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春秋忆李庄
[ 2006年第11期 六十春秋忆李庄 作者：燕 凌 ]
60年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办不久，中央局组织部把我分配到这个报社工作。报社的同志们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部和通讯采访部的骨干，大都比我们大三五岁，我们自然把他们当作老大哥老大姐。其中就有李庄同志。
初识李庄
我对李庄同志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头一件事情，是由他和安岗同志“过于积极”地“组织”和发表的一条新闻引起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平时每天只出对开两版，第一版是时事版，第二版是地方版。那年8月初，第二版头条地位登出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翟士贤献田。翟家就在报社驻地附近，是当地三大地主之一。翟士贤本人则是30年代初上中学的时候就入党的一位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奋不顾身做出不少贡献，当时是北方大学教员。按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刚展开。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说服开明地主主动地把土地所有权献给无地缺地的农民，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太行区党委、武安县委都号召“向翟士贤同志学习”。这条新闻是通讯采访部负责人安岗、李庄为了宣传根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抓典型，安排记者采写的。到了后来，土地改革运动越来越过火，献田被定为阻碍群众斗争的“方向性错误”。翟士贤在北方大学遭到批斗，为此坎坷一生。安岗、李庄则在报上公开作了“检讨”，上纲说自己“由于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
当时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想不通的，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过火的做法也是心怀疑惧的。但也只能告诫自己，有这种情绪是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于这两位老大哥在报上作公开检讨，我心里有说不清也说不出的难受。实际上并不认为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同时又提醒自己，作为刚到解放区不久的知识分子，更要注意“锻炼自己的立场”。
后来渐渐知道，李庄特别克己忍让，成了报社里大家认为“最善于做检讨”的人。在报社通讯采访部（同时也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安岗是第一把手，李庄是第二把手。主要是安岗出主意的事情，受到了上级批评，也多是由李庄执笔写检讨，共同负责。在工作中，他常常采取低调的求实的态度，写起检讨来，则严于责己，调子很高，力求“深刻”，也就容易过头，而过头也往往容易“过关”。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作检讨是“诚恳的，并无任何为难之处。但以戴帽子的方法代替具体分析，这种检讨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实不足取。”——其实，当时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有的“检讨”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所谓“诚恳”，“无为难之处”，不过是在某种大气候之下的一种自欺，是对无奈的一种不自觉的掩饰。在内心深处，还是无可奈何。而自己在经历过“整风”的“锻炼”之后，作为“驯服工具”，这种表层的“诚恳”几乎已经成为第二本能。特别是对于他这个献身于革命而又信奉中庸之道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人民日报社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抗战开始不久就在太行山山沟里活动，环境闭塞，生活艰苦，在反“扫荡”时期更是艰险备尝，从20岁左右奋斗到30岁上下，日想夜盼，盼到了抗战胜利。刚刚“一肩行李下太行”，在中等城市邯郸创办了《人民日报》，刚一个多月就又得离开城市，向后转，再到农村，再上山。我们到报社的时候，在武安南文章村，不久再西迁，到河西村，又是山区了。可是，大家都认为，拳头缩回去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相信再坚持几年，就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几年？至多再来个“八年抗战”吧！不可能再有反“扫荡”那样的日子了，总比那个八年要好过得多。一迁再迁，依然人人斗志昂扬。
报社的知识分子们，原先毕竟大都来自城市，离开城市久了，未免想念城市生活。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胜利以后要去办报的地方设想为北平，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工作之余闲谈起来，不时来个“精神会餐”。并不只是念叨什么著名的餐馆美味，更有兴味的是种种文化生活，特别是议论到了城市里怎样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大家摇笔杆子手腕已经很累了，还要到池塘边洗衣服，感到有些沉重。李庄开玩笑说：捉住了蒋介石，叫他给我们洗衣裳。大家哈哈大笑一通，也就把疲劳驱散了。
谁也没有想到，战局时局变化得这样快，1947年秋天，解放军就开始战略大反攻，冬天，华北全境除了少数城市以外，都解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大片。中央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5月，华北局决定，《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局的机关报，仍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31日下午，我们作为头一批进城的文职人员，从西郊乘三辆大卡车，进西直门到了北平城内。8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
