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 2006年第12期 马寅初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作者：陈大斌 ]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及所遭受的错误批判，早已家喻户晓。可马先生1962年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并与被毛泽东批判的一位“单干理论家”之间，有着一段堪称佳话的情缘，可能就鲜有人知了。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严厉批判“包产到户”为“单干风”，矛头直指邓子恢。同时还有几位青年知识分子，被批为浙江省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前几年，经过三下浙江寻访，我写了《寻访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一文(见《炎黄春秋》2003年11月号)，介绍了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三位“单干理论家”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事迹。但因篇幅所限，对其中一位杨木水，因其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理论性稍弱，便从简评介。这一“简”，就把马先生支持“包产到户”及他与杨木水的一段情缘给“简”掉了，非常可惜。
当年马寅初先生为了帮助杨木水“上书”毛泽东，曾亲赴浙江嵊县访杨木水，深入农村调查，并帮助杨木水修改致毛泽东要求准许实行“包产到户”的文章。这段看似一段轶事，实乃很有意义的史实。现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以飨有兴趣的读者。
在所谓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里，嵊县(今嵊州市)农业局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的遭遇最为悲惨。“文革”中他在劳改农场里，以“恶攻”(即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罪被判处死刑，戴上手铐脚镣关在狱中等待处决。“待斩”期内，形势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他才幸免一死。
这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杨木水，生于义乌，自幼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他没有上过多少学，但为人聪明好学，干啥都有一股子钻劲，拜能人为师学得一手种桑养蚕的技术。50年代，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他进了有“越剧之乡”美誉的嵊县的农业局，成了一名农技员。本来他此生可以在浙东的青山绿水中平安度过。可他偏是个生性耿直，一腔正义感的热心男儿。他生活在农村，天天与农民打交道，对农村发生的事热心又熟悉。当他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正要为农村农民做实事的时候，农村里正是“三面红旗”满天飞，“五风”遍地刮的时候，接着便是饿死人的大饥荒。杨木水亲历了这一切，亲眼看见这几年农民过着缺衣少食的苦日月。嵊县原是一个青山绿水、桑稻遍地的好地方，几年折腾只闹得山林毁坏，良田荒芜，农民缺粮无菜，市场上没有不缺的东西。是什么原因把好端端的农村弄成这个样子?怎样才能让农民吃上饱饭?这位农技员访农民，问基层干部，大家推心置腹，对他说实话，农村实行的大集体捆死了群众的手脚，大呼隆劳动，大锅饭分配实在害死人。救农村救农民只有一个办法：实行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当年嵊县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地方农民正在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种田人热情拥护。而政府却不准许，派大批干部下去“纠正”，弄得干群对立，农民怨声载道，生产受到进一步破坏。
这时，杨木水便想到，是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这几年农村、农民的苦处，不了解包产到户的好处?何不向中央、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进言，请求准许农民实行包户呢!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非“纠”不可呢?
但是，这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朋友们苦苦劝说，“这把火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要把自己烧焦!”一个农技员，干好自己的桑蚕养殖就算尽职尽力了，何必自寻麻烦，硬往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跳?
杨木水却在想，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养活我这个小小技术员，难道只能去帮助农民种桑养蚕?现在乡亲们遭此大难，自己能装着没看见吗?这不合杨木水的做人原则!
在嵊县农业部门，谁都知道杨木水耿直倔犟，爱管“闲事”，遇到理不公的事，他一定不顾一切地出头去抱打不平。为此，这些年来他受过领导多次批评，但他痴心不改。现在，他下决心要为农民请命，向毛主席写信要求准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这是谁也拦不住的。
杨木水说干就干。花了几天时间，他归纳出“包产到户”的十三条优越性。然后以这“十三条优越性”为中心，写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一文。
文章写好后，他寄给中央办公厅，请转呈毛主席。可是，文章寄出之后如泥牛入海。杨木水不甘心。事关万千百姓的死活，一定要设法让自己的意见能够直达毛主席的面前。有什么办法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从嵊县走出去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大人物，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大概可以直接向党的领导人进言。通过他，把信转给毛泽东主席，不是一条通天的捷径吗?
