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两位总书记
[ 2006年第11期 长征中的两位总书记 作者：史 甄 ]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参加长征的十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他们也为长征的胜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就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有错误也有贡献的博古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博古（原名秦邦宪），原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决定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准备去苏联，在周恩来和王明离开上海前，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1933年博古与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他继续任总书记。当时，以周恩来名义在5月23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文件中，公开称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期间，1933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他不运用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不采纳部队指挥员的正确意见，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使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被迫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同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准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还算顺利，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调集重兵，部署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27日，先头部队控制了渡口，但因部队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到刚刚赶来的优势敌人的夹击。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部队损失惨重，在突击扩红中发展的新兵逃亡的也很多，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失利后，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一筹莫展。12月12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李德和博古仍不愿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避开敌人的重兵，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也是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博古这时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则愤而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两人吵得很凶，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都倒掉了，警卫员赶紧又把马灯点上。这时博古的态度已有转变，尽管他的意见被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开会。决定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湘江战役之后，大家议论纷纷，不论是随军长征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红军将领，都要求开会统一思想。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仍由博古主持，首先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时博古已看出当时的形势，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同时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被后人称为“反报告”。之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等也都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会后不久，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会议认为博古还“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撤销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委员等职务，并决定他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伍修权认为博古“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有的同志不同意更换总书记，但博古按照中央的决定，顺利地将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张闻天，为长征的继续进行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
博古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长征中，总政治部及时向部队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红军通过彝族区前，总政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红军强渡大渡河前，博古亲自领导的《红星报》，发表了《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博古写了《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刊登在《前进报》上，给指战员很大鼓舞。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博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是当时在中央红军中的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所以，张国焘在分立中央的组织决议中，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博古负责宣传，并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在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名义，博古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席，后又兼任外交部长。在中央发现陕北肃反错误后，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董必武等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为刘志丹等彻底平反。之后，博古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直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征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张闻天
早在长征之前，张闻天就用“洛甫”的名字。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移前夕，张闻天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发表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当时，《红色中华》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此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当时，对于一贯奉行的进攻路线，谁也不能触动，但是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做了全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当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进攻不能谈退却的教条。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都编在中央纵队，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在互相交谈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看法不谋而合。早在一年多前，张闻天与博古就在思想认识和政策方针上逐渐产生分歧。还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李德的军事指挥，曾问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这样打下去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对待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张闻天主张在政治上公开支持，军事上积极配合；而博古把支持福建事变当作宣传措施，在军事上则采取不配合的策略，以致福建事变失败后，被“围剿”的红军更加被动。特别在广昌战役前后，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更加突出，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不同意固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不听他们的意见，以致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后被迫撤出。在1934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公开批评单纯防御与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而且提出我们的事情不能全靠李德。博古不但不听，还给张闻天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与会的同志都未表态，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和李德都表示，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要团结，不要闹摩擦。张闻天对这种宗派观念不予支持和理睬。1934年7月14日，张闻天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了他写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虽然在当时还不能突破右倾是主要危险的框子，但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左”倾，批评党内流行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的观点，表明他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
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挫败后，仍然按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越过老山界，经广西龙胜，于12月11日进占湘西南的通道城。这时，蒋介石已彻底弄清中央红军准备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集结重兵，形成一个口袋等待红军去钻。情势极其危险，而博古和李德还执迷不悟。中央纵队进入通道后，张闻天到毛泽东住处，为当前的形势和毛泽东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在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反对李德的方针，提出事先与张闻天和王稼祥商量过的不去湘西而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获得多数同志的赞成，中革军委当晚发布了第二天入黔的命令。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行动方针发生激烈争论，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在部队向遵义行军途中，张闻天向王稼祥谈到应该更换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出来指挥的想法。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接着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很快传到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得到大家的赞同。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发言，反对李德等仍坚持待机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赞同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黎平会议上就决定要召开的，许多同志会前都有了准备。张闻天针对博古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纷纷发言，批评博古的报告，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
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严正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决议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地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像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这里说的过去的经验，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决议还批评博古、李德贻误了实行战略退却的时机，而突围又成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大搬家式的行动”。在对待十九路军反蒋事变上，博古和李德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这个决议共分十四条，全文载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卷和《张闻天文集》第一卷。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后，很注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严格遵守遵义会议之前中央就做出的“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和具体行动计划。例如，1935年2月6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役，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2月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由他起草的决议大纲，他与毛泽东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作了传达。2月9日，他在扎西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缩编问题，第二天军委下达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在红军二渡赤水之前，在指战员对灵活机动的迂回作战还不大理解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16日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以整版报道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内容，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中央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失去电报联系，红二、六军团将决议转达给上海。3月5日，从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得知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张闻天代表中央找当时任总政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部队到上海长期潜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让潘先走，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设法去莫斯科。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在红军二占遵义期间，张闻天曾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3月4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六天后的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对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发生激烈争论，多数同志坚持要打，只有毛泽东不主张打，并以当不当前敌总指挥来力争。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便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取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先说服周恩来接受他的建议，后又说服其他同志，第二天军委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上感到，打仗不能那么多人集体讨论，向张闻天提议成立几个人的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讨论，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这对于改进军事指挥起了积极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或是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联系会议，一般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指示和通告，也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些文电不仅发给中央红军各部队，还包括给任弼时与红二、六军团，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项英与赣南中央分局的指示。从现已出版的各种文集、文电看，在遵义会议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央领导人中，张闻天为中央起草和签发的文电是最多的。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军事行动，都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例如，1935年4月28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采纳了毛泽东关于抢渡金沙江的建议。4月30日，张闻天向军委干部团和上级干部队一千多人做抢渡金沙江的动员报告。5月12日，张闻天在四川会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5月17日或18日，张闻天又在四川礼州附近的铁坑主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5月31日，张闻天在泸定城附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和任务，做出两项决议：一是红军北上避开人烟稠密的地区过雪山；二是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会后张闻天向陈云具体交代了任务。
新三人团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虽然中央决定他是周恩来的帮助者，但周恩来很尊重他的意见，经常是按毛泽东的建议作决定，由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向部队下达命令。从1935年1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央红军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先后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一成功的战略转移，在当时有许多人都不理解，埋怨只走路不打仗，兜圈子走冤枉路，部队没有被打垮倒会被拖垮。3月，三军团在鸭溪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座谈会，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将会上反映的情况和他本人的意见电告中央，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他给新三人团写信，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转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为了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事先与毛、王商量过的报告，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指责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报告，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也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和彭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在会内会外都没有争辩。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张闻天作结论，使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在部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提高。张闻天和彭德怀没有料到的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为此事批评彭德怀，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彭德怀不知道”，但“文革”中这件事又成为张闻天和彭德怀的一条罪状。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彭德怀也是无可指责的。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先后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召开了8次有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共同参加的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些会议都由张闻天主持，由张闻天作会议总结，他还起草并经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中，在反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当前的行动方针。决定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改编方案和各纵队领导人的任命。在哈达铺期间，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立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商议，决定红军改去陕北。9月27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张闻天根据天津《大公报》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写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发表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上。同一天，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作到陕北去的战斗动员，张闻天和彭德怀、林彪也都讲了话。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指出长途行军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从莫斯科被派回国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张浩在张闻天隔壁的窑洞住下，首先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具体内容，即关于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不理解、有抵触，张闻天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2月17日，就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中共中央确立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乃至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决策。正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的决策，才有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有了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和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张闻天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应当被埋没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