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
[ 2006年第11期 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 作者：朱成贵 ]
发起以钢为纲的辩论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开始，我一直在办公厅从事会务秘书工作。由于我有速记专长，1957年被抽到全国人代会会务组，荣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记录任务。从担任委务会、党组会以及专业计划方案研讨会会议记录工作中，了解到钢铁翻番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及人民公社化以来，城市粮油肉菜蛋等副食品供应紧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的情况，我十分忧心，亟盼1959年的庐山会议能扭转经济工作“左”的倾向。然而会议不但未纠“左”，反而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我心里想不通，感到很不安。经过思考和搜集相关资料，我试图从计委业务角度提出建议，抵制庐山会议的不良势头。我写出两篇文章：一是《来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辩论》，列举苏联历年钢的增长幅度和相应条件，对比中国的增长幅度，说明按高指标要求，将加剧严重失调和紧张局面。农村、农业和农民生产承受不了工业跃进带来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猛增的压力。我又写出《城市人口、职工人数的增长必须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的论文。两篇文章于1959年8月10日和8月17日刊载于计委办公厅编印的内部刊物《经济研究资料》。有人发问：中央已作出反右倾的决定，正在批判“右倾”之际，你挑起这样的大辩论，这不是跟庐山会议决议相对抗吗？果然，这篇文章引起当时中央五人经济小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的注意，将前一篇文章摘要刊载在《经济消息》的第四期上。不久，我成为“顶着风”、“边反边犯”，系统大量地散布右倾言论的典型，从支部、总支到全机关党代会上，经过重点批判，被定性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指责党中央毛主席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大张旗鼓的批判，对我的错误性质作了结论，调离机要岗位，另行安排工作。
发现粮食数字的秘密
1960年2月我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李渠公社阳山生产队劳动锻炼。下放干部和农民，在食堂吃的一锅饭，在地里干的一样活。这里继续坚持大跃进开办的公共食堂。干部和社员每天一斤粮食定量，普遍吃不饱。中午一顿糠窝窝，早晚两顿稀饭。“五一”之后，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公社党委要求下放干部保证食堂不散灶。没有粮，挨户动员说服，发现有粮，登记后将粮食送到食堂。而我在执行时，却是挨门挨户“说服动员”不成，就翻箱倒柜搜粮。
头一户是在老乡灶锅底、炕洞里掏出用层层纸包的四五斤湿潮杂面，刚想登记后送到灶上时，一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大娘，抱着我的腿哀告说：“后生哩！这点杂面留给娃娃、老汉吧！”我和参加搜粮的生产队干部、民兵排长等商议咋办，我提出要让群众自愿，他们说：“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大办食堂，上级派下的要粮、要鸡、要猪等项任务，要讲自愿什么都搞不成。这家的不忍心收，谁家的也不该收，当不了就是散灶？”听了后，我态度果断起来，说服老大娘体谅我们：您一家给挡住，谁家的都收不成了，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响应粮食到堂号召吧！就这样，我成了这次挨门挨家搜粮的“能手”。这样，全村粮食彻底到堂不到千斤，食堂仍然难以维持，社员就靠刚产出的红豆角、野菜糊口。
我们下放干部小组八个人，我平时劳动最卖力气，最吃不饱，也学社员们收工时，采拾野菜，装满上衣的两个口袋。到吃饭时，别人排队打饭，我却忙着洗菜，用小刀切碎，放在饭钵子里，到锅灶前，领了两勺玉米渣稀饭，洒一把盐，吃得满香。不料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说：老朱干什么都那么认真，表现挺好，可是吃饭也太认真啦，表现特殊。次日早饭前，我上茅房时摸到准备早饭吃的一衣袋野菜，想到前晚因为吃饭挨了批评，便赌气把这袋苦菜抛到茅坑中。没几天，我的腿浮肿得迈不了步。伙伴们关心，不让我劳动，留在窑里休息。社员们听说“老朱饿浮肿了”，他们没有把我搜粮干下对不起他们的事放在心上，反而提议“看看老朱”。大队支书和队长买了饼干慰问我。又张罗安排社员用手推车把我送到延安医院。打了点滴，特别是吃上了两顿炸酱面之后，我精神起来，也能迈动步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如此厚待我，加深了我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我挨家搜粮时，发现家家都有六七个或十几个柳条编的大粮囤子，每个可装2石至4石粗粮。