎么办？只好拿英语钦定本(1611)来对照，给误译漏译和病语病句画杠杠，一页页画得满满的。钦定本是我熟读的译本。莎士比亚前后那个时代的英语，语言学上叫作“早期现代英语”，还没受现代学院语法和中产阶级语言禁忌的约束，表达特别丰富而有韧性，可以大量吸收《圣经》的希伯来文词汇句式和修辞方式。现代英语译本，从廷代尔(William Tyndall, 1495-1536)开始——他的《新约》(1525)、《摩西五经》(1530)和《约拿书》(1531)跟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1522-1534)差不多同时；因为译经被教会派特务绑架，判为异端烧死——通过几代学者与译家的努力，经历了教派间的血腥屠杀和政治妥协，才有了钦定本这座文学丰碑。那朋友细细对照读了，也很感慨。他后来当了牧师，极受社区敬重。
《圣经》我上大学以前就看过，但真正开始研究，得感谢先师杨周翰先生的教诲。他给我们研究生讲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宗教纷争、英译《圣经》和钦定本是重头戏，外教也跟着一块儿听。我交了一篇论文，探讨散文名家勃朗(Sir Thomas Browne, 1605-1682)的拉丁文“书袋子”(用事用典)和曲折隐晦的所谓“巴罗克”风格。杨先生写了很长的评语，颇为嘉许，并让我上他家里谈话，送我两本他的译作，维吉尔史诗和奥维德《变形记》，勉励用功。我出国后，译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时候，他又多次赐信指教。说到译经，我第一个要感激杨先生。
最近有则新闻挺有意思。上海市教委把旧约《圣经》列入学生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有家长提出抗议，不想让孩子太早接触宗教。我倒觉得，这些家长可能多虑了，因为《圣经》不仅是宗教文献，更是文学经典，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文化应该很有帮助。您能简单谈谈它的文学价值吗？
还是那句老话：读书无禁区。不要小看孩子，起码小学三年级开始，有比大人还懂事的；感觉敏锐，会思考问题，看法独到，比父母高明。“旧约”是基督教的传统说法，有贬抑犹太教为“旧教”的意思。所以西方学界通称“希伯来语《圣经》”，只在专指基督教文献立场时，才说“旧约”。我依从这个学术惯例。近年来一些泛基督教(ecumenical)或跨教派(interdenominational)译本，如《 新牛津注释版圣经 》(第三版，2001)，也改过来了。
希伯来语《圣经》的内容和文学类型包罗万象，从律法神谕、部族历史、箴言布道文到诗歌传奇，应有尽有。语言风格我曾用八个字概括：“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见 《不上书架的书》 )。这样的文字中国没有，包括和合本等旧译在内；所以我译经，也是为了丰富中文的思想表达。当然，如同其他古典文献，《圣经》有不少深奥难懂的地方。如果觉得律法、神谕艰深，族谱或布道文枯燥，跳过去就是了。我们大人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不也是这样？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国内专攻《圣经》的学者似乎不多。您了解国内《圣经》研究的现状吗？
我出国二十多年了，回国访问主要同法律界交流，不太了解国内的《圣经》研究。好像从前朱维之先生写过希伯来文学史，书名忘了。金陵神学院和一些大学的宗教系、外语系有《圣经》课程；我认识两位请去教课的美国神学教授，听他们谈过见闻。受中、以建交，文化交流和商业需求推动，北大东语系开了希伯来语专业，并请了外教，培养语言人才。宗教界我熟悉的是华东师大已故的徐怀启先生。徐先生解放前做过圣约翰的牧师，精通古典语言和经文教义，名望极高。可惜辞世早，未能完成他的《基督教史》。遗稿整理成《古代基督教史》出版，是先父作的序。我现在还时常查阅。他原来还计划翻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和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也被迫放弃了。那样博学的神学家，现在再没有了。
您说过，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一次是佛经，一次是马列著作。而《圣经》翻译对于西方各国的民族语言和文学也有相似的历史功绩。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否希望自己的《圣经》译注，也对中文产生像佛经和马列著作翻译那样大的影响？
绝对不敢。一个人哪会有那个能耐。尽力而为吧，争取对读者和同道有个交代，经得起时间的甄别。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原创方面，上半叶成就高，因为有鲁迅；现在骂他或造他一个谣言也能出名卖个钱。下半叶虽然也有少数不错的，但放在文学史的长河里看，就不值一提了。除非玩时髦理论，在大学混饭吃，不会费劲去评论。翻译则不同，一百年成果斐然；人才之众，领域之宽，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就西文六大语种，英、法、德、意、西、俄而言，大体上法国文学的翻译最为杰出。例如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李丹/方于先生的《悲惨世界》，我想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了。不但语言优美，译者的艺术气质乃至人格理想都与原著契合无间。我是在乡下啃了法文原著，文革结束考上大学才读傅雷、李丹/方于的。那真是了不起的创作(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从此懂得了什么叫文学翻译。
