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杨刚之死
[ 2006年第12期 名记者杨刚之死 作者：叶 遥 ]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天高云淡，我到八宝山参加一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独自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八宝山东北方向的一座公墓走去。听人说，这个公墓是附近村里人集资办的，好像没有什么名字。到了公墓，只见一片荒地上密密麻麻散落着一些不大的水泥墓群，我母亲的骨灰由别处迁移埋在这里。没费多大工夫，便在墓群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水泥墓，墓前埋有一块扁扁的石头，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我不由地“啊”了一声，这就是母亲的墓无疑了。我掏出兜里的手帕，轻轻擦拭水泥墓和扁石上的尘土，默默祷念：“娘，我顺便给您扫墓来了。”
没有想到，我正往来路上走，距母亲墓只隔一条小路的对面，却看到一座较大的墓。走近看时，墓碑上写着杨刚的名字和生卒年代。我愣住了!难道这是三四十年前我曾参加杨刚葬礼的人民公墓吗?还是她的墓迁移到这里来了?附近只有一间房子，门锁着，见不到人问，我怀疑自己记错了方位。人啊，生死路上不相逢，却在无意中看到了我一向敬重、仰慕的好领导、好长辈杨刚的墓。我默默地伫立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回家的路上，一些往事总在心里翻腾。多少次我提起笔，想写写她的光彩人生，多少次又放下了。她的感人事迹太多太多，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但有的是我听说的，有的是读书报得来，我知之语焉不详，写不出来呀!这里只记几件有关她的琐事，算对她的悠悠思念吧。
杨刚早在1928年读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病退党，但一直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上世纪30年代初，她是北方“左联”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和革命文化活动，1938年重新入党。她主编过《大公报》的副刊《文艺》。1944年至1948年，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和做党安排的国际统战工作。回国后，1949年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同年5月上海解放，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1950年，调外交部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10月，调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甚得总理器重。195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年，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原分工领导国际部的国际宣传工作。后因外事活动遭车祸，患严重脑震荡，她曾到广东从化和浙江杭州疗养，效果不佳。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四版扩为八版，文艺组改为文学艺术和副刊部。杨刚辞去国际部的重任，改为领导文艺部，负责筹划和签发文艺部的副刊大样，并审阅比较重要的稿件。林淡秋原为《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后提为报社的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主任还有袁水拍和华君武，副主任是苏光和田钟洛。当时我在文艺部负责编辑每周一次的“作品”版，兼发一些革命回忆录。在工作上，我和杨刚直接联系不多，日常接触却不少。因为我们同住东城区煤渣胡同23号报社宿舍。这个宿舍不大，全部是平房，只住五六户人家。杨刚住东跨院，我住西院中部一间大厅内。我家对门住的是国际部的李何，他是原驻苏联记者，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是他的夫人。李何后患癌症，过早去世。别的户，我已记不清姓名了。院子里所有住户都走一个大门，进进出出经常见面。我早知道杨刚是杰出的女记者，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她写的有口皆碑的美国通讯，以后读过她写的有真知灼见、鞭辟入里、堪称范文的国际评论，又读过她写的激情浩然、风格独特的诗歌，还有可称上乘之作的散文和小说。她是个优秀的女作家，我对她很敬佩。过去不认识她，以后渐渐熟悉起来，知道她为人豪爽，刚正不阿，诚挚待人，谈吐不凡，更加敬重她。她交游甚广，是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结交的朋友中，不少是中外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她家经常有客人造访，有时宾客如云。她的客人中，有的我认识知其名，有的不认得。茅盾、夏衍、乔冠华、龚澎、胡绳、冯雪峰、田汉、龚普生、杨之华、袁水拍、徐迟、萧乾、邵荃麟等等，经常是她家的座上客。我在大门口曾遇到过邓颖超亲自到杨刚家探病。她的客人实在难以胜数，这里提到的仅仅是一部分人。她身体好时，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从她家小院经常传出她和客人们的爽朗笑声。