我问：“没打下多少粮，为啥有这么多粮囤子？”他们说：“是合作化前粮食多，有的囤子是老先人留下的。”我问：合作化以后每年分来的粮能装多少囤子？他们说：“一到秋冬打场时，先完成送交公粮、购粮任务，分给社员的，顶多装满两三个囤子，有的吃到春节后，就要吃返销粮。”随后我访问李渠公社，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不明白粮食统计数字是咋回事。每年秋季不等公社报测产产量，县委早就定出各个公社的产量，公布下来，比实产高出一半甚至成倍，公社书记怕批‘瞒产’，只好领回来，开管区、大队干部会，也是照样往下‘硬估’。产量高估，公购粮交过头，就挤了口粮和饲料。”我听到后不寒而栗：合作化一层层命令向下压，粮食产量又一层层向上谎报，这样下去，给党和国家的决策带来的隐患，多么不堪设想啊！
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
1960年底，结束延安劳动锻炼回到北京，得悉我早已被列入编外的待分配人员。当时经济形势异常紧张，人们越来越看清庐山会议不纠“左”而反“右”所带来的恶果，但谁也不敢口吐真情。我是黑龙江人，准备要求到东北农村基层，把在延安看到令我惊诧困惑之事，到东北再看个究竟。这时办公厅领导提出让我随宋平同志到西北局工作，我有所犹豫，最终还是服从了分配。1961年3月到中央西北局计经委办公室从事资料研究和会议记录等秘书工作。
1961年，中央称为“大兴调查研究之年”，党内外乃至报刊媒体的民主气氛有所活跃。我没有机会下去作实地调查，却可以从资料室内部文件中看到一些地方农村贫困饥饿的困境，看到一些社队实行分田到户和单干。有的领导同志还向我发问：“小朱，你在延安农村干了一年，有什么看法？”各地的信息，机关领导和一些同志的提问，联系在延安发现合作化后农民粮囤子空着，我在学习经济工作“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形成一条思路：农业生产关系，农村政策有没有一个调整问题？我越来越把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甚至单干看作是扭转形势的必由之路。
这时，在东北家乡的老母亲（68岁）由于长时期营养不足病危，我不远千里来到她病床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成贵呀，我总想吃几块肥肉。”我走遍全镇未能买到。在她离世时，我痛哭：“养儿一回，连买一块肥肉的孝心都未尽到！这是为什么呀？！”悲痛唤醒我：许多闹粮荒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缺乏营养的老人和婴儿病死饿死？我不能无动于衷，要为千千万万饥饿的人们着想，设法让党中央毛主席听到他们的呼唤。
196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简报，提到广西各县干部会上，“公开主张单干或包产到户的占1/4，有的县超过半数以上，没有公开表示的还不在内”。简报的小标题还标出《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
1962年4月14日，我写出了呈寄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份意见书。一开头就对中监委简报所列“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明确表示：我不以为是“谬论”，可能是个刚刚开始的辩论。我分析说，一些地方集体经济不能巩固，农民积极性不高，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五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等）或工业高指标的影响，而在于急于求成地全面实行集体化，违反自愿原则。我还从理论和路线上剖析，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原则，过早过快地全面集体化与生产力的要求不符，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当长时间”、“逐步”的要求不符。为扭转经济形势，扭转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的困境，我明确主张包产到户和多种经济成分应继续存在。
挑起第二次辩论，再次给毛主席写信
1962年4月14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发出后，时过两个月未见动静。1962年6月16日，我向党支部提交了《来一个允许包产到户的大辩论》的建议信，摘要表述了致毛主席第一封信的基本观点。文章又从理论上辨析“什么叫过渡时期？”讲述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多种经济成分，搞“青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要求相违背。信中还为自己的观点主张可能带来的后果郑重表示：在此关乎亿民兴衰的关键时刻，不该一事当前先为个人着想，要为饥饿乏弱的人民着想。
