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忆尚钺

2006-11-15 作者: 谈滨若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6年第11期 往事悠悠忆尚钺 作者:谈滨若 ]

2006年7月,是闻一多、李公朴烈士殉难6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缅怀先烈崇高精神的同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昆明,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有一位与我们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他就是尚钺同志,虽然时间已过去60多年,但他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情景,尤历历如昨。

抗日战争初期,我和丈夫华岗还有尚钺同志都在重庆工作,同住在重庆郊区永兴场附近,尚钺常来我家,我也有幸在尚钺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皖南事变后,尚钺疏散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1943年,中央派华岗到昆明工作,我们又经常见面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一些。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越发暴露清楚,在重庆,原来的政治部第三厅,因汇集了重庆大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及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撤销了,后经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交涉,才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尚钺就在其中工作。该委员会地点设在重庆郊区赖家桥,尚钺和我家就住在附近。

文化工作委员会虽成立了,但国民党采取种种限制和刁难,不让开展工作。这时有少数同志思想苦闷,但尚钺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反而表现得更加坚强。他经常来我家,与华岗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有时也探讨学术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久?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我如饥似渴地听着,觉得都是新鲜的知识。有些问题我一知半解,就主动提出来,尚钺总是耐心地一一做出解答。

后来我也到了文化委员会,在图书馆工作,尚钺时任图书资料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由于我年纪还轻,处世不深,工作经验也少,他对我以一种兄长加同志的态度,一点一滴地教我把工作做好,而且还鼓励我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自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有一次天气突变,刮大风又下暴雨,中午我就未能回家吃饭,晚上下班时,雨下得更大,难以回家。当时我正患感冒,由于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尚钺很为我担心;此事也被我的世界语老师——绿川英子得知,她马上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我穿,但我坚决不要,心想,宁肯自己挨冻,也不能让我的老师着凉。绿川英子是日本人,她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来到我国参加反战同盟组织,中国人民十分尊敬她。后来她和尚钺一再劝我:“你离家远,在风雨里行走时间长,如果病了,明天无法上班,那样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在他们一再劝说下,我只好服从了。不过当时因走得匆忙,忘记了关办公室的灯,第二天上班后,尚钺严肃地批评了我:“工作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我觉得他批评得很对。

尚钺对同志的关怀、教育是真诚的。我到图书馆工作不久,与周围的几个青年同志由于对一些问题认识有些不一致,因而对他们态度冷淡,团结不够好,他察觉后,便找我谈话说:“你对人落落寡合,有点清高,是轻视别人思想落后吗?要知道抗战建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伟业,决不是少数几个人能成功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引导他们一起进步,一同干革命,不能三言两语话不投机,就不愿与人家交谈了,这不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吗?”我听得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我一直都很注意团结、帮助周围的同志。

尚钺对孩子剧团的教育更为重视。当年活跃在重庆地区的一支宣传队伍——孩子剧团,他们共有二十多人都是从日寇占领区流亡出来的学生,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他们仇视日本鬼子,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孩子剧团隶属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由于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他们对宣传抗日十分积极热心,用歌咏、话剧、舞蹈、打花鼓等多种形式,奔走各地进行演出。全团人员不讲条件,带着简单的道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由于宣传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所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孩子,急需接受教育。我党和老一辈革命者从来都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当时文工委的蔡馥生同志认为我有一定文化水平,又曾担任过保育院的教师,于是推荐我做辅导员,但那时我正怀孕在身,要和孩子们整天生活、学习在一起,有些难以胜任。于是,蔡、尚二位就暂时亲自参与授课及生活管理。尚钺重点抓政治,结合当时国统区黑暗、腐败的现实,用大量事实说明解放区的民主与进步;其次是气节教育,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培养他们在白区工作应具备的英勇、机智精神。尚钺还经常带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我家(人多了怕引起特务注意),请刚出狱不久的华岗给孩子们讲述在国民党监狱中,如何严守机密,不怕牺牲,不怕毒刑拷打,与敌人坚持斗争的故事,尚钺也常在一旁做启发引导:现在所处的环境犹如茫茫黑夜、荆棘遍地,如果一旦被敌人抓去,关进监狱时应该怎么办?通过许多深入的教育,孩子们逐渐变得成熟起来。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不安心白区工作,向往延安,尚钺发觉后,总是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思想上提高他们的认识。

尚钺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放松,他的女儿莉莉也在孩子剧团,年龄最小,身体瘦弱,可尚钺总是叮嘱:对她不能搞特殊化、要一视同仁,莉莉也理解父亲的用意,表现得特别好。

剧团的孩子们在党组织和周恩来、邓大姐的直接关怀下,幸福茁壮地成长着,后来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有许多人还当上了重要的领导干部,这无疑也凝聚着尚钺同志的一片心血。

