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
[ 2006年第11期 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 作者：李昌平 周 婷 ]
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德升先生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花10天的时间，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台湾。台湾是一座宁静的森林公园，台湾有一个务实而活力的民间社会，这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但无暇去做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兴趣只能集中在台湾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
一，台湾农业的三个阶段及对大陆农业发展的启示
——访问陈希煌（原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
70多岁的陈希煌先生，称自己是“根在大陆的台湾本省人”。陈先生是大学的教授，在大陆也有不少“学生”。陈先生在李登辉执政台湾时期，担任过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一职，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先生说，在我们拜访他的前一天，吕秀莲也登门拜访——顾得上就问了一下。以下是我们访问陈先生的记录：
台湾400年来一直是被人统治的，台湾的历史多半是受人欺侮的历史。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60美元。国民党以台湾为基础，建立起政治、经济、军事等独立“国家”体系——主体性，这是台湾400年历史中的第一次。“2·28”事件后，台湾就不谈政治了，努力发展经济和贸易。工业是高资本投入的产业，国民党是选择发展台湾农业开始的。台湾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追求技术和劳动密集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1950——1955年。国民党带来了农耕文明，由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开始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农业转向，发展立体农业（水稻、甘蔗、长豆等间作套种），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由1800公斤/公顷上升到3000公斤/公顷以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很快就自给有余。
追求价值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在1955——1960年。这个阶段在继续提高技术效益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主要种植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粮食产量又有了大幅提升，达到5000公斤/公顷以上，自给有余；经济作物大量出口，“国家”有了外汇积累。
追求市场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60年开始，主要通过发展食品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开拓国际市场。1963年，洋菇芦笋出口占世界60%的份额。1963年，国际糖产量大幅下降，价格飙升，而台湾却大丰收，一年就盈利400亿美金。糖和洋菇芦笋几乎统治了欧美市场。
由于有了外汇，大约在1965年开始，政府将钱投入到纺织工业、化工业，台湾很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经济起飞了。
80年代后，台湾全面走向经济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由封闭经济体系升级为开放经济体系。这时台湾农业面临国际竞争，手足无措，农业效率一年不如一年，农民大量转业，农业劳动力由300多万，只剩下现在的60多万。兼业化，专业农民不到6%。
陈先生认为，台湾农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还面临很大的问题。
陈先生举例说：6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洋知识分子，70年代在台湾推广综合养殖。几个人养几千头、甚至几万头猪。大规模的养猪，致使价格暴跌，对台湾农民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养猪原本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农民调节现金的工具。当综合养猪导致农民家庭现金链断裂后，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台了金融补贴政策。再如，70年代，政府动员“上山下海”，在山上大量种植槟榔和水果，量是增加了，但并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还造成环境破坏，政府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纠正错误，至今还没有完全补回来。