1962年7月，西北局计经委总支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改草案，分一般干部和司局级干部两大组，我本应在一般干部组，但通知我参加司局级干部组。头一次会议一开始，主持人直接点了我的名：“据说朱成贵同志有些见解和看法，现在农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地谈一谈。”我意识到我的意见信，没有受到正面肯定和支持，很可能是抓我这个典型，展开辩论与批判。我在第一次发言中，不加隐讳地摆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此后，从七月中下旬到九月初，历经两个多月多次的辩论和批判，发言的政治分量和温度一次比一次高，到会的计经委五十余名正副局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根据我的观点做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批判发言。列举集体经济办得好的社队典型，或粮食增产的地方和年份，说明集体经济的优越；对农民积极性不高和粮食减产的原因，强调是自然灾害和干部作风造成的；把包产到户的主张认作是倒退到单干道路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意见，都改变不了我先前的观点。我在辩驳中说：“农民劳动力的付出，粮食产品的分配，都离不开商品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既然是商品，就该是商量之品（听者为这一新鲜之说有惊有笑），不应该成为上交之品、命令之品。排斥等价交换对待劳动力的投入和粮食分配，农民是接受不了的，这是农民出工不出力造成粮食减产的症结所在。”针对辩论和批判中提出的观点，我又综合整理出《关于两条道路问题的争论》一文。1962年7月22日，我发出了第二封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信。
大辩论的收场
1962年9月初，最后一次的辩论批判会，为集中辩明粮食减产的原因，我根据在延安获悉粮食产量数字的真相，把上层机关夸大的虚假数字，设作真实的加以换算：先求出西北五省区从1956年到1961年各省区粮食总产数，然后减去农民上交国家公购粮留足农民口粮、大牲畜饲料和种子，剩下的余粮按全区当时农村总人口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余粮400多斤，大大高于合作化前的平均数200多斤。如果这些粮食是真实的物质存在，试问：农民有了留足的口粮，为什么会大面积地发生口粮不足、挨饿、逃荒？留足了牲畜饲料，为什么会发生全区近一半（10万）的大牲畜死亡？如果每人平均实有储粮400多斤，为什么农民家庭副业养猪养鸡大幅度下降，城市肉菜蛋的供应为什么这么紧张？对比合作化前，如果粮食生产确实不如合作化以后的产量高，为什么那时没有发生大牲畜的大批死亡和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枯竭？在作出这些分析之后，我当场质问统计局长：“您说说增产的那么多粮食弄到哪里去了？我们手头上的国家统计数字有没有虚报浮夸？”不但这位局长闭口无言，当场的同志也都愕然无声。这时，我更加明确表示：包产到户，单干，实践上要正视，理论上要承认，政策上要允许。最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朱成贵同志经过几次会议大家的启发帮助，观点和主张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发展了，态度也越加强硬了。鉴于各种意见大体都摆出来了，学习讨论会就告一段落。下一步再按中央文件精神自行学习和研究。”自此，我同计经委50余名司局级干部的舌战，以暂时还做不出谁对谁错、谁胜谁负的结论而告结束。
辩论之时，机关正酝酿职工精简下放，我申请调回东北老家从事农村基层工作。西北局组织部给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商调函得到回复，同意我调到老家黑龙江省克山县工作。
写出论文《继续完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1962年9月16日，我又以《继续完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题写出一篇近3万言的论文，基本内容是：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容无视，不可逾越；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剖析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对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与效果，以及农民和基层干部思想觉悟要作切合实际的估量；农业生产关系组织形式要按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实行多样化的对待。这篇论文抄清一份，正式交给了党支部。与此同时，我不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就几个月的辩论写出《保留个人意见》的书面报告，于10月12日正式交给党支部和局机关党委。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布后被大张旗鼓地批判
1962年9月27日，要写的文章和报告都交了稿，调动手续业已办完。10月13日正准备动身时，机关党委和支部通知我：“回东北的调动手续不要办了，留在机关学习十中全会会议精神。”我心里一下凉了大半截：“一定是出了问题。”果然全机关听西北局领导传达八届十中全会文件精神的党员大会，支部书记向我说：“你不参加。”尽管先前有了“豁出来”的准备，但突然没有资格参加党的会议，还是不痛快。