我细读您的《创世记》，觉得十分享受，译文不仅有很强的节奏感，文字上也非常活泼生动，令我想起《史记》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的行文风格。这是不是您的翻译追求？
太史公的文思笔法，我以前常常琢磨，觉得妙不可言。大概受了些影响吧。不过，翻译和原创写作的路数不同。翻译首先要忠实原文(源语)，在原文指示的语义韵律和风格意境的框架内运用译文(目的语)，不能自由想象发挥；遣词造句，要受制于源语和目的语双重的约束。所以，翻译本质上不是学问，是经验活。外语当然要过关，还要学习文史哲等等各门专业知识。但是临到下笔，理解了的，往往未必能够顺利或完整地表达。得靠经验和技艺“旁敲侧击”，前人比作“带着镣铐跳舞”。这在《圣经》史上，也有一个博大精深的传统。那就是 《创世记·前言》 讲的，从希腊语七十士本开始，经由拉丁语通行本、德语路德本、英语钦定本，直到法语圣城本和犹太社本，那个经典西文译本的传统。不研究这些经典译本，不吸取前人的经验技艺，译经必定寸步难行。我以为，中文旧译之所以水准欠佳，无文学地位，除了未能像马列著作那样网罗一流人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文译本的技艺研习不够。换言之，没有把《圣经》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体会、钻研、移译。
从二〇〇二年开始初稿，到现在《创世记》出版，两年过去了，您完成的仅是《圣经》的开篇，可见翻译难度之高。您对于整部《圣经》的译注进度，有没有通盘的考虑？准备几年完成？您觉得，译注《圣经》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准备？翻译的难点是什么？
《创世记》单出，是想听听学界同行和读者的意见，以便修改《出埃及记》等四篇的译注，一块儿定稿。这五篇是希伯来语《圣经》的核心，叫“摩西五经”。接着是《约伯记》、《诗篇》、《箴言》等“智慧书”[1]。这部分文学性强，韵律复杂，难译，所以跳过第二部分“先知书”，先做。多久才能完工不好估计，因为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至于译经的知识准备，我望不见尽头。《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宗教思想与制度实践，跟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息息相关。你想，那要学多少东西，简直令人生畏！而“智慧始于畏惧”：《圣经》和希腊人、罗马人都有这个讲法。所以我不敢称专家，只是译者而已。
具体到翻译上的难题，就太多了。我做了些笔记，将来整理出来可以发表。举个简单的例子：
《创世记》1:6，上帝说：大水中间要有苍穹，把水分开！
然后原文用了这么一个短语：wayehi-ken。字对字地译成英语，便是钦定本的：and it was so：果然(如此)。
这短语在《创世记》第一章重复了七次，每次都紧接着上帝的“创世之言”(“上帝说” + 直接引语)。数字“七”在《圣经》里常象征完满、神圣、大力，而上帝以“言”(dabar，希腊语：logos，英语：word)创世的完满无缺，正是这短语的含义和重复的力量所在。怎么译？三种较为流行的旧译——
(新教诸派)和合本：事就这样成了。
(天主教)思高本：事就这样成了。
(联合圣经公会)现代本：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
都罗嗦无力，不能达意。何况造苍穹、分大水等等上帝的意愿的完满实现，称之为“事”就毫无神圣意味；再重复七遍，简直俗不可耐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拿拙译来比较一下，看如何处理。
希伯来语《圣经》的语言十分简洁，词汇语法也不复杂。不像希腊人的作品，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那种地中海波涛孕育的女神般的瑰丽多姿和哲人头脑的纯净、雄辩。然而越是简洁的文字，越难翻译：你必须舍弃一切修饰，回到语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词汇、口语甚至古汉语。从头开始，重新审视汉语的习惯和极限，寻求最恰当的表达而再现“上帝之言”。这可说是译经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改造《圣经》中译的基本语汇和句法的艰巨任务。
您对《圣经》花了那么大功夫，却不是基督徒，您难道不担心那些虔诚的教徒心里不舒服：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凭什么翻译《圣经》，不光翻译，还要来解说？
这我还真没有想过。我的师友和同事中基督徒、犹太人不少，他们听说我这项工作，都十分高兴和支持。不过你这问题挺有意思，涉及一个也许是国人习以为常的误会：以为《圣经》仅仅是基督教的经典。