陈先生认为，封闭经济体系，是以量为核心的农业政策。80年代后，国外农产品进入，量不能为核心，要制定以效益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仅要考虑促进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改进管理和营销等等。但当时台湾对此认识不足，农业政策跟不上。直到1990年，才充分认知到小农的不足，政府大力推动“策略联盟”，将“小农”整合成“大农”。政府通过规划区域生产、区域加工、贸易组织，效果很好。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政治的因素，政策不连续，台湾农业又面临严重的困境。
“策略联盟”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没有清晰的概念。陈先生作了举例说明。陈先生说，通过他的研究，台湾社会农产品的价格效益弹性为0.2%。主要农产品一般增产10%，价格会下降50%。2001年，台湾的芒果大丰收，以农会组织为主体的农业“策略联盟”，积极配合政府，将芒果的三级品采购30%（政府补贴一点），不许直接上市（做果汁后再上市），市场上的新鲜芒果价格不仅没有下降，还有上升（因为上市的主要是品质好的芒果）。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收购三级品芒果的“策略联盟”定点加工企业（政府为保护果农利益而定点收购三级芒果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是“芒果价格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和农会组织加工企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必要时都会成为“策略联盟”的一部分）也增加了收益。最近几年，台湾“策略联盟”的作用因为腐败或政府官员的外行等因素影响，而大打折扣，农民增产减收是常见的事。陈先生认为，对农民而言，“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大陆在推行农业企业化（公司+农户），要特别小心。农业企业化，应该是农民有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经营农业。大陆推行企业家经营农业，是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国家，60%是工业和城镇，40%是农村、农业最好，不是农村、农业越少越好啊！
陈先生说，知识和经验是可以流失的。1950年来积累的农业经济发展知识和经验，到今天基本上都流失了。西洋文化把知识和经验学问化，这点，中国不如西洋。民进党更不懂这个道理了！
对大陆的农业政策建议：
陈先生说，大陆是1975年开始改革的（我没有问陈先生为什么认为大陆农业改革始于1975年），和1949年台湾改革是不同的时代。台湾改革是紧跟世界步伐的，大陆改革时，世界经济水准已经很高了，学台湾一步一步来是不行的，必须三个阶段一起来，三个效益同时追求。高水准技术、管理、营销都要。大陆如果锁国，农业还行，如果开放农产品市场，麻烦就大了。三个效益一起要，一定要发展农民组织，金融制度更要改革。大陆太大，要选择点做，慢慢散开。大陆太大，要搞区域特色互补，在区域互补的前提下，发展食品工业。内部互补很重要，这样可以避免国际冲击。内部互补一定要优先发展，再考虑国际竞争。东部学习台湾，中西部另谋出路。
对于大陆的土地制度，陈先生认为要从公经济和私经济两个方面考量。照顾公私两难。农民集体所有是好的，这是从长远看。已经私有的不要收归公有，私有的要组织化；农民集体所有的，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要对农村不动产证券资本化，土地本身不动，但可以增加产权收益。
陈先生特别强调：要想办法让农民工留在城市，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之一。要想把农民工留在城市，就要改革住房政策，特别要将农民工的房子安排在最有增值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将有增值空间的地方安排给社会强势人群。只有这样，农民工的财富才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长，才有能力留在城里。为了让留在农村的人生活得到同步提升，水权应该归农民集体所有，随着城市化，城市要向农民买水，这样也利于水资源保护。
二、参观土改纪念馆
台湾土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丘陵和山脉。土地改革以前，60%的农民为佃农,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土地改革的原则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地尽其利等。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和平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分为三个步骤: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其成果是使286700户农民受益,提高了自耕地面积。台湾的土改，是世界上公认的成功典范。
坐落在桃园市中山路574号的台湾土改纪念馆也称“国际土地政策研究训练中心”。该训练中心于1968年成立,与美国林肯土地政策学会合作,定期举办训练班,学员以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人士居多,中心主要使受训人获得管理技巧和方法,对土地出租、都市发展和规划等内容进行教授。维持台湾土改纪念馆的经费，也来自国际组织。
关于台湾土改，大陆学者有不少的介绍。我这里不重复了，但我这里要重复几个不常听到的观点：