1961年11月，杨木水把自己这篇文章又抄了一份，寄给马寅初先生。但杨木水并不了解马老先生此刻的处境。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左派理论权威”康生讥讽他，你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960年已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马寅初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心怀天下。他接到杨木水的信和寄来的材料，心上骤起波澜。家乡农村的状况使这位老夫子忧心忡忡。近年来，农村情况他也耳闻，家乡这位年轻人在信中反映的情况十分严重，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信中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似乎也有其道理。此事关系国计民生之大局，不能等闲视之。马老决定要来管一管这件事。马老是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他首先要弄清实际情况。这位年轻的同乡所反映的情况如实吗?“包产到户”真的如此灵验吗?他决心亲自去一趟嵊县，作一番实地考察，了解当前农村的真实情况，也见一见这位敢说话的小同乡杨木水。
决心要去嵊县实地了解情况，马老作出周到的安排。他这次是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到嵊州视察的，先通过全国人大与浙江人大沟通，之后，他又亲笔给嵊县领导写信，详细告知他到嵊县考察的内容和要会见的人员，特别说明，嵊县有位“杨木水先生着”，把《关于农村六十条》的文章寄给了他，并说“杨先生爱社心切，所言不无可采之处”，所以拟请杨先生“与我当面一谈”。请县府领导“就近预先通知杨先生早日准备”。
为了给嵊县有关人员足够的“准备”时间，在发信一个月后，1962年1月，马寅初冒着严寒来到浙江，在省粮食厅长丁友灿陪同下到嵊县视察。
在马老到达的前一天，县委农工部召杨木水谈话，警告他在马老面前不要“乱说”，特别不能向马老说嵊县发生过大面积包产到户的情况。
虽然预先作了交待，县里还是不放心。杨木水来见马寅初先生时，县里安排了多位人员“陪同”。那些“陪同”人员寸步不离，看着杨木水的一举一动。
马老一看这阵式，特别是从县委陪同人员对杨木水的态度上，就看出了这个胆敢为民请命的小伙子，在当地处境不妙。当着省、县这么多领导干部，他怎么可能畅所欲言呢?于是便明确表示，要与杨先生单独谈谈，毫不客气地请所有陪同人员回避。
“陪同人员”只好退出。但县里还是想知道这一老一少在“密谈”了些什么，不断派人进来倒水、送茶。后来干脆送进来一位“秘书”，说要帮马老做记录。马老见状很生气，但还是强忍着，微笑着拒绝县里的一切好意，只与杨木一水两人对坐面谈。他实在想听一些真话，了解目前农村的真实情况。
马老做事认真，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但待人却十分诚恳、平等，他一口一声“杨先生”，使杨木水心头涌起一阵阵热浪。马老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待一个晚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糖果请杨木水吃，还亲手点燃带来的一个小巧的酒精炉，煮咖啡款待杨木水。马老的热情和谦和使杨木水很快定下心来，像面对自家的长辈。这一老一小，促膝长谈，十分投机。杨木水敞开心扉向马老谈了当前农村中的种种问题，自然也讲了农村的出路在包产到户。杨木水感到一吐为快，马老也很高兴。他从这位技术员口中了解到农村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
谈了一阵之后，马老才打开皮包，拿出杨木水寄给他的那篇大作来。杨木水忙侧目看看，只见文稿上，马老用红笔圈圈、点点、杠杠，划得密密麻麻，空白处还写有若干批注，或提出问题。显然，马老已经仔细读过自己的文章。他深为感动，心想，上级领导如果都能像马老这样重视群众的意见就好了。
马老对杨木水说，你的建议我看过了。不知道杨先生是否还有补充的地方?我虽然是学经济的，但是对目前人民公社的情况和经营管理问题不甚了解，还得向你们请教。马老还细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杨木水一一作答。
在弄清楚有关问题之后，马老决定帮助杨木水转呈这篇文章。他对杨木水说，你的爱社之心令人敬佩，你的文章从农村实际出发，列举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作为向国家领导建言，还有一些不足、不当之处。尤其让杨木水难忘的是，马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善意的批评建议要注意分寸。“理直”不一定非得“气壮”不可。看问题要尽量全面一些，说缺点要尽量准确、客观，感情务必不要偏激，冷嘲热讽之言务必少用。摆事实讲道理要比发牢骚、一味嘲讽的效果好。
