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徐雪寒的零星回忆
[ 2006年第11期 对父亲徐雪寒的零星回忆 作者：大 妹 ]
编者按：
这是徐雪寒先生女儿回忆徐老的一篇短文。徐雪寒同志是一位令人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和带有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他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16岁时就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是解放后接管上海的主要成员，曾任多种重要职务，50年代初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徐老在1943年出任党在华中地区的情报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副部长，作为潘汉年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因潘案蒙冤入狱，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2005年4月徐老以94岁高龄去世。
父亲一生坎坷，1926年父亲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初，他16岁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杭州和苏州的国民党监狱中呆了6年，1955年后在北京秦城等监狱中呆了十年，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十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他有二十多年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
我对父亲第一次有记忆是1949年，母亲携奶奶、我们三兄妹从香港回到上海，在三叔婆家里见到他。之后就是他在上海铁路局当局长时。那时他在办公室搭一个行军床，吃住都在机关，只有周六晚上住在家。每个周六晚上他回家吃晚饭时，一进门我们三兄妹就雀跃欢呼，一拥而上，有抱住他腿的，有挂在他肩膀上的。当时听母亲说，每个周六夜里都是谈公事的电话不断，吵得无法睡觉。年长我四岁的哥哥比我多的记忆是父亲被派到某地工作，待全家迁去时，父亲早已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了。记得大约在1950年老师出了作文题目“我的父亲”，哥哥详细写了家从一处迁一处，又迁一处，却总也见不到父亲的情形。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1952年秋父亲调至北京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3年初全家迁到北京，机关和家只有走几分钟的距离，奶奶为了父亲的身体健康，要父亲回家吃饭，以便对点口味。平时中午我都带饭到学校，周六因下午无课回家吃午饭。可是每个周六中午都饿得咕咕咕的才能吃上午饭。因为父亲从来不能按时回家，而他不回来奶奶绝对不让开饭。至于他的晚饭更是没有钟点。当时我和父母、妹妹同住在一间大房间里，那里还同时是父亲的办公室和会客室。靠近我的床头有一个小圆桌，每天夜里待他回家，母亲用煤油炉给他热饭后，他一边在那小圆桌上吃饭，一边和母亲说话，我常被他们的声音从梦中吵醒。当时规定，按他的级别每年可携全家去北戴河休假，但我们从未去过，因为父亲说他年纪轻轻的，工作要紧，休什么假？不过那时候，周日有时他会带全家去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游玩。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4月的一天，他去上班后就再没有回家。警卫员和司机告诉母亲，中组部将他留下有事。刚开始时，母亲和一些来访的叔叔、阿姨还猜测他是有什么特殊任务了。因为当时正值万隆会议，一架飞机被国民党放炸药炸了，大家猜测他的不在，可能与处理此事有关，那一年我十三岁，妹妹八岁。哥哥在那年夏天离家去苏联读大学，家里就只有我、妹妹、母亲和奶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家里的事不要我管，天塌下来她顶着，我管好自己的事，把书念好就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可能有了点什么事情。如有一次母亲带我、妹妹和奶奶去照相馆拍照，似要寄给什么人;有时母亲又会一个人躲到奶奶房间里去写东西。有一阵放“五四”以来的老电影，每当我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时，奶奶就会让我别唱。需要附带讲一下的是，奶奶虽然是父亲的继母，但父母对奶奶极好。父亲每月的工资一直是全数交给奶奶的，直到奶奶年迈不能管理为止。母亲每天下班回家先要向奶奶问候，我从未见他们婆媳之间红过脸。我知道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已是六十年代，由我哥哥口中得知。当时我根本不相信，问他是否搞错了，他表示他也觉得很惊讶，这是当时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嫂子）从介绍人(二姨妈)处得知的。