仗义为“大老虎”开脱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秘书长王友唐被当作“大老虎”，隔离审查，并没有任何犯罪证据。只是由于他负责管理行政工作，经手财物较多，就被认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他从抗战开始就参加革命，一直在太行山一些文化单位担任这种繁杂的工作，一向任劳任怨，清清白白，富于开拓精神，为文化工作创造物质条件，为同志们谋福利，为一起共事的同志们所称赞。李庄当时担任报社管这次运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的编辑部分会主任，他凭着自己对老王的深切了解，坚决不同意把老王“关禁闭”。他一再向邓拓同志正式提出这样的意见，认为这样对待老王是违法的，要求老邓干预此事，予以纠正；并且郑重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党籍保证，老王不会贪污。可是，由于其中有山头情绪在隐隐地起作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报合并的时候在人事安排上处理不周，原晋察冀的一些同志一直有气），有些人抓住一个在运动压力下假坦白的人交代的材料，加罪于老王，说得很邪乎，“涉案”数字很大，真实性很可疑，按常理本来应该先把那人查清楚之后再追究别人。可是，在“运动”的高压氛围中，老邓也无可奈何。不但老王被继续隔离审查，连李庄的“节约检查”分会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了。李庄无奈地说：老王出来以后，我先和他下一盘棋（表示慰问）。王友唐是我的同乡，老家两个村子距离只有几里地。他的兄弟王经川早年参加革命，是我敬仰的一位作家（笔名魏伯），我走上革命道路也受到他作品和为人的影响。我1946年到人民日报社以后，王友唐一直关心我。“三反”期间，我自然对他很同情，根本不相信什么“大老虎”的说法。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看到他满脸微笑，从容自若，就更加放心。李庄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我也更加敬佩。几十个人内查外调几个月，连老王的老家以至妻子的老家都查遍了，假坦白的人的说辞也彻底推翻了，事实证明，王友唐的确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李庄自然也很高兴。
《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以后不久，李庄就改任总编辑室主任。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和版面编辑工作负责人，同他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自然常受教益。1952年整党以后，编委会政治秘书一职取消了。我要求到农村组（后来改称农村工作部）工作，得到邓拓同志批准。李庄担任总编辑室主任期间对农村工作特别关心，而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正在这时候开始发展，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他就经常同我一起磋商了，对我常有亲切的帮助。
“合作化”宣传的遗憾
建国之前，最高领导人就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建国后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前途教育，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文章，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总是高调渲染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1952年夏，国家农业部出面，组织全国各地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和农林工作者到苏联参观学习了三个月，主要是看一些拔尖的集体农庄。他们回国以后，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中央领导人指示，要人民日报社派记者采访他们，集中报道，以此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报社农村组人手不够，李庄作为总编辑室主任，负责从社内别的部门抽调子冈、赵培兰、陈大可等人，与农村组的部分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采访班子。报道计划由他和我商定，写出稿件由我“总其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按照国内当时的实际需要，李庄提出，不可过于突出地片面地宣传所谓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以免助长一些人急于“攀高”的倾向，而要比较突出地讲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为远大前程打基础。还要强调按劳分配，科学管理。大家分头采访后写了几篇访问记，在版面上挂了一块“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中国农民的道路”的牌子，陆续发表。我特别注意到李顺达访问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的材料，写了一篇《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历》，放在最后，在纪念“十月革命”的11月间发表。其中特别介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初期这个农庄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的危害，一度办“公社”，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弄得乱糟糟，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真是害死人。那位农庄主席告诫李顺达，切忌他们走过的弯路，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李庄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些教训同我们后来‘大跃进’中的一些教训何其相似！前车之辙看来不是都能成为后车之鉴的。”还说，不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未使某些头脑发热者清醒清醒”。其实，在那个人迷信的时代，一声号令就能震撼得地动山摇，小记者的一篇小文章能起多大作用。
