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城与市
[ 2006年第11期 古代的城与市 作者：施 亮 ]
“城市”一词是近代才使用的。中国古代典籍则较少地将城与市连用在一起。杜甫虽然在《征夫》一诗中云：“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这里的城市，未必是现代城市的含义。可以说有城而少市，毋宁称城邑或城堡。那时的城，深刻打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型烙印。如西周的城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周天子宫殿及政权机构所在的王城，二是分封诸侯居所及管理机构所在的都邑，三是贵族士大夫居住的食邑，城中建筑物及城墙高度按等级都有森严规格，不可僭越。城中的底层居民大多是统治者奴仆或官营手工业者。那些工匠的生活劳作无异于奴隶，甚至后代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必须世代继承父辈的专业。他们制造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不能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只是无偿交纳的贡品。他们有时还要为贵族殉葬，被残忍地杀害。直至春秋时代，城中开始出现一些市场气息。在靠近城门的地方设有民间交易场所，对交易商品的经营范围，统治者也有极细密的规定，《礼记·王制》中记载，不仅“圭璧金璋”等被认为妨害王侯贵族威严的许多贵重物品不得交易，甚至“衣服饮食”也全都“不鬻于市”。但是，随着时代的大变动，统治者越来越无法阻止城与市的合一，在各个城邑中市的功能增强了，城市迅速扩大，城市平民阶层也出现了。例如，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人口已经有30万人了。
如今荧屏上出现许多反映汉、唐朝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可其中大多对古代城市场面的描写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作者的艺术想象力未脱当今城市生活色彩。比如，在当时的贵族官吏根本不可能与平民百姓混杂一处。城中一条大道，除皇帝及随从队伍，任何人不准行走。城内的居住区则分为闾右与闾左。闾右靠近宫城，是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屋宇巍峨，朱门庭深，歌舞喧天；闾左则在城门附近，居住的是普通平民，茅屋连片，肮脏潮湿，臭气熏鼻。城内市场管理非常严格，筑有高墙，四门有执鞭的胥吏监视，每日定期开放，击鼓为号。市场内的摊位布局，允许上市的品种，甚至商品的物价等都由胥吏说了算，而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几乎与犯人同伍，受尽了歧视。在唐朝还有规定，四品以上官吏不许进市场。《朝鲜佥载》中记叙，京城四品官员张衡退朝回府路上，肚中饥饿，就在市场买一个刚出笼的蒸饼，在马上举饼大嚼，未想到被一位御史发现后参奏，当政的武则天即下令，不许他以后晋升三品了。可以说，那时的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抑商政策，牢牢把握市场不放，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他们担心市的发展，会冲击到城的统治。
我仔细欣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绘画《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整幅画卷犹如一首乐曲，由轻柔的乐段始，几经跌宕，层层起伏，至热烈的高潮终止。画卷开端是恬静的郊野风光，村落依稀，林木丛丛，乡人赶驮运的骡马到城里赶集。画卷中段，以横跨汴河两岸的拱桥为落笔集中处，展开描绘汴梁城的繁盛景象，艄公逆水行船，纤夫在岸上艰难前行，还有推车、挑担、赶脚的人们，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这些人穿街入城，（下转42页）（上接80页）画卷也进入高潮阶段。官府宅第，酒楼茶肆，店铺民居，鳞次栉比；仕工农商，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真是工笔传神，精致而微。据说，南宋时期的临安城，这幅画的摹作复制品在杂卖铺的售价已经高达一两银子。而张择端的原作亦成为历代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对象。这幅画卷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真实反映了北宋以来古代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城与市开始紧密结合，随着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应当具备的功能也趋于完善，市民生活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
据一些学者研究，自从北宋的“城市革命”后，坊墙毁弃，街市融合，一扫唐朝以前古代城市的森严封闭，古代城市的发展也由此走上多元化的道路。比如，有国都、陪都之类的政治城市，也有踞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城堡；这一类型的城市是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来带动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商品流通，往往被控驭于官僚的垄断体系之下。再有，就是江南新兴的多功能综合城市，以及镇市之类的经济城市，这一类城市较多地依靠民间的商品生产及市场流通，虽然对官府也有依赖性，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两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趋向，自宋朝始至明、清时期更为显著。尤其明朝中叶后，江南地区工商业迅速发展，两种类型城市的文化风格也越来越截然不同。一种是“城”的文化，宫廷森严，王府豪宅，京昆梨园，书店画铺，富有政治与文化特色；另一种是“市”的文化，幽坊小巷，酒馆歌楼，花山香阵，南货北味，见著于经济与市井风俗。这大概就是京派与海派文化的古老源头吧。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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