1955年后，父亲的工资和住房一直照旧未动，我也遵照母亲的嘱咐念好我的书，从未问过她父亲是怎么回事。等到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1966年的“五一”节了，当时我已是大学教师。四月底教毕业班的老师和毕业班的学生提前从河北农村“四清运动”中回到学校，我得以从天津回北京过“五一”节。回家后，母亲交给我一份手抄件，它竟是1965年8月对父亲的判决书，父亲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父母都不想让我们为此对党有怀疑，故对此事未作任何解释，只告诉我要将这事向组织汇报。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脑子里全是电影里演的“叛徒”、“特务”的情景，以至于妹妹去天津看我时（大约为1967年）我还提醒她不要受父亲的思想影响（她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回家的机会较多）。但妹妹说她觉得父亲对文革中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对的。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叛徒”、“特务”满天飞，人们的思想都有了变化。妹妹1970年后分去内蒙工作，哥哥则于1960年回国后先在湖南后调江西工作。这样三人中唯我离家最近，加之随着运动的推进，学校管得较松，我回家的次数增多。逐渐地我了解到父亲虽然一生主要从事文化和经济工作，但因为他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姐夫曾是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而表妹夫二十年代留俄时与蒋经国相熟，回国后在国民党军统中任要职），曾受命搞过情报工作，并为潘汉年当了一年多的副手。1955年“潘杨”案一发，他自然成了受审对象。母亲说1955年父亲离家不久，时任外贸部党组书记的解学恭曾专门告诉母亲，父亲的问题审查清楚了，没什么事，很快就可以回家。但随着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父亲的事就再没有消息了。后来听父亲讲，当时审查他的人让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说只要你承认是特务立刻放你回家，照常工作。他说我不是特务，怎么能承认自己是特务呢？那一位就说：“你不承认，那你就在里面呆着吧。”就这样，父亲一呆就是十年。在里面当然少不了写各种交代材料，除此以外，他读书，翻译书。种菜，养兔子是他在秦城为自己争取到的一点点户外劳动权。最后的判决让他非常意外，但他对审判人说既然党认为判我刑对党有利，我签字。签字之后，公安部放他回家，他对审判人说你们知道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要回家，我在监狱里呆下去好了。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就这样，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渡过了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在好心的唐姐姐的帮助下，父亲的申诉材料才得以交到了胡的手中。随后他的老战友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孙冶方、许涤新、石西民(其中，薛和骆是和父亲同时关在杭州陆军监狱的狱友)六位在五十年代初即为高级干部的叔叔伯伯联名上书中央，要求复查父亲的案子。当时对平反文革前的冤案阻力仍很大。经过多方努力，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981年宣布撤销父亲是反革命分子的判决，此时父亲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距1955年他被秘密关押起已经有二十六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六年!
说到父亲，不能不提到母亲。母亲的一生也不比父亲幸运多少。他们结婚六十年，除年近七十之后，都是聚少离多。1949年前父亲为革命整天不着家，且时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母亲除了要挣钱养家外，还要为父亲担惊受怕。好不容易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好日子没过几天，父亲就又受牢狱之灾。彭德怀的夫人是母亲的同事，是个十二级干部，在彭出事不久两人就离婚了。但即使如此，很多党内会议她仍无权参加。母亲作为长期受审者之妻，在单位受到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回到家，面对的则是思子心切的奶奶。同时，母亲还要为我和妹妹撑起一片能让我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天，不向我们诉说心中的苦楚！听母亲说父亲出事后，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曾找她说要停发父亲的工资，母亲找到另一位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她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但要求知道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雷将母亲的要求转告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结果父亲的工资和我们的住房一直保持不变，直至判决为止。顺便提一下的是1979年我出国前，母亲让我去谢谢雷伯伯（雷与父亲并无私交）。当我们去后，雷对我说：“我早知道你父亲的事是冤枉的。”因他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负责审查父亲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同为山西牺盟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打倒四人帮后，母亲曾托她的老师孙起孟转交申诉材料给安子文，安当面对孙讲：“这是我经手的错案，但现在这事已不归我管了，我只能负责批转……”