根据局机关党委的布置，计经委总支党员大会上，在传达毛主席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时，联系阶级斗争形势，点了我的名：坚持“包产到户”和单干，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利益，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自此，从支部到总支连续召开数次批判大会。后来又放到西北局全机关数百人的党员大会上，作为全机关“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进行重点批判。
我个人虽然有挨批的足够思想准备，可是在西北局保育院工作的爱人却分担了莫大的委屈和痛苦。此前，她曾被保育院认定为工作表现最积极的教养员（教师），常常利用休息日整刷班内教室桌椅，自制一些玩具和教具，博得家长们的好评。《西安晚报》的记者根据她的事迹，写出新闻报道稿，听说我正在受批判，撤了稿。她在全院保教人员会议上遭到批评质问：“你爱人写的一些什么，你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制止，你跟他划没划清界限？”爱人回到家里又再一次为“划不清界限问题”而委屈和气愤：“我上一次被你牵连上，跟着受气，现在又这样坑害我。跟你这样人一起过，总是划不完的界限，受不完的气，遭不完的罪！”然后提出和我离婚，我只好耐心解释求其谅解。
1963年2月14日的一次支委会，鉴于我承认自己的观点主张是全面攻击和否定了党在农村的政策和路线，鼓吹实行单干和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提交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通过对我的处分。1963年5月21日，机关党委正式批准计经委总支的处分意见，认为朱成贵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可在登记党员时，按照不够党员条件加以处理”。
二次下放延安
1963年6月29日，计经委总支和人事处正式通知我：因为你犯了严重错误，决定把你下放到基层去接受改造和考验，地点是延安地区安塞县。
1963年7月13日，我和爱人携三个孩子乘着一辆胶轮马车到了安塞县。组织部的同志介绍了县社概况后，把我俩的工作安排在离县城较近的真武洞公社（徐家沟）。公社院内共有十座用大小不等的天然石块箍起的旧窑洞。据说延安时期，中央西北局曾在这里住过。刚离当今的西北局，又到了老西北局，难得如此妙遇！
公社干部除留一名文书外，一律下农村蹲点包队，每周或两周按公社通知回公社集体汇报工作，研究下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刚到公社，我看到的头一份文件就是以县长胡永清名义发出的纠正和查收“小自由”地的命令。头一次公社干部会就是布置收“小自由”地的任务。我参加数次下乡汇报会后，了解到几点情况：一是收“小自由”地的任务很艰巨。到一个生产队，队干部和社员一个心眼，让你没法摸到底细。即便公开了具体地片，秋后能否一律收到队里，也靠不住。二是地主富农分子表现不轨，有“反攻倒算”散布反动言论现象。三是封建迷信、赌博和外出“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等活动程度不同的反复发生。四是部分生产队领导班子涣散，内部不团结，干群矛盾多，有的“撂挑子”不干，有的争权抢着干。公社把这些概括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各种表现。
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10月，我连续参加了沿河湾、高沟口两个公社的社教（四清）工作团，县领导指定我为工作团的文书，在团部承担会议记录、编发简报、起草报告和讲稿工作等。有时还派我到问题较多的生产队，协助工作。1964年秋至1966年秋，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公社，承担蹲点包队任务。全公社有20个大队120多个生产队，我先后下过6个大队、20多个生产队。所到之处明显看出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工分计酬上的强劳好劳不多赚，粮食分配上劳力多、工分多不多得。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脱离集体另找门路的倾向。要么不出工，偷开小片荒（即“小自由”地），要么出工不出力，省下力气收工后到自留地和“小自由”地里大卖力气。妨碍农业生产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广种薄收，宜林宜牧的山地都种了庄稼，挤了牧业，出现牛羊越少，越没有粪肥，产量越低，越要搞广种薄收的恶性循环现象。加之，一年四季过分强调搞农田基建，大部分劳力都摆在修梯田、打坝上，挤了积肥、造肥、送肥所需要的劳力。一些农田基建工程，是在群众想不通的情况下进行的，质量不高，刚修起的梯田，要么倒塌，要么因为伤了表土而减产。
以上问题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别人下去，处理不好，可以过得去，而轮到我的头上，就是考验我过去的观点是否转变的问题。我自己也曾向组织保证一定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决不另搞一套。因而我确实不折不扣地实施“大批促大干”，在工作中坚持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和“三过硬”（抓两条道路斗争过硬、生活吃苦过硬、劳动吃苦过硬）。
