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范长江与张学良副官陈大章
[ 2006年第12期 父亲范长江与张学良副官陈大章 作者：范苏苏 ]
今年12月12日恰逢“西安事变”70周年，在我们怀念张学良将军的时候，不由想到了他的侍卫副官陈大章先生。陈大章先生和我的父亲范长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交往，且他们的交往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很具有传奇色彩。最近我又看望了陈大章先生的夫人，88岁的陈秀芳女士，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可以说他们的交往对于促使张学良将军下决心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特殊的作用。
初次相识
1932年秋，北平。陈大章先生当时是张学良将军的侍卫副官，跟随张将军已经九年了。那时张学良住在中南海，陈大章每天都到附近一个饭馆去喝茶、嗑瓜子，一天两碟瓜子。而父亲范长江则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北大红楼离中南海不远，一次，父亲也到那个饭馆去，巧遇正在嗑瓜子的陈大章。父亲看他一身戎装，就主动过去和他说话，问他是干什么的，陈回答说：“我是张学良的副官。”这样两人就搭上话了。两人谈到当时形势，十分投机。父亲说：“你得和张学良说叫他抗日呀。不抗日可不行，咱们国家要是落在了日本人手里，咱们就成了亡国奴了，咱们就没有国了。”陈大章也很喜欢这位一见面就和他说要张学良抗日救国的年轻人。父亲还说：“军人要执行命令，但如果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义，你执行这样的命令，怎么向东北的老百姓交待?”陈大章表示，如果父亲愿意给张学良将军写几个字，他可以代转。于是父亲当场拿出一张纸，写了一首诗，请陈大章转交。父亲的诗是这样写的：
不抗主义祸国深，盲从杀身岂成仁；
冲出长城抗日寇，还我河山作伟人。 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交给陈大章一个字条，让他转给父亲，上面也写了一首诗：
东北人民苦难深，生灵涂炭泣鬼神，
唯有抗日救中国，别无道路谢国人。
当父亲后来知道陈大章出身贫苦，从小学徒、做工出身，没有读过书，就主动推荐了一些书给他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陈大章看了那些书特别高兴，他说，这书可真好呀。有时他在屋里看书，忽然有人进来，他就赶快把书放到屁股底下，不让别人看见。通过学习进步书籍，陈大章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西北相逢
父亲和陈大章先生几年后在西北再度相逢共有两次，一次是1935年11月4日在西峰镇，另一次则是1937年2月1日在六盘山。
1935年陈大章已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骑兵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率部队驻守在甘陕交界处的西峰镇。父亲则从1935年7月14日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从成都经松潘北上兰州，后从兰州又到了西安。父亲于11月2日离开西安，“因友人之便，特往陇东庆阳一带旅行。”11月4日父亲抵达庆阳之西峰镇，在那里与陈大章先生再度相逢。二人久别重逢，格外兴奋，但谈到时局，却无不心忧。父亲到西峰镇的第二天，当地下了一场大雪。父亲在此地密切关注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动向，连续写了《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两篇文章。父亲并建议陈大章打电报劝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陈大章于是写了一封“快邮代电”，内容大致如下：“东北军武器是东北三千万人民血汗金钱换来的，那三千万人民在东北受帝国主义压迫，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不拿这些武器去抗日，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反而参加内战，残杀自己的人民，扪心自问，是否安心?张大元帅被日本人炸死，他临死前曾告诉少帅不要乘火车回来，要带着军队回东北打日本鬼子，替父报仇，他如果死后有灵，知道你还在打内战，也将痛苦于九泉。我听说共产党红军愿意帮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为什么不能与之合作呢?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该重新分析。匆匆数语，冒昧上陈。职陈大章于西峰镇。”张学良将军的思想也确实在逐步变化。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月又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东北军停战，共同抗日。张学良于1936年4月9日亲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决定联合抗日。同年8月，成立了东北军学生队。
陈大章先生在此期间，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交往密切，他亲自到北平招募了一百名青年学生(其中一些人是民先队员或共产党员)。他到学校里对学生们说：“我们招你们就为了抗日，没有别的目的。”那时候进步学生也都愿意抗日。他招的这些人组成了“骑兵军第七团抗日学生队”，由他亲自兼任队长。他还为学生购买进步书刊，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学生中还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李觉、朱明、高尚林等人都是这个队的成员。后来，这些进步学生中的很多人都去了延安，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优秀人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父亲当时正在绥远采访。为了解这一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父亲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宁夏、兰州向西安进发。1937年2月1日，在隆德城，父亲又见到了老朋友陈大章。他们的这次会面很有戏剧性，父亲在他的《西北近影》(闯过六盘山一节)中有过精彩的描述：“在隆德城堞已在望的近距离中，公路南面村庄突然走出一位青年的步哨，司机说：‘果然来了!’我们被他带进了一个破败的村镇内，去会他的连长，而他的连长已经到隆德去开群众大会。会到他们的司务长，才知道他们是郭希鹏师长的骑兵，驻防隆德的，是旧友陈大章所属的骑兵团，我们赶紧打电话到城里通知陈大章先生，而他亦已到会场开会，没有法子，只好请那位司务长押我们进隆德城，见了陈大章先生再说。