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初步警示
[ 2006年第11期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初步警示 作者：周瑞金 ]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7月中旬被中纪委“双规”后，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也被监视居住。接着，相关官员及国企领导“落马”的消息接踵传出，先是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韩国璋，继之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也被“接受调查”。短短一月之内，一些政府官员与民企富豪相继被查，这在多年来很少案件报道的上海，引起极大震荡。与三年前周正毅案不同，这次张荣坤带出一批官员“落马”；周只是操纵证券和虚报资本金（最近传闻周正毅又被“协助调查”，这次“二进宫”有可能突破案情），而这次损失的社保基金可是上海千百万人的“养命钱”。由此引起上海上下强烈关注，自不待言。
但是，上海的民众很难从上海主流媒体上了解到案件具体情况。八月中旬，新华社上海分社播发了一篇有关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报道，令人惊讶的是，上海市属媒体竟概不刊载。而在过去，大凡新华社上海分社发的有关上海的正面报道，上海各大报几乎同时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上海的广播、电视、网络也全面跟上，声势唯恐不大。这次，素来新闻敏感的上海媒体却噤若寒蝉，集体失语。除按规定刊发简要新闻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而不宣，好像这个大案不是发生在上海似的。于是，上海民众只好到非上海市属的报刊、杂志、网站上去获取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信息。
上述八月中旬新华社上海分社有关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回味的话：无论是介入高速公路、进入关键国企集团，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张荣坤总能捷足先登，他究竟凭什么搭建了‘近水楼台’，从而屡屡顺利地实现‘先得月’？”毕竟是新华社记者的水平和眼光！这句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的话，在不到一个星期就得到了事实的验证：8月24日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落马”了！秦裕“落马”给宝山区的声誉带来不少损害，难怪宝山区官员叫苦不迭。原来，秦裕从市级核心机关“空降”到宝山区当区长才一个多月，与祝均一“落马”的时间相差无几。他的问题显然不是发生在宝山区。秦裕的“落马”，恰恰把新华社记者提出的“近水楼台”问题，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看来，这次中纪委办案效率很高，中央领导处事也十分果断，案情进展颇快。我相信中央和上海市领导一定能把此案查清，向上海市广大老百姓有个明确的安心的交代。
上海社保基金案曝光到现在，已过去一个多月。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材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给我们的警示，虽然初步，却是十分深刻的。
警示之一，类似社保基金（包括住房公积金）这样事关广大职工的“养命钱”、“购房钱”，离开社会监管，全由政府部门包办，暗箱操作，任意投资，必定非要出事不可。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社保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支付费用，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银行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接着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到了2002年，彻底收回社保基金运营权的上海社保局，非但全市社保基金的运营大权仍然掌控于政府之手，原来可自主选择投资经营主体的数十亿企业年金，也牢牢握在社保局长手中。于是，2002年2月上海社保中心刚一成立，3月张荣坤就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贷款方式，快捷拿到32亿元社保基金，去收购上海路桥公司的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权。
2004年5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时颁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年金运营要采用信托模式，年金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分开，形成多元化管理主体，以打破企业年金由政府长期一手包揽的积弊，按市场化运作完善企业年金的管理。然而，上海社保局全然无视这些规定，将托管权、运营权、监督权全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毫无顾忌地把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混用，以企业年金中心名义去乱投资，甚至充当寻租的资本。如此管理全市职工的“养命钱”，就必然要曝出大案、要案、窝案了！
警示之二，慈善事业要社会化，不要政治化。由于贫富差距拉大，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慈善事业有利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中国人有乐善好施的好传统，但我国慈善事业起步晚，慈善管理体制仍沿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慈善事业成为政府管理的事业，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社会事业，由社会组织管理。像比尔·盖茨那样捐赠慈善金高达310亿美元，堪称世界级慈善大家，但我们没有听说，他因此当上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员，也没有当上州政府的官员什么的。而在我们这里，张荣坤来上海发展，不过在2000年捐赠200万元，2002年捐赠2700多万元，总共不过3000万元左右，他就在2002年5月当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兼副监事长，7月当上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8月当上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2003年3月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又当上全国青联常委。与此同时，他乘机风头大健地收购了上海多处繁华高速公路的收益权，当上了上海最大国企上市公司之一的上海电气副董事长。一笔慈善捐赠竟产生如此大名大利双收的神奇功效，显然，张荣坤把神圣的慈善事业当作了建立“近水楼台”的资本，当作了爬上巨富新贵宝座的桥梁。因此，他捐的钱变成黑幕交易的不义之财，哪有慈善可言？这是我国当前慈善事业管理体制弊端结出的恶果，将慈善事业异化成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的又一通道，这个教训很值得记取。
警示之三，上海社保基金案还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有了很大发展，但公共治理方面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使得企业界中一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公共权力资源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荫庇自己膨胀的私欲。这使得企业主和官员寻租活动有增强趋势，企业主与官员陪吃陪喝陪洗桑拿陪打高尔夫不已成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了吗？张荣坤、周正毅正是上海滩的两个代表人物。上海的政治资源太丰富了，寻租的土壤太肥沃了，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诱惑力太大了，如不警惕，不彻查，仍不免会曝出类似社保基金案，仍会有一批祝均一、王成明、秦裕之流“前腐后继”地走向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这个教训不令人警醒吗！
总而言之，上海社保基金案暴露出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制度性的障碍已经十分严重。如果不及时深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已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了！（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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