当1965年秋领导通知母亲父亲的判决结果后，母亲不得不表示要和父亲离婚，划清界限。但母亲所在的北师大党组织派人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不但不许她提离婚，还要她好好照顾父亲的生活。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母亲又被批为与反革命的丈夫划不清界限，并为此进了“牛棚”。母亲因受父亲问题的株连，从五十年代初全国干部定级至文革中退休，一级都没有升过。当年和她同级的大舅和二姨父在此期间都各提升了三级。1981年父亲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取消了，她受的株连却无反可平。而她只要再升一级就可以有较好的医疗待遇了。母亲至死也未能得到她应享的医疗待遇。
文革中父亲身为假释出狱的反革命分子，在“牛棚”中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当时父亲所在的国家外文局的“牛棚”中，最大的“牛鬼蛇神”是外文局局长罗俊。罗与父亲在此之前并不熟识，但在“牛棚”中由于父亲的耿直和坚强不屈，以及两人的观念相同成了朋友。待到形势松动后，罗不止一次到我家来看望奶奶，为其拍照等。听说外文局很多人都认为父亲是一条“硬汉子”，连看“牛棚”的工宣队员后来都对父亲不错。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身边是看管他的工宣队员。恰逢我也在家，父亲非常高兴，询问我的情况如何等等。因为有工宣队员在场，我不敢多言。事后，母亲告诉我，该工宣队员对我很不满意，说我对父亲太不热情。
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尤其是1949年前一起工作过的，后来大多成为父亲的朋友。即使在他去向不明的十年里，每年年初二总有大批叔叔、阿姨携全家来看望我奶奶和母亲，这一天总有一二百人之多。有一年，母亲为了送客连脚都走肿了。其实这些叔叔阿姨们大多为各自工作单位的各级领导，风闻父亲出事了，但他们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故在1965年判决前每年相约来我家拜年，给了奶奶和母亲很大的安慰。待到父亲判刑回来后，仍有像张启宗等叔叔不止一次上门探望。父母为避免对他们有不好的影响，一再不让他们上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我从庐山参加全国物理学年会回京，因公在京滞留了几天，接到同事来信说学校有出国考试，可以自由报名。我的教研室领导已替我报了名，让我赶紧回校准备考试。当时正好许静叔叔来家看望。因为父亲的问题，我担心政审有问题，许叔叔告诉我，按国家政策，父亲已不是现行的杀、关、管人员，我出国应该没有问题，但各单位的土政策就不好说了。有了许叔叔的这个消息，我才下决心去参加考试。最后为了政审，父亲又找到许涤新伯伯，在他的帮助下，学校按国家政策通过了对我的政审。1980年1月，我出国进修，临行前父亲特别嘱咐我“国家送你们出去是希望你们回来出力，不要将家庭受的委屈记在心上”。我也按照他的嘱咐于两年后按期回国。
我从未听见过父亲对他的十年秦城冤狱抱怨过。我想在他因爱国而选定革命时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脑后了，个人的委屈当然只是小事一桩。其实早在他1933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之时，就有人劝他别再回共产党，说“你若回去，早晚会为坐监之事吃苦头的”。我的姑爹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与死于北伐的小伯父是好友，因而成了我的姑爹。姑爹和父亲政见相左，走着截然不同的路。但父亲不仅是姑爹的内弟，也是他亡友的幼弟，父亲常年不在家，奶奶遵从当时的传统与我们住在一起。故姑姑家对我们一直是照应的。记得小时候当姑姑在上海小住时，她会教我认方块字，带我们去西餐厅吃三明治，去有冷气的电影院看电影，这在当时可算是特别的享受了。也记得姑姑在南京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想来，那时姑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定已经不低了。父亲若不是一心为劳苦大众，追求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是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的。
父亲十六岁就被捕坐牢，他在校学习的学历不高，但他终生好学。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和牢友一起想方设法将许多公开的和非法的书籍弄进监牢，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在那六年里他还自学了日语。出狱后，翻译了两本书，当时最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译著。他获得了一笔够他生活两年的稿费。他是在牢里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狱后，他用在牢里学到的经济理论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一批经济研究的文章，所以他说他是上的“牢监大学”。他在五十年代前期主管对东欧国家的贸易，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自学俄语。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初，为了以史为鉴，他还抓紧时间读中国的二十四史。事实上，只要没有工作任务，没有家务活，没有朋友来访，他总是手不释卷的。