台湾的土地制度，在我看来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农地农用制度，一部分是农地转为非农地制度，另一部分是土地非农用制度。
第一，农地农用制度
土改给台湾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是农地农用的权利；农民要出售自己的土地，出售的只能是农地，不能用作非农用。最初的时候，为了保护农民，土地只能优先在临近的农民之间交易，非农民是不许购买农民土地的。农地农用的交易，是免税的。农地只能在农民之间交易的规定，其好处是保证农地买卖按照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和规律有序进行，这对保护农民和维护农村稳定都有积极意义。这项规定，只是在近些年才有所松动，但交易税率很高。西湖乡的周先生，8年前将3甲（45亩）山坡地出售给城里人（不能非农用，也不能坡改梯田），价值只900万台币，但征税高达300万元。如果是将这三甲地卖给乡里的农民，可以不征税。
第二，农转非制度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做非农用地，但土地转变用途必须严格按照土地规划执行。从土改开始，台湾就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土地规划，土地规划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果一片农地，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在五年或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农用性质的。有的农地是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也不能改变用途的。当农地依法（规划）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等于2亩农用地换得1亩非农地。“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建设。
第三，非农地交易制度
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范——“涨价归公”，这也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部分。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我拜访的曾先生，25年前，花400万台币（近100万人民币）买了5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用地了，明年就可以转做非农业用地了。如果转做非农用地，这块地的价值大约为6000万台币。按照台湾的土地制度，曾先生的5亩农地，明年转变为非农地时，就有一半“充公”，剩下的2.5亩就是他的非农用地了，价值为3000万台币。如果曾先生将土地卖出，增值（3000-400=2600万台币）部分，要严格依法缴纳所得税——即“涨价归公”（涨价100%,40%归公,200%->50%,300%->60%……）。所得税率是累进的，增值越高，纳税越多。曾先生说，他的地卖出的话，估计缴税在1000万台币上下。曾先生抱怨，最近几年民进党执政，经济滑坡，土地价格落去一半。
在台湾，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这点和大陆有本质的不同。给人的感觉，台湾的土地制度很规范，清清楚楚，很难浑水摸鱼；而大陆的土地制度很不规范，非常复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强势人群都可以把土地当“唐僧肉”，中央政府好像还拿这些吃“唐僧肉”的没办法！
第四，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土改其实有很多的相同
应该说台湾是学习大陆的土改，都是强制性的土改，但台湾在策略上稍有改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台湾政府先将土地地租“减”到很低水平，强制规定农地农用的价格为“年地租的两点五倍”，再由政府按照强制的价格强行收购地主土地，评价转手“卖”给农民。买地主的土地，没有现金给地主，给的是四大“国有”公司的股票。地主强烈抵制土改，有的地主逃到国外组织反抗运动。农民如果没有现金购买土地或认领公地，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分十年还清本金。台湾的土改制度虽然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去学习，但几乎很少有成功拷贝的。台湾的学者认为，台湾的土改，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想学台湾土改也学不成的主要原因。
第五，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保障台湾建设均富社会的基础
台湾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典范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农地农用“私有化”，而是它用强权建立的“均田”和“涨价归公”制度，奠定了台湾建设均富社会的基础。除“均田”和“涨价归公”为农民和全民提供福利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农民工”进城，政府将最有增值价值的土地用于建设经济适用的“农民工”住房，让“农民工”的财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值，这样“农民工”就自然成为了城市的居民。