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

皖南事变后,重庆文化界人士大疏散,我们和尚钺、绿川英子等许多亲密战友都不得不暂时分开了,尚钺去了昆明。1943年,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指派华岗去昆明做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的策反工作及知识界的统战工作,需要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做掩护,此时尚钺、楚图南、周新民等同志均在云南大学任教,为了尽快为华岗解决职业问题,尚钺将自己担任的两门课,分出一门“古文选读”给华岗,这样华岗便顺利进入云大教学,确保了党的统战工作及时开展。

当时在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外,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了解甚少,大家出于爱国的热情,要求民主进步、团结抗日;龙云是支持抗日的。华岗组织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中共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李公朴等,他们后来参加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尚钺积极协助华岗工作,成为文化研究会的骨干。由于我党的努力,统战工作影响渐大,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则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限制民主进步,他们指使特务摧残爱国知识分子。

尚钺等同志经常与华岗在一起商讨工作,研究如何支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如何办好民主刊物、发表有分量的文章等等,尚钺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工作态度谦和,从不固执己见。

1945年秋,华岗应周恩来电召,去重庆担任国共谈判我方的政治顾问,组织决定,华岗走后,云南省的统战工作要由尚钺来接替,在这险恶的条件下,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尚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畏惧,勇敢地挑起重担,他的无私无畏的革命气势,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弦。就在华岗即将离开昆明之时,国民党在昆明掀起了一阵阵反民主的黑风恶浪,形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有一天夜里,突然把云南省主席龙云用飞机押到重庆,那一夜,枪声一直不断,天亮以后,我上街一看,已是全城戒严,特务满街、便衣乱窜;抓人搜查、杀气腾腾。在这紧要关头,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得不到任何消息。当时我家里有许多党的宣传品,华岗正在紧张地处理着……突然,尚钺冒着极大风险,化妆来到我家,他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派来负责统战工作的华岗的安全。进门后,他简单地介绍了外面发生的情况,便提出要华岗马上离开昆明;而华岗考虑到当时的工作,也提出种种暂时不能离开的理由,说:“情况如此危急,我更不能离开。”第二天,尚钺冒险再次来到我家,送来了去重庆的汽车票,并传达党组织的意见说:“为了党的事业,你必须立即离开。我留下来晚几天再走,这儿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以掩护我。”次日他将华岗送走,自己默默地承担起许多艰难的工作,这就是尚钺对党的赤胆忠心的高贵品质的真实写照!

我知道,尚钺同志的经历是坎坷的。他是在1928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毅然加入共产党的。后曾两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被组织保释出狱。1932年,任满洲省委秘书长时,因对省委工作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开除出党,他的妻子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儿子又失踪,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一边申诉,一边继续为党工作,在危难时刻,甚至不惜赴汤蹈火,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直到1945年,华岗介绍他重新入党,他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极端热忱,他的确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战士。

自1945年与尚钺在危难中分别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见面。本来,1955年暑假,尚钺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因身体原因欲来青岛休养,我们怀着将要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精心安排好房间,购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期待着他的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华岗突遭政治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起来,我也难逃厄运: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被送去劳改,全家人都受到株连,从此我们与尚钺便失去了联系。

1972年,华岗在狱中含冤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经中央批准,才得到平反昭雪。我与一些老战友恢复联系后方知,1959年庐山会议后,尚钺被定为史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文革中,他不仅继续受到学术上的批判,还受到肉体上的折磨,更再次遭受丧妻失子之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他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我想马上与他联系,但却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然而不久,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他的来信,原来,他从报上看到华岗平反的消息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地址,便立即写信给我,在隔绝了25年之后,我们终于又再次联系上了,我捧读着他的来信,感慨不已,真有一种恍然如隔世的感觉。遗憾的是,华岗未能读到这劫后余生的老战友的来信,否则,该多么高兴啊!

不久,华岗所著《中国历史的翻案》即将再版,我想,尚钺应是为此书写序的最佳人选,便请他写序,他欣然同意了。当时,他已年近八旬,身体虚弱多病,但他冒着盛夏酷暑,很快就将序言完成,这使我十分感动。序言写得非常精彩,在篇首,他写道:“正是此书完稿的那一天,华岗同志约我与云南省委负责人到他家开会,会议决定:华岗走后,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在如此紧张忙碌的时刻,他还完成了这篇高质量的重要历史论文!35年过去了,这位不知疲倦的战士的音容,犹宛然在目。”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华岗不是预言家,他不过是在阐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但他35年前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应验于20年之后,足见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对书的内容作了全面、准确的介绍和评价,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华岗深厚的革命情谊。他说,“这是我唯一能为华岗同志所作的事了。”

后来,我又陆续收到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写给我的信和签名赠送的《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我一一回复,也赠送给他华岗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写下的遗著《美学论要》,并期待着与他重新见面畅谈。不料,噩耗突然传来:尚钺同志于1982年1月6日和我们永别了,我党又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回想起我们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想到他为今天的胜利所付出的一切,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我隐忍着痛失良师益友的悲痛,重翻他的信件、著作,这些已成为珍贵的纪念品,我们期待多年的会面,终未能实现,也永远无法实现了。回首往事,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尚钺同志的面容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所具备的老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始终鞭策着我不断前进,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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