父亲一生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1935年他与一批社会活动家一起创办新知书店(后与读书、生活合并成为三联书店)并任总经理。1936年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主编《救亡情报》。随后任全国救国会副总干事。1941年他和汤季宏叔叔等冲破日军重重封锁在上海把进步书刊输送到苏北等根据地，并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运输军需物资。1943年奉命进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协助华中局潘汉年做隐蔽战线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调任华中人民银行副行长。不久奉命在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的贸易公司、银行、钱庄，进行合法的商业活动赚钱为党筹集资金。1948年共产党接管第一座大城市济南市，他又由香港调至济南军管会接管交通铁路系统。随后随军接管上海时又被任命为华东运输部部长、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等，直至1952年调为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一生中他的工作不停地变换，每一行都要从头学起。正是依靠刻苦学习和苦干实干的精神，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听母亲说王昆仑伯伯曾告诉过她，周总理有一次特别表扬了一位为革命干了许多不同行当的同志。说他干一行，钻研一行，并在那一行做出优异成绩。王说，这指的就是父亲。但父亲从未向我们提起过他的成绩与辉煌。只在晚年有一次听他说过，五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表扬他物资交流搞得好。
父亲在各方面都非常有毅力，对身体也如此。他几十年坚持每天冷水擦身。所以虽然几经牢狱之灾，身体仍很好。七十岁时人们还说他走路一阵风。但1981年任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后，他一心想弥补二十多年未能为国为民工作所浪费的时间，连周末都每天十几小时趴在书桌前看文件、看资料、写东西，努力探究改革开放的最佳道路，身体逐渐不行了。对他搞的经济学，我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当年一再建议要中央对上海“松绑”（减少上海市上缴的税务收入等）。说只要中央给政策，上海很快就会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当中央领导接受了他的建议后，他非常高兴。也知道他对修三峡水库的意见和中央不合，但他还是要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说这是他的责任。我常想，以父亲的耿直与认真，即使1955年没有被卷入“潘杨”案中，在以后众多的政治运动中，他早晚也是要倒霉的。
父亲知道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勉强我。说既然你对政治不感兴趣，那就好好的做你的学问。每年我用休假时间去探望他和母亲时，虽然他不懂我搞的生物物理，但他总要问我科研做出了什么成绩。每年回去时，看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仍然拿着放大镜看文件、资料与报纸。直到不能起床之前，每晚的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有朋友来时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曾劝他说，这世界上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您这么大岁数，管那么多国家大事干什么？他总是一笑置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父亲的一生是不幸的，但比起死后才被平反的潘汉年和一度精神失常的杨帆，父亲又是幸运的。
我们的童年少见父亲的身影，母亲跟父亲结婚六十年，但七十岁之前很少有安稳的日子。从这个角度讲，父亲既不能算是好父亲，也不能算是好丈夫。但我尊重父亲，尊重他一生不谋私利，尊重他一生严于律己，尊重他为了实现自己“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的信念，奋不顾身地奋斗终生。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母亲已去世七年，父亲也于去年4月27日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文中提到的叔叔伯伯也多已作古。现仅以此拙文缅怀所有逝去的亲人和曾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帮助的叔叔、伯伯、阿姨、姐姐们。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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