希伯来语《圣经》本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基督教兴起后，继承了这部圣书，奉为“旧约”，在经文编排上置于《新约》之前。当时流行的版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犹太学者译的希腊语七十士本(详见 《创世记·前言》 )；《新约》的作者们凡引用“旧约”，都依照这个版本。恐怕许多读者不知道，《圣经》还是伊斯兰教认可的经典。《古兰经》(马坚先生译本)说：“他[真主]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3:3以下)。《讨拉特》就是摩西所传的“法”(torah)，即“摩西五经”；《引支勒》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阿拉伯语：injiil，英语：gospel)。伊斯兰精神实在是非常宽容的：“我们确信真主，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所受的启示，与穆萨[摩西]、尔撒[耶稣]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他”(《古兰经》3:84)。
所以，不能说到《圣经》就把它等同于基督教；实际上，基督徒只是古人所谓“圣书之民”(Peoples of the Book)中的一支。
那么，译经或翻译人们信仰的任何经典，信仰能否成为前提条件，或者说，信仰是否有助于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呢？我看未必。当年孟实(朱光潜)先生译注马克思著作，引来一顿狠批，铺天盖地，说他这儿错那儿错，无非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配诠释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可是今天再读，谁及得上他的译文？没有。
我回国讲学，常有学生想当然把我当作教徒了。大概因为学者式的对各种宗教包括异端的宽容态度，这些年来不多见吧。
您说过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我写文章，多半是为了还‘债’，还前人师长、父母友朋之‘债’。不管法律宗教语言文学，凡受过教、用过功、有了知识积累和经验体会的领域，都不敢不写。为的是， 通过写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业 。”我能从中感觉到一种苍凉：因为时代原因，您父辈的许多学者的学术事业被迫中断。现在，您通过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开始还“债”了。从自身的学术训练来看，您还有哪些“债”要还？
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三、四十年代过来的那一辈人，比起我们现在，可说是非常幸运的。他们赶上了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学术和文艺的黄金时代，还抗日救亡，投笔从戎，闹革命，干的都是大事，虽然后来吃的也是大苦。没能耐的书呆子，出国还拿了诺贝尔奖。可是我们老三届“知青”就惨了，不让读书，上山下乡不算，女性年过四十就逼着下岗，几乎全军覆没。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物质生活好些，安定些，然而学校跟社会却大面积腐败了，很难治理。这个损害，恐怕是长时期的。所以我说“还债”，就责任而言，主要指现在：作为“幸存者”，面对全军覆没、腐败和损害，怎样生活。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有人问耶稣：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以为答案是恶魔撒旦——不料耶稣回答：歧途上的学者；一个学者误导，无数人要跟着堕落。
这段话你在《新约》里找不到，不是那几位门徒传世的。它出自一部最早是口传的阿拉伯语“穆斯林福音书”，没想到吧。其实一点不奇怪，我刚才引的《古兰经》说明，耶稣是穆斯林心目中的圣人和先知。古代阿拉伯文献里记载了许多他的事迹、教导与福音。不久前，贝鲁特美利坚大学的哈里迪(Tarif Khalidi)教授把那些福音收集整理了，译成英文，交哈佛出版，题为《穆斯林耶稣》。我读了很受教益。你看，耶稣说的多好，学界的腐败堕落，比撒旦还要可怕。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注释
[1] 希伯来语《圣经》的编排是三分法，大致依照历史事件和成书(归典)顺序，即摩西五经(torah)、先知书(nevi’im)、圣录(kethuvim)。基督教《旧约》则按体裁内容，取四分法：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智慧书除了收入圣录的《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等，还包括归于“次经”(属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经文但新教不承认)的若干希腊文篇章，如《智慧篇》、《德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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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耐的书呆子，出国还拿了诺贝尔奖。”
哈哈，有点搞。
创世纪那一本一看到就马上买了，可惜读了不过瘾啊不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