国民党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到台湾，就马上学习共产党大陆土地制度，一直坚信和稳定这个制度。反而是大陆多次改革土地制度，快将“均田”和“涨价归公”改掉了。如果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土地“涨价归公”归全民享有，我想，大陆社会不会有举世惊呼的“两级分化”。
第六，台湾土改的成果是靠农会巩固的
以前农民只需要把农作物交给地主,由地主来完成销售环节。土改后，农民对怎样销售农作物不了解,这当中,农会组织无论在资金或技术支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效的保护了小农，避免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常见现象——小农破产。台湾农会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的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制度，巩固了台湾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有几个台湾的“农民精英”朋友都对我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有农会，没有人（政治家）不敢不重视农民；他们甚至认为“独”也好，“统”也好；“蓝”也好，“绿”也好，都得看农民的眼色。
第七，消除非正规土地制度，完善和规范土地制度，恐怕是大陆土地制度建设的关键。
接待我们的马先生说：“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一种有管控的私有制”。了解了台湾的土地制度，感觉国内关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等争论，显得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抽象化了，或许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实事求是，建立以增进全民福利为主旨的、以完善增值所得税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制度。是国有的，就是国有又何妨呢？是村社农民集体所有的，为什么不能发土地证给村民集体呢？农民集体自主选择产权的经营方式和实现形式有什么不好的呢？核心的问题是产权主体要明确，所得税的征收主体和用途要明确。
当前，发达地区和边远落后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应该坚决消除，土地制度必须走向规范。发达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涨价”部分既没有完全归属真正的私人，也没有归属真正的公家，“涨价”的部分被“灰色化”后，再通过国有金融“非正规”的协作，就达到了“洗钱”的目的。这样运作的本质是用全民和弱势农民的土地财富，在全民所有的国有银行抵押套现（国民财富转化为个人和少数人的货币收入），等于是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发了财，全国人民和多数地区“亏本”了；边远落后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商人”大量“无偿或低偿”的长期占有“公有”土地。不少地方，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以每年几毛钱、几元钱、甚至不要钱就将“公有”土地、山林和河流给了个人70年甚至更长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将来，这些几乎无偿得到的土地等资源，也会在“国有银行”里套现的。如果“非正规”土地制度，都穿上“改革”的马甲，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了，那我们就等于鼓励偷盗和抢劫！
三，拜访（苗栗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总干事和理事长
最近几年，经陈先生邀请，已经有包括于建嵘、党国英在内的六十多位学者专家去台湾考察过农会了。关于台湾农会的介绍已经很多了，我在于建嵘介绍台湾农会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
台湾基本上是一乡一个农会，一县也有一个农会，还有省农会，但只有乡农会有农信部。过去，乡农会是要给县农会交钱的，县农会要给省农会交钱，现在不怎么交了。乡农会是农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会组织系统中最具实际功能的组织。一般的农会都有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选举出理事会、监事会，由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监事会监督总干事的工作。在总干事下面，有信贷部、技术推广部、会务部、产品营销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公管乡农会和西湖乡农会的设置大体就是这样。接待我的是公馆乡农会的谢总干事和西湖乡的周理事长。
农信部：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的农信部，都有好几亿台币的自有资金，加上在农村吸收存款，存款余额以数十亿台币计算，而每年贷款总额都在数十亿到百亿台币之间。农信部吸收存款的年利率在1.9%，贷款年利率在2.5—4%之间。农信部是农会的最核心部分，是农民经济的血液，是农业产业延伸的纽带；农信部的利息收入，是农会的主要财政来源；农信部更是农民财产（包括农地、房屋、山林等）权利得以实现的金融保证。农民在农会贷款，以土地做抵押，土地估价100，可贷款90。现在，一般一甲地（15亩）可以估价1000万台币，贷款900万台币。房产和山林都可以抵押贷款。土地和房产估价也是农会的职能。
