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
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
──评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
──评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
何清涟的新著《雾锁中国》应是有关现今中共当局控制媒体问题的权威之作。三年前，作者受《中国人权》之托，撰写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报告，我曾参与对该报告的讨论。其后，作者将报告的内容加以充实扩展，于是就有了这部厚达462页的专著，今年5月由台北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雾锁中国》一书，资料数据全面而翔实，素材案例丰富而具体；作者的分析入木三份，批评一针见血；再加上流畅犀利的文笔。《纽约时报书评》和日本多家媒体均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错，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于共产极权制度下媒体控制的方方面面，东西方的学者专家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但是这些著作却未必都适用于今日中国。因为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邓小平和邓后的中国则是后极权主义。同样是后极权主义，“六四”前和“六四”后又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共产党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中国民众的生活形态有了重大变化，整体的心态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了根本变化，世界本身也有诸多变化。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本来是个老问题，但在新的形势下有了很多新内容和新的变化，因此它又成了一个新问题。何清涟的这本书正是对这个新问题的全面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的问题难免会引起新的困惑。何清涟在序言里就提到外界对中国媒体现状常有的四个误解：一、市场化能够促进媒体自由化；二、网络能够促进中国的资讯传播自由化；三、中国人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骂国家领导人；四、中国老百姓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不关心也不需要新闻自由。对于这四个误解，作者作了清晰有力的澄清，并再次重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伟大价值，以及自由只能靠争取不能靠等待的道理。其实，上述四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媒体的状况确实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言论空间必将越来越大，以致于在不远的未来会获得充分的自由。
从现象上看，今日中国媒体的言论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与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这并不表明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法不责众，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连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也颠覆了原先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织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试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至少在现阶段不得不转为以防守为主。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再次，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80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和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照这个样子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言论空间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在不远的未来获得充分的自由呢？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如此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懂得，现有言论空间的大小和争取言论自由的难易，两者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般说来，现有的言论空间越大，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越强，信心越大；但有时候，现有的言论空间较大，人们反而容易变得苟且而安于现状，现有的言论空间太小，反倒激发起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
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网过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正像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到的那样：“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这种局面反倒激起了“鱼群”共同奋斗，争取粉碎“鱼网”。
在80年代，言论空间不断拓展，而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也随之而越来越强。“六四”屠杀暂时压下了民众的反抗。此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少数异议人士继续冲击“渔网”，奈何势单力薄，一时间形不成足够强大的压力。应该看到，“六四”前的情况和“六四”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六四”前，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力量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明显的攻势；“六四”后争取自由的力量虽然不屈不挠，但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和专制力量处于艰苦的胶着状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拥有的自由就必定会更多而不会是更少。诚然，毛时代那种极端的极权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最应该警惕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在这本书里，何清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她发现，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要好得多。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居然还常常得到赞美，它所做的许多坏事都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严正谴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先前的苏联当局总是挨批判，而今天的中国当局却总是被美化呢？何清涟根据自己被迫离开中国移居海外后的亲身经验和近距离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西方社会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国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如果坚持人权原则，势必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不但指责西方干涉内政，而且还会对西方的商务活动采取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固然，经济制裁是双刃剑，它既会损害外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但中共当局不在乎让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这种损害很容易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不会损害到共产党自己；而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投票权，无法向当局施加压力，故而当局有恃无恐。外国的情况则相反。国际社会许多利益集团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既然要和中国做生意，那就只好去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中国正在进步，而且还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和中国打交道就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行为了。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并不是在和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认为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共操控媒体的技术虽然高明，但要识别其伎俩其实也并不困难。很多人之所以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首先就自己欺骗了自己。经验一再证明，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
媒体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媒介，但媒体本身又可能成为我们认识的迷障。《雾锁中国》这本书从认识中国的媒体着手，进而引领我们认识中国。正象作者在结束语里写道的那样：“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雾锁中国》一书，资料数据全面而翔实，素材案例丰富而具体；作者的分析入木三份，批评一针见血；再加上流畅犀利的文笔。《纽约时报书评》和日本多家媒体均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错，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于共产极权制度下媒体控制的方方面面，东西方的学者专家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但是这些著作却未必都适用于今日中国。因为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邓小平和邓后的中国则是后极权主义。同样是后极权主义，“六四”前和“六四”后又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共产党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中国民众的生活形态有了重大变化，整体的心态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了根本变化，世界本身也有诸多变化。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本来是个老问题，但在新的形势下有了很多新内容和新的变化，因此它又成了一个新问题。何清涟的这本书正是对这个新问题的全面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的问题难免会引起新的困惑。何清涟在序言里就提到外界对中国媒体现状常有的四个误解：一、市场化能够促进媒体自由化；二、网络能够促进中国的资讯传播自由化；三、中国人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骂国家领导人；四、中国老百姓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不关心也不需要新闻自由。对于这四个误解，作者作了清晰有力的澄清，并再次重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伟大价值，以及自由只能靠争取不能靠等待的道理。其实，上述四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媒体的状况确实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言论空间必将越来越大，以致于在不远的未来会获得充分的自由。
从现象上看，今日中国媒体的言论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与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这并不表明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法不责众，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连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也颠覆了原先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织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试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至少在现阶段不得不转为以防守为主。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再次，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80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和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照这个样子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言论空间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在不远的未来获得充分的自由呢？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如此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懂得，现有言论空间的大小和争取言论自由的难易，两者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般说来，现有的言论空间越大，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越强，信心越大；但有时候，现有的言论空间较大，人们反而容易变得苟且而安于现状，现有的言论空间太小，反倒激发起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
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网过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正像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到的那样：“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这种局面反倒激起了“鱼群”共同奋斗，争取粉碎“鱼网”。
在80年代，言论空间不断拓展，而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也随之而越来越强。“六四”屠杀暂时压下了民众的反抗。此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少数异议人士继续冲击“渔网”，奈何势单力薄，一时间形不成足够强大的压力。应该看到，“六四”前的情况和“六四”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六四”前，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力量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明显的攻势；“六四”后争取自由的力量虽然不屈不挠，但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和专制力量处于艰苦的胶着状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拥有的自由就必定会更多而不会是更少。诚然，毛时代那种极端的极权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最应该警惕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在这本书里，何清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她发现，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要好得多。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居然还常常得到赞美，它所做的许多坏事都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严正谴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先前的苏联当局总是挨批判，而今天的中国当局却总是被美化呢？何清涟根据自己被迫离开中国移居海外后的亲身经验和近距离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西方社会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国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如果坚持人权原则，势必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不但指责西方干涉内政，而且还会对西方的商务活动采取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固然，经济制裁是双刃剑，它既会损害外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但中共当局不在乎让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这种损害很容易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不会损害到共产党自己；而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投票权，无法向当局施加压力，故而当局有恃无恐。外国的情况则相反。国际社会许多利益集团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既然要和中国做生意，那就只好去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中国正在进步，而且还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和中国打交道就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行为了。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并不是在和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认为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共操控媒体的技术虽然高明，但要识别其伎俩其实也并不困难。很多人之所以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首先就自己欺骗了自己。经验一再证明，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
媒体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媒介，但媒体本身又可能成为我们认识的迷障。《雾锁中国》这本书从认识中国的媒体着手，进而引领我们认识中国。正象作者在结束语里写道的那样：“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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