1953年初邓子恢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后，报社由李庄负责与他们联系，李庄和我们一起探讨农村报道和评论的时间很多，还时常一起到西郊农村工作部驻地去，向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李庄在太行山时代的老相识杜润生同志请教。我们一致服膺邓老和老杜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提倡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此后，我们按照邓老和老杜的意见报道和评论农村工作，大体上顺利而舒畅。李庄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证实邓老的指导思想确实切合实际，受到下面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欢迎。
好景不长，到1953年夏秋之间，最高领导思想从支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一变而为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了邓子恢的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报社大张旗鼓地宣传，特别是向农民宣传。
我们怎么办？李庄一时精神恍惚，对我们说：“跟不上啊！”作为“驯服工具”，跟不上也得跟。在“绝对权威”的号令下，只能像李庄所说的，“找一切理由说服自己，要充分认识他是正确的”。他说：“我原来衷心赞成邓老对互助合作的意见，现在听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我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主席的见解毕竟是高。”还说，原先自认为到农村调查后摸到了农村干部的脉搏，听到毛主席的新意见，又对自己说，“那不过是个别地区部分干部的反映，毛主席才是高瞻远瞩，综览全局，拨正了运动发展的方向。”他后来回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独立思考精神是太少了。”我那时候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也只能是与他在一条线上。1953年夏秋之交，突然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央提出只有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走出危险境地，走上光明大道。我们也就“恍然大悟”，全力投入这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李庄和我与很多同志一样，当时对宣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是很卖力的，我们完全想不到这样做会有后来出现的那些恶果。
邓老则一直是很清醒的，坚持着他的见解。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1955年7月，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老用“大炮轰”。10月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把邓老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批判的声势更加浩大。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随之爆炸式地上升，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是一场“大风暴”。
那时候，李庄作为具体组织《人民日报》的农业合作化宣传的编委委员、总编辑室主任，一方面也为合作化的飞速发展而兴奋，另方面也还有些困惑，总觉得不正常，心里不踏实。我心里也未免犯嘀咕。这种思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难免露个头，可是谁也不敢说透。内心有复杂的矛盾，还时时担心曾经按照邓老的意见进行宣传报道会挨批评。六中全会期间，就以“补过”的心情赶紧集中发表“大发展”的文章和报道。六中全会以后，李庄和我们一起按照这次全会的“新精神”，战战兢兢地拟定了一份关于合作化的宣传计划，由邓拓报送中央审批，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毛泽东对我们的宣传计划的批示，出乎我们意料。他提出：直接影响农业合作化的右倾思想已经解决，当前要强调提高合作社的质量；宣传要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倡及时解决问题，不要问题成了堆再去解决；要随时就下边发生的问题写评论，加强及时指导实际的作用。邓拓把这个批示传达给我们以后，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至少，看来不会挨批评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强调加速发展而强调提高质量、解决实际问题了，这正适合我们的心思。我们一下子来了劲，在李庄帮助下，我们连续起草了《发展农业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一有问题就去解决》、《解决新问题，巩固合作社》、《闻胜勿骄》等一系列社论，反对合作化运动中那种简单粗糙、不切实际，急于争先进、赶任务、比数字的做法，批评了动员群众入社的时候断章取义、信口开河的宣传，提醒人们及时发现和切实解决快速发展中发生的种种问题。
可是，“高潮”一经掀起，注重提高质量、及时解决问题云云的论述就都很难再起多大作用，只不过说说而已，哪能抗得住对“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连续“用大炮轰”的威力。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狂风骤雨般的态势和来自最高领导的指示的多变，李庄总是连叹“跟不上，跟不上”。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我们也觉得自己太“右”了。当时我们谈起来“高潮”中的种种现象，不但望洋兴叹，甚至瞠目结舌。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的：“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像海啸一般席卷中国的大地，几个月的工夫，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这样的“完成”，其后果也就像海啸过后一样，一片狼藉。在看到恶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李庄就又想到邓老和老杜，说起来依然满怀深情，赞佩不已。
“大跃进”之后的尴尬