技术推广和产销部：台湾农业的技术推广工作，主要靠农会的技术推广部。这两个农会的技术推广部，每年大约需要1000万台币的费用，其中的部分来自政府补贴。农会推广部在每个里（村）都设有产销经营班，产销班按照农会统一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产品使用统一的品牌和包装。假如在台北市场上，检测到一份农产品的农药含量超标，仅仅凭借产品包装上的条码，就能知道是哪个农会的哪个农户的哪块田里生产的产品，不按照技术标准生产农产品的农会会员，是会受到农会组织的严厉处罚的。品牌是农会成员的共同财富，没有品牌的农产品是很难被市场接受的，农民都非常珍惜自己农会的品牌。
在西湖乡，我住在一户周姓农民的家中，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主人一家人就下地摘草莓了，摘下的草莓一颗一颗的摆放在专用的草莓盒里，装好后会贴上农会编制的条码。9点钟前，主人的产品要送到农会运销部。中午，主人家的草莓就上了台北的超市或送到了订户的家中。
即使是在最北端的台北超市，每天都能买到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农会当天产的新鲜农产品。一般农会都能在24小时内，将当天产的新鲜产品送到订户的家中，台湾农会的农业管理、农产品营销水平之高和台湾农产品物流之发达令人叹服。
一份经营一份收获，周姓农民家种有3亩草莓，据他本人计算，要卖近500万台币，纯收入应该不会少于300万台币。
农产品超市和生产资料超市：台湾农会都办有农产品超市和农业生产资料超市，是农会下面的经济实体，属于农会统一经营。超市的收入也是农会的财政来源之一。在台湾，农膜等生产资料使用后的废物，谁供应的，谁负责回收；只供应，不回收，是不允许经营的。农会的成员，在农会的超市里销售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是没有大陆多如牛毛的收费的。为了照顾农民，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交易是免税免费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我所参观的这两个农会，都办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主要的产品有酒、饮料、调味品、干果、饼干糖果等食品。在农会的超市里，摆着琳琅满目的加工过的农产品和食品。农会的加工企业不仅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也为农会创造收入，更是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保障。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减产增产是经常的事，产量增加，会出现价格下降，农会的加工企业可以帮助农民避免增产减收。
固定资产出租：农会一般都有很多的固定资产，主要是房产和土地。房产和土地出租也是农会收入的一部分。
会务部：主要是组织会议等大型活动。如：会员大会、理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选举、游行、产品展销会、演出、文化周、技术比武等等活动。西湖乡正是草莓收获的季节，周末来乡下采摘旅游的城里人，络绎不绝。在城市推介旅游产品、迎接八方游客，也是会务部的职责。
补贴和保险：农会也协作政府，做好休耕计划和对休耕农户的补贴工作。农会也统一支付会员的农业保险费。
养老：农会组织都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特别关照的政策。如健康养老保险等。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每月都给70岁以上的老人缴纳300元/人月的健康养老保险费。
农会的监督：对农会的监督，主要是财务监督。除了监事会的监督以外，县农委会的农金局和专业会计事务所监督是最关键的。因为监事会没有专业的财务知识，台湾的朋友认为聘请专业的会计事务所进行监督特别重要。
农会与民主政治：台湾的乡村社会数十年以来是有民主传统的。县乡地方领导的选举，从50年代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应该说，台湾的农会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并不断壮大发展，民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民主既是台湾农会内部治理的核心要素，也是台湾农会政治地位的保障。但李登辉时期的民主政治对台湾农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常有政治人物，动用农会的资源选举，承诺当选后，更多的返还给农会，有的农会就对不同的政治人物“押宝”。这对农会的负面影响有两个，一是影响了农会内部团结，二是对农会的制度造成破坏。据说，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纠正。民主与农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期待下次去台湾再做专门的考察。
职业经理人制度：农会总干事是由理事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乡人、也可以是外乡人、外县外省人、甚至外国人。农会总干事的工资等级分为120点，工作时间越长，点数越高；根据农会的收入情况，每点200——500元不等。农会总干事一般月薪在4-6万台币，每月还有约5万的“交际”费用。总干事可以干三届，但必须是特别优秀的。不优秀的，可能面临随时被解职的危险。在西湖农会的隔壁，有个卓兰镇农会，农会总干事因为争取酿造果酒项目的政府补贴不积极，导致该项目被西湖镇农会申请到了，西湖农会酿酒项目运行后很成功。所以卓兰农会总干事被解职了。