马老博学文雅，谈吐幽默风趣。谈完这些之后，他又笑着向杨木水建议：一定要把文中所列“包产到户”十三条优越性归并成十大或八大、九大优越性。反正不要用这个“十三”!他说，这样做除了文字表达更简明之外，还避开了西方人的一个忌讳。马老风趣地说，西方人认为“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沾上它就会“触霉头”。马老还讲了一段小故事作为佐证：自己有一次在上海请客，原来定好是十二位，结果临时来了一位领导同志，当然要请他入座。这就凑成了“十三”这个不祥之数，结果祸事马上来到。满桌人刚坐下，厨房间便突然起火，马老赶去帮助扑火，忙乱中碰破了头。一个故事说得老少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杨木水辞别了马老，回去后闭门谢客，按马老的要求，把文章改好、抄清。他特别注意把原来的包产到户十三大优越性重新进行归纳，改为“十大优越性”。与马老的几日相处，他更坚信，有马老相助，他的文章一定能引起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的重视。他感到庆幸，总算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事。此事若成，此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这次马寅初先生在嵊县视察七天，临走时带走了杨木水修改过的文稿。
可是，马老和杨木水都不会想到，尽管杨木水把“十三大优越性”改为“十大优越性”，避开了那个不祥的“十三”，但却没能避开祸端。
杨木水的这封信转送上去不久，祸事便接踵而至。先是嵊县农业局把他从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调开。一年之后，1963年春天，他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了十三个月(又是一个十三)后，1964年初正式对他宣判：因“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犯“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8年，押赴浙江第二监狱服刑。“文革”爆发，杨木水被转押到浙江省衢州十里丰劳改农场。在这里，除了过重的苦役和饥饿之外，还有天天辱没人格的批斗，使杨木水无法容忍。13个犯人组成一个批斗小组，除了互相恶骂一通之外，还要抡起胳膊互相抽打耳光，直抽到脸肿鼻出血才停手。杨木水被折腾得无心再活下去，只想速死。可是这里监视极严，连自杀都没有可能，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后，杨木水见几个犯人因撕“红宝书”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从而受到“启发”。但他绝不会对自己敬爱的领袖下手，他的目光盯上那位“鹰鼻鸡眼不可交”的副统帅林彪，几年来他从心底厌恶这个“接班人”。一天“早请示”时，大伙正在大声呼喊“永远健康”时，杨木水突然大声喊道：“什么永远健康?这是烧香老太婆的祷告，是封建迷信!”他这一喊，当场就被抓起来，不经任何审理，第二天便被宣判死刑，除戴手铐外，脚上再加上38斤重的铁镣，等待执行枪决。而就在杨木水“狱中待斩”的时候，就发生了上文中说的情况：那位副统帅叛党叛国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里。杨木水死罪免了，却被加刑四年，理由是“他没这么高明。他当时的行动还是攻击领袖”!
杨木水死里逃生，1975年前后服满十二年刑期，仍然就地劳动改造。1978年才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到故乡义乌。十几年的劳改囚徒的非人生活，杨木水只能跟山林草莽亲近。他决心学习中医，以草药济世救人。他以神农尝百草精神，遍尝常见的山花野草，在自己和犯人身上试着用草药治病。“单方一味，气死名医”。杨木水出狱平反后，在嵊县退休，回到老家义乌，凭着在狱中学到的本领，先在当地后在浙北乡间行医，用草药单方治疑难杂症，一时间在民间颇有几分好评。五十岁之后，杨木水与一个跟他学草药的苏北农村姑娘成婚，生有一子。2001年不幸病逝。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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