大约在1956年春节，林淡秋、袁水拍到我们宿舍看望杨刚，他们在杨家闲聊了一阵，杨刚说：“叶遥就在西院住，咱们一道去看看她吧。”林、袁同意。杨刚拿一盒精装的巧克力，他们三人一起来我家。杨刚轻轻敲门叫道：“叶遥同志，我给你领两位客人来了。”我开门迎接。杨刚幽默地说：“我不给你介绍了，他们两位你认识吧?”我笑了起来：“杨刚同志真会开玩笑，这两位我岂止认识，上班天天见面，老熟人了。”杨刚说：“节日里串串门，开个玩笑，乐和乐和嘛。”三位进屋后我说：“我家里只有两把木椅，是公家配给的，刚摔坏了一把，放在屋外走廊了，我自己刚买一把藤椅，你们三位怎么坐呢?”这一天，杨刚的情绪特别好，话特别多，完全不像她在办公室那么严肃。她说：“这好办。孔夫子不是提倡男女分席而坐嘛，两位男士坐椅子，我和叶遥坐床上，又软又舒服，何乐而不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们进门时，我母亲正在炉子上煮饺子，我和两岁出头的儿子小三在床上玩气球。杨刚一坐床上，便和小三玩起来，并说：“让我抱抱宝宝好吗?”一边说一边把小三抱在怀里说：“哎呀，是个小胖墩呀!淡秋，快把巧克力糖盒给我。”林把糖盒放在床上，杨刚拿一粒糖，剥去纸，塞进小三嘴里问：“好吃吗?”小三说：“好吃。”小三学杨刚的样子，从盒子里拿出一粒糖剥了纸，把糖塞进杨刚嘴里。杨刚乐起来：“这孩子真懂事，像古代的孔融呀!孔融四岁能让梨，这宝宝刚两岁出头，就能让糖了，真乖呀!你别的孩子呢?”我说：“我母亲刚从家乡来不久，住在我妹妹家，今天我妹妹把母亲送来给我包饺子，带孩子出去玩了。”我母亲煮好饺子，捞三大盘放在桌子上请客人吃。我拿几个小碗和筷子给他们三人说：“你们都是南方人，不一定爱吃，尝尝北方人包的饺子吧。”淡秋、水拍端起碗吃着说：“味道真鲜，好吃，好吃。”杨刚也端起碗吃着说：“清爽可口，味道鲜美。”杨刚问我母亲：“高寿呀?”我母亲目不识丁，听不懂她的话，我答道：“我母亲属龙的，1905年生。”杨刚放下碗说：“这么巧呀，我们两个同岁，同岁，我也是属龙的，1905年1月30日生。”淡秋说：“叶遥以后该叫杨刚为阿姨同志了，你们排辈认亲吧。”杨刚马上说：“那怎么行啊，我和叶遥是同事，同志，叫什么阿姨同志，叫我杨刚好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又坐一会儿，闲聊些别的。杨刚说：“咱们该走了，饺子快凉了，叫他们吃饭吧。”杨刚吻了小三说：“再见，再见。”临走，杨刚对我说：“叶遥呀，我希望星期天宝宝从托儿所接回，抱他到我家里玩玩，让我快活快活。”我说：“你平时清静惯了，身体又不好，家里常有客人，孩子不懂事，怕打扰你。”她说：“哪里话，和宝宝玩玩，有乐趣，我喜欢。有客人也不要紧，谁家都有孩子嘛。”我只好点头答应。我挽留他们再坐一会儿，他们还是要走。我起身送他们，杨刚把我家门关上，顶住门不让送。我只好作罢。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逐渐熟了。我知道她和丈夫郑侃因思想分歧早已离异，郑已在福建永安死于日军飞机轰炸，她一直独身。家里只有已牺牲的哥哥羊枣的遗孀沈强(也在报社工作)和她住一个院，她的唯一女儿郑光迪在苏联读书。杨刚和沈强姑嫂相处和睦，但两人各方面的修养相差悬殊，可谈的共同话题不多。杨刚平时精神上有些孤寂。晚饭后，她常一个人在小院里散散步，或到胡同里或米市大街或王府井大街走走，时间久了，有些厌烦。有一段时间，晚饭后她约我一同去散步，两人边走边聊，她的情绪稍好些。她有个习惯，从来不愿多谈她过去做的事，也不谈她的病。当时都聊些什么，我已经淡忘了，只有一件事还记得清楚。想不起是什么因由，我们谈到袁水拍。杨刚说：“水拍、徐迟、冯亦代三个人在香港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被人称为‘三剑客’，这是开玩笑的话，以后传开了。我把他们三人看成小弟弟。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写得很好，有才华，他是个老实人。古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一点不假。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写起诗来讽刺国民党像个无畏的勇士，但他的弱点是性格软弱，不太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规劝过他。他的小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小儿子起名叫刚健，他接受了。”我说：“这事我听说过，是水拍夫人朱云珍告诉我的。至今他的小儿子仍叫袁刚健。”杨刚笑了：“但水拍的性格仍然刚健不起来!”我说：“水拍确实是个老实人，他的政治讽刺诗在战时大后方脍炙人口，他的性格软弱，可能应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古话吧。”杨说：“可能是这样，不过他的人品是朋友们称道的，我们始终是好朋友。”
在此前后，我曾数次出差，去过朝鲜，到过舟山群岛和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直到1957年夏天，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席卷全国，我被报社派去报道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我的工作紧张，精神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别的。我和杨刚饭后散步、聊天几乎中断，有空时才去看看她。她的身体不如过去了，有时双手交叉抱在额头上，用两个大拇指狠揉两边太阳穴。我问她：“是头疼吗?”她点点头，不说话。我又问她：“去看病了没有?”她摇摇头说：“病没少看，药没少吃，不管用。记忆力很坏，刚做过的事就忘了。”她的情绪有点抑郁，精神像有点恍惚。以后我才知道，邓拓、林淡秋、袁水拍曾分别多次去看望她，劝她住院治疗或到外地疗养，她都不同意。她说她的病是阵发性的，住院只吃药，并没有别的治疗。到外地疗养也没有多大好处，不如在家好，头痛过后仍可坚持工作。没有办法，只好把副刊大样送她家请她审阅签发。