一点想法：台湾农会有很多的财产，这是我来台湾之前不知道的。这些财产用大陆的话语表达，应该叫“集体所有制”。我经常不厌其烦的追问台湾朋友，“集体所有”的这些“公产”为什么不卖给个人？台湾的朋友总是不解的望着我，却坚定的回答：怎么能卖给个人呢？我不完全知道他们为什么坚定地认为不能卖给个人，台湾朋友也不完全知道我为什么对卖给个人感兴趣，也许这个问题需要后续的探讨。
四、台湾乡村社会的治理
我感受到的台湾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这样的。
1，“乡公所——里”系统，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道路等基础建设，环保、维持社会稳定等等。
2，“农会——产销班”系统，主要职能是直接服务农民经济活动。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生产规划、生产资料供应、产品开发、生产管理、产品营销、品牌管理、价格保护等等。
3，立法院议员和乡民代表。收集民意，反映民意，代表人民管理政府，为所代表的民众争取权利。
4，党——社团组织系统。国民党、民进党等，都在农村有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本党主张，监督政府，做好事争取民意等等。
西湖乡有公民1400人，12个（村）里。民选11名乡民代表，乡民代表由乡民直接选举产生，组成乡民代表会，监督乡公所和乡长行政。乡民代表每月有6万台币的工资（包含交际费），每年有出国考察费用5万台币。
乡长也是乡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不属于公务员。乡长执行乡民代表会的决议（特别是预算），接受乡民代表对决议执行的监督。
（村）里长也是民选产生的，每月有4万台币的工资（包含交际费用），不属于公务员，但里干事（民选里长的秘书）却是乡公所的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里干事是里长和乡长联系的纽带，（村）里内的公共设施建设，里长除发动乡民出工出力外，也会申请乡财政补贴。
县设警察局，乡镇设警察分局，几个（村）里设一个派出所，奇怪的是，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台湾的乡镇政府，除警察、税务设有机构外，没有大陆的乱七八糟的戴“大盖帽”的垂直管理部门。乡公所有人民调解会，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员，调解意见当事人双方和调解员签字有效，但报法院备案。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则需由法院审理，这样的情况不多，一般都愿意接受调解。人民调解员有误工补贴，每出席调解一天，补助500元台币。误工补贴虽然很少，但调解员还是热心做，主要是为了获得声誉，为将来上升为乡长、县长或立法委员打下基础。
乡公所的体系还是比较大的，清理垃圾也是乡公所的职能范围的事。台湾农村几乎每一条河流都是清澈见底，农村的垃圾是不能随便丢弃的，家庭要做初步的分类处理，再由乡公所的清洁队集中处理。受益人出部分费用，垃圾回收也有收入，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垃圾中的有机物，会加工成有机肥料，几乎每个县都有用生活垃圾加工有机肥料的加工厂。
乡公所还处理一些突发性事情，如防止禽流感。上面来了禽流感的经费，乡公所会通过农会或里等组织，将经费补贴到采取了防范措施的主体。显然，没有大陆政府的强制力度和动员力度。不过，通过组织对成员的压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力——自我管理，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不配合政府，今后申请政府资源就难了。
农牧业技术等服务工作，不是乡公所的直接职能，主要由农会直接承担，农会可以申请政府技术推广补贴，但推广的技术必须符合农业产业规划政策。台湾乡镇没有类似大陆乡镇“七站八所”之类的机构。向“一乡一品”的特色农业、优势农业发展，是台湾各个乡镇追求的农业发展方向。
在台湾，乡域内的水资源不是政府管理的，是由类似农会组织的水管会管理的。关于台湾水资源的管理，我还不十分清楚，期待再次专题考察。
台湾的基本医疗是免费的。大医院的医生每年都必须在乡镇医院工作数月，因此，乡镇医院的条件虽然没有大医院好，但医生的素质不会比大医院差多少。如果一个南部农民在台北出差生病了，他可以凭卡在台北任何一家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挂号费。
台湾的基础教育也是全免费的，教师也像医生一样轮岗下乡。台湾大学教育收费和大陆各省大学收费相当，但台湾农民的收入是大陆农民收入的数百倍。
台湾农村的治理，政府、政党和社会分工是比较清楚的。乡镇、社区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是乡公所和里（村）的职能；农业经济发展的服务是农会等农民组织的职能；监督管理政府是党派、社团和乡民代表的职能。台湾农村社会，不是政府强力控制型的社会，政府是民选、民管的，各种力量相对均衡。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特别重视社会资本积累，感觉积累社会资本的竞争好像比积累经济资本的竞争更加激烈。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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