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期间，李庄被派到莫斯科当苏联办的《苏中友好》杂志的顾问，我则自请下放到延安农村劳动锻炼，我们俩都没有经历那时候的报纸宣传。我在1959年回到报社农村部，由于讲了人民公社制度违反经济规律的话，加以1958年在延安写了报告反映“大跃进”中的虚夸、强迫命令等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撤去农村部副主任职务，降了两级，仍在农村部写评论。1960年3月李庄回报社，任农村部主任，私下对我深表同情。看到几个熟悉的同志都吃了“右”字的亏，他自然更加小心谨慎，既为“左”祸愈演愈烈忧心忡忡，又怕在农村宣传报道工作中“跟不上”而“犯错误”。不得不维护“三面红旗”，又没有多少好事可说。前两年报上吹嘘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大话，要从天上回到地上，这个弯子可怎样转。群众在饿肚子，还要说“形势大好”？他说，做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尴尬的事情。我完全理解，他在那时候是多么犯难。无奈，在报上只好多讲业务性、技术性的事情，避开政策性、思想性的问题。他概括为两句话：少说人与人的关系，多谈人与物的关系。甚至写社论也是如此，那时候的许多社论，实在不成其为社论，而更像是农业技术普及读物。上边指定的题目，如公共食堂，说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须坚守，要旗帜鲜明地突出报道，写社论赞扬；自己心里满是疑问，也得捏着鼻子执笔。上边说只能正面宣传，表扬好人好事。李庄一面照办，一面嘱咐大家：讲好的也要实事求是，宁可留有余地，不可说得太满。选择典型，不可选拔尖的，那无法推广，最好是“中不溜”的，多数人都能学。这是他一贯的指导思想。他坚持：做新闻工作必须实实在在，不要追求作惊人语。普普通通，才能真正发挥指导性。
眼看“大跃进”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觉得这与自己的想法相符合，很高兴。李庄则认为，调查研究固然好，可是现在做起来相当难。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何出现严重的全国性的偏差？并不是没有人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正确意见，而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谁反映了实际情况谁遭受打击。1962年初举行“七千人大会”，说是保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宣布可以自由发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时候，“反右倾”运动中给我做的“结论”和给我的处分一风吹了，我自然很高兴。李庄则仍然认为这次大会还没有解决形成严重困难的主要问题，因为定了一个调子：“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当然，这想法他并不敢公开表露，只能私下半吞半吐地透露一点。不久以后，他参加了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听了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作了公开的检查，还说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再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指出国内阶级斗争正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不断尖锐化。这个报告受到全体与会者热烈拥护。他听了周总理的报告特别高兴，回到报社转告了大家，大家也为之兴高采烈。正准备按照这样的新精神进行宣传，传来“中央指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不在报上发表。这是没有先例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都说“不解”——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只是谁也不说出来，甚至自己警告自己：涉及中央内部分歧，想也不要想。
农村人民公社实在难以照原样办下去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却不能改变。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后一次又一次修改，一次又一次后退，就管理体制说退到同原先的初级社差不多。第一次大修改，是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时候，吴冷西、李庄任正副组长的调查组在北京郊区房山羊头岗做了半个月深入的调查，着重了解农民心里最大的疙瘩是什么。证实了群众最恼火的就是公社的公共食堂。1960年李庄在奉命写那两篇鼓吹公共食堂的社论的时候就很抵触，这时候有了“解放的愉悦”。
有一天，我正在对比《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几次修改稿，写一份材料说明每次都修改了些什么。李庄看到了，提出警告，说不要写这样的东西。显然，他认为这材料会显示出来最高领导的多次失误，写这种材料的人以后又可能遭遇不幸。我告诉他，这材料是吴冷西要我整理的，他才释然。但我内心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护。
十年浩劫轶事
“文化大革命”正在暗中准备、即将发动的时候，人民日报社的头头吴冷西与中央最高领导的联系就被掐断了，社内同志们当即陷于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处境险恶。千方百计，费尽心思，也赶不上趟。因为“史无前例”，不知就里，用正常的思维习惯，无论怎么做也是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当奉命转载5月4日《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爆破人民日报社的第一颗炸弹引爆了。就当天的版面看，第一版容纳不下，主持报社日常工作的一位副总编辑决定把这篇文章加以删节。李庄当时是分管夜班工作的副总编辑，他本来认为还是全文转发为宜，但主持工作的同志执意要删。李庄怕交给别人删节会删得不恰当出乱子，只好自己和一位老编辑同时动手，在看来有些重复之处删了几百字。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此文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点也动不得。不然，哪有这个胆量！报纸一出来，康生看到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严加指责，趁势追究，说《人民日报》上出了这样的大错绝非偶然，就在会上查根源，追动机，声色俱厉。