后佛店沟是“小自由”地泛滥较多的队，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协助下，经过深入摸清小片地的地点，把所收获的庄稼（大部分是谷子、糜子）全部集中到集体场院，集体打粮，集体分配。我除了天天参加修梯田劳动之外，还亲自到场院，亲自查证粮食到库。为了自始至终抓到底，防备“玩鬼”，我协同队长和会计，按以人定量的口粮标准算出基本口粮分配方案，一斗一斗地把粮分到各家。一直抓到当年腊月二十三。由于即抓实事，又注意做思想工作，除了“小自由”地种得多的社员不那么高兴外，多数社员，特别是参加集体劳动较多的社员比较高兴。
公社领导认为我是最先过硬地实现收回“小自由”地的一个榜样。此后到其他队，对于同类问题，以及逃避参加集体劳动，外出搞副业，参加封建迷信，搞“投机倒把”和赌博的，只要让我掌握了实际情况，都分别作了严肃处理。特别是对于领导班子涣散，干群关系矛盾较大的白家沟、白家营、张家峁、李家沟、前宋庄等队下的功夫较多。
尽管工作不遗余力，方法上千方百计，但一些队有我在的时候局面较正常，离开之后，大多又有反复。当时提倡把领导班子工作做好，实现“不走的工作队”，实际上“人一走，什么都走了”。我意识到：讲革命化，讲突出政治，意味着对每个队干部、每个农民都要求达到共产党员的觉悟水平，既不怕吃苦，又不怕吃亏，能毫不计报酬地为集体出力，这样的先进分子是有，但是为数极少。这是我内心的思考。我仍然坚信农民的劳动价值，得不到等价回报，是粮食增不了产的关键所在。我一边老老实实接受“左”的考验，也一边观察和考验着“左”的政策，为什么行不通。
县、社领导和一般伙伴们，虽然知道我是下放改造的干部，多数都能一视同仁地善待我。下到农村所到之处，公认我什么苦活脏活都能一样干下去，什么粗糠杂饭都能一样吃下去。县委根据公社领导和群众的反映，于1965年9月向原机关中央西北局送交了我两年来表现的报告。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经烧到了安塞县。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对我“老账新账一齐算”，经县革委批准，作为重点清理对象，背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牌子，在公社干部会、全公社和全县群众批斗大会上，多次被激烈批斗，身心倍遭摧残，后期下队巡回劳动待处理。1969年秋季后，县革委明文通知“解放”我，继续蹲点包队。
1975年秋，家中出现不幸。“文革”时，我遭到数次批斗，爱人刘凤琴分担忧愁，“往后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积忧成疾，常常神志不正常。我恢复正常工作，继续下农村，留给她的是沉重的家务负担，她的病情恶化为精神分裂症。县医院难以治愈，我曾领她去西安医治，回来后仍不时复发。要么哭个没完，要么笑个没完，有时无缘无故地打骂孩子。鉴于家庭的困苦，我向组织上申请返籍到爱人老家黑龙江省五常县。
1976年3月15日，县里派汽车送走我们全家。汽车沿着延河行驶，没觉出怎么快，已经到了宝塔山下，我感慨万千：在陕北的十四年就这样结束了，回到东北，又是一切从头做起。这是我大干的地方，这十多年到底有多大变化？除了县机关所在地增加几处新建的办公窑和汽车站、电影院，农村的羊群照样没有增加，荒山、荒地开没了，农民吃糠的日子仍旧没结束。农村的许多矛盾纠纷，一直当作阶级斗争，一抓再抓，一再反复，抓不完的抓。为什么像你老朱这样卖力气地抓两条道路斗争、抓大批促大干，都没有把你所到之处的面貌彻底改变？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过日子，何年何月能“灵出”农民生产、生活面貌根本改变，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如此无声地发问，使我最终得出的理念：全局的前途命运，我难左右，个人的前途命运也难独立主宰，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正确决策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转机
1976年4月至1978年，我先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城郊两个公社任公社副书记，继续下乡包队。大量的工作也是给基层干部搭班子，“砍资本主义尾巴”，解决干群一些纠纷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经宋平同志致信黑龙江省委领导，把我调到哈尔滨科技大学。1980年底，对我在1959年、1962年和“文革”三次遭受的政治打击分别给以平反。1983年秋调入国务院东北规划办。1989年规划办业务结束，调回别离了30年的国家计委。
通过几十年从上层到基层的长期实践，我见证了共和国建设时期的决策历程，获得了鲜活的实际依据，可以向那些对党的决策探索历程不甚了解的人，说明50年代发动的“大跃进”为什么失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政策为什么正确。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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