1957年10月6日夜里，我正在王府井报社大楼四层楼办公室看一篇杨刚写的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她好像没有参加萧乾的批斗会，是不是别人代她在大会上念过，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不是用稿纸写的，用的是白油光纸。稿子写得很朴实，调子不高，没有无限上纲，但有内容、有分析，讲道理，好像规劝老朋友看问题不要太片面。稿子是淡秋交给我发的，因有些字写得不清楚，要我核校一下小样。我快核对完时，只听有人敲门，开门看是杨刚，我有点惊讶。急忙问道：“怎么这么晚你到办公室来了?”她说，她一个人慢慢走到王府井大街，看到我的办公室里有灯光，就爬上楼来了。我说：“已经十一点多了，你该早点休息啊。”她说：“老毛病，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仍没有睡意，就想出来走走。”她问我在干什么，我如实告诉她在核校她写的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她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我说：“这是淡秋交的任务，我做不了主呀。”她说她回家后给淡秋打电话不要发。看她很坚决，我答应她明天转告淡秋，劝她快回家休息。她一个人走，我不放心，便扶她下楼。这时才注意到她这天穿的衣服很特别：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不像平时穿着那么随便，但也没有疑心别的。我没有说什么，只扶她一道走，她有点责备我没带小三到她家去玩。我没有辩解，让她发泄一下心里的郁闷，可能回去入睡快些。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我慢慢抽出手，祝她“晚安。”她说：“谢谢。”我们招手告别。
第二天清晨，我骑自行车上班，刚把自行车放进车棚，就听见报社一楼过厅内沈强凄惨的大叫声：“杨刚死了!杨刚死了!”她像疯了一样叫，我着实吃惊不小。我跑到一楼过厅时，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问是怎么回事?沈强哭着断断续续地说：“早晨叫杨刚吃饭，怎么也不见答应，进屋一看，她直挺挺地闭眼躺在床上，推她也不动，她死了 这个噩耗很快在报社传开。我忙上四楼告诉林淡秋和袁水拍，把昨天晚上杨刚来办公室的事向他们说了。邓拓闻讯后，马上派人送杨刚到协和医院抢救，并派林、袁到医院询问抢救情况，我也跟着去了。杨刚的遗体放在协和医院后院的一间小平房内，杨刚的弟弟(我已记不清名字和他的工作单位了)先我们到达，正在问大夫情况，大夫说：“人送来时已经死了，经检查是吃安眠药过量致死的。”我们进屋看了杨刚的遗体，她的穿着和昨晚我看到的一样，她的遗容很安详，像睡熟了一样。我们四人禁不住哭出声来。她的弟弟流着泪说，他姐姐昨晚留他在家里吃饭，交待他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好好工作。他当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常。想不到这是姐姐对他的最后诀别遗言。我们边擦泪，边往外走。
中午我到食堂吃饭，有位熟人悄悄问我：“杨刚丢了一个保密笔记本，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那位熟人又说：“她的死可能与此有关。”我有点发愣，暗自猜度：杨刚是个资深党员，她懂得党的纪律，可能要受党的纪律处分，不至于为此而死。何况党员自杀，当时被认为是叛党行为。我心里的问号是：难道她的死和“反右派”斗争造成的极不正常、人人自危的严峻政治局面无关?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报人、作家、艺术家等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人民日报社内部也不是世外桃源。国际宣传部的负责人黄操良自杀了。文艺部为报道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当初曾派包括我在内的四人参加。派出没几天，四人被撤回三个，其中两人被打为“右派分子”，一个定为“严重右倾”。我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在此前不久，曾和报社另两个同志到云南距中缅边界不远的地方，滞留在景颇族居住的深山老林里采访，与山外世界音信几乎隔绝。没赶上参加报社的“鸣放”，也没有发表犯忌的文章。剩下我孤身一人报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任务重、时间长，实在勉为其难，难以支撑。曾多次向文艺部要求派人支援，但派不出。这些情况，杨刚是知道的。她除无可奈何之外，难道没有别的想法?她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有情有义的刚强女性，在当时情况下，她只有沉默。这是我自己对自己心里问号的回答。
当天下午，邓拓在报社五楼大会议室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沉痛宣布杨刚去世，并说大约在10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严重的脑震荡使她很痛苦。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不开追悼会了。
邓拓作为报社领导，当时也只能这样说。我理解。
大约当天，杨刚的遗体移到煤渣胡同附近冰渣胡同里的小庙贤良寺内，不少同志流着泪，自动前去向杨刚的遗体告别。我也在这个队伍中流泪不止。
第二天，杨刚的白木棺材被送往西郊人民公墓安葬。国际部的一些同志和文艺部的林淡秋、袁水拍、田钟洛，还有我前去送葬。她的墓选在一个荒坡的半腰里，除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外，赶去送葬的有龚澎、龚普生等，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也去了。大家默默地揩眼泪，默默地深情地向她安息的墓穴里一锹一锹撒掺着眼泪的黄土……杨刚真的走了。我默默地在心里说：“杨刚啊杨刚，你刚强一世，软弱一时。你的死，太让人痛惜了，多少人为你流泪呀。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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