押到城里，我穿的一双大毡鞋，不便走路，勉强到了会场……”父亲在会场上听陈大章给士兵和民众讲话，并拿着标语和小旗，领导群众拼命地呼口号，“毫不似从前安详的性格。”陈大章对父亲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士兵心理也不同了，不信你看看罢。”陈大章还请父亲给学生队的士兵讲讲话。父亲讲了绥远前线的情况，并对他们说：“你们这一百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后来这些学生兵大多去了延安。之后陈大章帮父亲办了护照并通知了沿途的关卡，由布防六盘山的周连长亲自护送父亲走过了“最不易越过的六盘山关卡”，然后路经平凉，父亲终于2月2日下午到了西安，3日进入西安城。4日在杨虎城公馆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接待，6日又在博古和罗瑞卿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延安。9日见到了毛主席，并作了通宵谈话。这次谈话促使父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来他写的《陕北之行》向国统区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和旧友相逢之后不久，东北军被国民党政府调离陕甘地区，陈大章以“非法”招募学生连的罪名被国民党关押，并没收全部财产。后经友人营救脱险，先躲到北平，又被怀疑为“八路军的探子”遭到日本人追捕，不得已才隐居成都，以种菜为生。
十七年后再相见
解放后陈大章从四川回到了北京，住在护国寺。当时凡是在旧军队中当过兵或当过军官的人都要去登记，陈大章也去了。他对接待他的人说：“我算是什么人呢?国民党我也没入，共产党我也没人，日本人又说我是八路军的探子。”陈大章还讲了自己在张学良部队中的经历。负责接待的人说：“你先登记，我们调查之后再说。”并暂时安排他到街道工作。陈大章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积极努力，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和好评，他被选为治保主任，多次受到市、区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的表彰和奖励，并于1954年当选为区人民代表。一次父亲看到报纸上区人民代表名单上有陈大章的名字，心想：“这个陈大章会不会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陈大章呢?”“这么多年没联系了，也不知他情况怎么样了?”于是派人到派出所去调查，一打听，果然就是老朋友陈大章。父亲叫秘书到陈大章家中去探望，进一步确实了他的身份。几天以后，分别了十七年的老朋友又在北京见面了。这次见面之前，派出所的人对陈大章说：“你去见了首长就说你希望安排个工作，你现在没有工作，老在街道不行。”父亲把陈大章接到家里，热情地款待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父亲问陈大章今后有什么打算，陈大章就说希望父亲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干什么都行。”父亲说：“你先等一等，证明你的历史情况需要有两个人，刘澜波了解你的情况，当时他是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他到苏联去了，等他回来我们两个人去找总理，给你安排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刘澜波从苏联回来了，父亲找到他，两人一起给总理写了报告，证明了陈大章在历史上对革命有过贡献，总理在他们的报告上批示：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从1955年开始，陈大章连任了六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到他1986年退休，长达31年。
患难见真情
1966年“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叫陈大章写材料揭发“走资派”，他写的材料都是说的好话，没有一句坏话。来找他要材料的人说：“你写的这个我们不要，不想看。”陈大章说：“你愿意看你就看，不愿意看你就别看，你要不要就是它，没别的。”当时也有人想整陈大章，派出所的人说：“谁整他谁负责。”结果谁也没敢整他。陈大章则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老朋友的遭遇。我的父亲、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遭到冲击，父亲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机关的牛棚里，母亲也被勒令在机关监督劳动，家也被抄了好几次。有一天，母亲正在机关劳动，忽然看见陈大章来了，母亲又感动又深觉意外，忙问：“你上这儿干嘛来了?”陈大章回答：“我来看你来了，我不放心。”母亲安慰他说：“我挺好的，没事。”赶紧劝他走了。陈大章也去探望了同样受到冲击的张学思的夫人，给她以安慰。“文革”后期，刘澜波从监狱被放出来，住在阜外医院，他给陈大章捎了口信，说“我已经放出来了，在阜外医院呢”，陈大章去医院看他，两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刘澜波的孩子说，别哭，我爸有心脏病，一哭就麻烦了。这才使他们冷静下来。我父亲则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陈大章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消息的，他知道后非常痛苦，但他为了使我母亲情绪不致受太大刺激，见面之后反而没有表现的很激动。“文革”结束后，陈大章亲自写了一个提案，提名我母亲沈谱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提案获得了全国政协同意，我母亲担任了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11月，陈大章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4月27日，陈大章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周总理曾说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而陈大章先生对促使张学良将军政治态度的转变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而父亲和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交往，也将成为千古佳话。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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