在报社以常写检讨、善写检讨、勇于承担责任出名的李庄，这次当然又得写检讨。过去他的检讨总是比较容易“过关”，这一次可就大不相同了。检讨书写了一次又一次，认错再认错，上纲再上纲，总是通不过。康生还说，这个检讨还要登在报上，公之于众。压力就更大了。他后来对同志们说，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寝食俱废，只觉得天昏地黑。过了4天，有了转机，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决定此事不必登报检讨。这样，李庄才得以解脱。经此一击，报社的同志们也就被动地表现“积极”，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三家村”的大批判文字，照搬当时军报文章创造的种种侮辱人格的词句，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无用，《人民日报》早被内定为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操纵，必须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人来夺权——换领导班子。
李庄当然与报社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被解除了职务，接受“审查”、批斗，由造反派“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我在1964年被任命为报社编委成员之一、农村部主任，自然也忝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更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帽子，被关进“牛棚”。李庄的劳动项目，头一年多是在搬运组搬运每卷半吨重的卷筒新闻纸、每箱50公斤的制作油墨用的松香。就在这时候，他的腿被沉重的卷筒纸砸伤了（留下后遗症，容易跌倒，最后的中风可能与此有关）。受伤后，被派到图书馆打扫阅览室、厕所。我在“牛棚”里和胡绩伟、田钟洛等同志在一起接受“群众专政”的管制，每天被押送到不同的地方从事各式各样折磨人的劳动，与李庄很难碰上一面。
有一次造反派批斗我，拿着从我家里搜查没收的一个笔记本，指着上面记录的一句话，追问来源。那是讽刺政治运动中无限上纲的手法的：吐一口痰，引申开来，说这直接传染了多少人，又间接传染了多少人，以致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会被说成是反革命。我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也怕被说成是我自己的创造，本能地要自保，就老实交代是李庄作为一个笑话对我讲的。那时候李庄大概正在干活，穿着一身脏了的劳动服，被拉到斗争会场上对质。这对他来说也是突如其来，难以应对，他就按照造反派给我戴的帽子厉声说：我怎么会对这个阶级异己分子说这种话！我从来没有在运动中挨过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认为很精彩而记录下来的这句话，本是另一位副总编辑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的，李庄觉得这句话很形象也很准确地揭示了政治运动中随意上纲的荒谬，就在一次闲谈的时候转告给我了。他也许已经忘记了这个过节，在突然袭击中无意识地作出了保护自己的反应。
1968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人员开始轮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被剥夺了工作权的领导干部则是长期在“干校”劳动。“校址”先在北京房山农村，后来改在河南叶县农村，最后迁回北京远郊小汤山附近，房子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李庄和我都长期在三处“学习”，劳动则不同工种。虽然“同学”多年，但是由于都在被审查之中，只得有意识地避免接触交谈，犹如不相识的路人。
“难得清醒”，终于清醒
毛泽东去世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被调到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离开了报社。李庄在1983年11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到1995年8月离休。他离休以后，我写信给他，祝贺他“安全着陆”——在他以前人民日报社的历届总编辑中，他是唯一得以正常地干到最后的。我在信上说：能够如此，大为不易。看来惟“诸葛、吕端”一联可以当之。就是说，遇事谨慎，而大事不糊涂。在这以前，我寄给他一篇我写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叙述了1952-1953年突然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而大搞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那时候他仍然很谨慎，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还没有发表，还是暂缓为好。我说，已经发表了。他就说，时机不大好（1989年“政治风潮”之后不久），不过也不会有多大问题。他显得很高兴，说起“文革”期间说过一些荒唐话，觉得好笑。我说：我也一样啊！很糊涂。（确实，到“文革”后期他已经开始有所醒悟的时候，我在很长时间还是个糊涂虫，在个人迷信的迷宫里爬行。）他说：彼此彼此，都过去了，要怪只能怪那一个人。有一次，谈起来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时候参加土地改革纠偏的事情，他问我当年在十里店采访我们工作的全过程的外国友人柯鲁克夫妇后来的去向。我告诉他，他们两位几十年来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热爱中国，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遭到无妄之灾，坐了牢，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只得流浪街头捡垃圾为生。他为此很激动，不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人物大表义愤。
他一再说，过去几十年也没有看清楚的许多不解的事情，现在才越来越看透了。20世纪末，他写了一本回顾自己的一生的书，从“启蒙”、“探索”、“追求”、“苦斗”，写到“攀登”、“考验”、“困惑”，直到最后的“沉思”。书名《难得清醒》。的确很难很难，可是终于得到了自己多年渴望的那种“清醒”。他应该无憾，自己是在清醒的状态中最后安息的。
（此文引述李庄的一些话，见于他写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和《难得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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