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 2007年第1期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作者：刘仰东 ]
花十年心血几译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穷二十年精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大量学术著述，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五老”，大体就可以概括侯外庐先生留给学术界的遗产。但是，和其他一些名家不同的是，侯外庐这些成就背后的人生阅历，记载寥寥，更非广为人知。正因如此，前些时候我走访了他的长孙、如今也已学有所成的侯且岸教授。
结识李大钊
侯外庐1903年生于山西一个著名的地方——平遥。相对其他几老，他要年轻10岁上下。侯且岸认为，爷爷的经历在同辈学者中，是颇具典型性的。即生在世纪之交，幼年受私塾教育，启蒙于五四时期，求学于二三十年代(接受新学、出洋留学)，成就于三四十年代。这就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个看上去有点不近常理的现象：被视为对文化事业是一种摧残的战火年间，却成为国内一代学人成果叠出的时代。侯外庐的四部力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船山学案》，都诞生于抗战年间。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侯且岸说，祖父的个案绝非孤证，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因而没有理由忽视抗战期间的文化建设与思想启蒙。
说到祖父的学术之路，侯且岸特别提到了李大钊。也可以说，李大钊是侯外庐一生为之献身的学术事业的引路人。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侯外庐从家乡进京赶考，被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同时录取，一般考生此时面临的是选择哪个学校或哪个专业的问题，侯外庐则断然决定，同时就读两校，在政法大学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可见他的求知心情有多么迫切。苦学期间，他最早接触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便是李大钊所写的文章。
1924年，经早期共产党员高君宇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此后，侯外庐经常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对各种理论的见解等问题登门向李大钊讨教，并借阅一些相关著作。直至晚年，他还清楚记得向李大钊借过的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英译本)。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李大钊又介绍侯外庐认识了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陈瀚笙。后来，侯外庐和几个朋友筹办刊物《下层》，但资金短缺，便向李大钊求援，李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仍帮忙从邻居李石曾家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并嘱咐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下层》问世后，尽管很受读者欢迎，但麻烦也随之而来，由于刊物宣传的是进步思想，很快被军阀政府取缔。《下层》遭查禁后，侯外庐为还那笔借款，又去见李大钊，这是他和李大钊的最后的一面，也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
见面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后来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他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赞同侯外庐提出的翻译马克思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谈话，用侯外庐晚年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此时，侯外庐已携妻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李大钊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境界、学识、人格和操守，一直激励着侯外庐，几十年而不变。
初译《资本论》
1927年夏天，侯外庐夫妇登上驶向巴黎的火车。此前，在哈尔滨等签证的时候，他意外地在书摊上买到了《资本论》等数种经典著作的英、日译本，于旅馆中连日研读，想起李大钊生前的嘱咐，侯外庐决定，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
到法国后，侯外庐只在巴黎大学挂了一个名，就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为直接翻译德文本《资本论》作准备。1928年，他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翻译《资本论》，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因而过程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各种学科障碍重重，每遇难点，侯外庐往往不得不停下笔来“补课”，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诗歌、数学、机械学……都在侯外庐的“补课”范围。由于必须倾注全部精力，勤工俭学之“工”已形同虚设，基本经济来源被切断，侯外庐夫妇只能靠家里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渐而由坐吃山空终至囊空如洗。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时也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侯外庐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
实际上，早年译读《资本论》的艰辛，又何止这些笔墨所能形容的点点滴滴呢!我翻译《资本论》十年中，文字上最难进展的时期，是旅法试译的两年。这两年中译得的二十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的。每一段文字的突破，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十几年后在重庆，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这番话虽说是趣谈，却让我感慨不已；我没有梁启超、郭沫若那样的天赋，对我来说，早年翻译《资本论》，从来不曾体验过走一步捷径的滋味，只是全心全力地啃着坚果，而乐在其中。
当时，精通日文的廖梦醒也在法国，她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拿侯外庐的译稿和日文版《资本论》进行核对，然后告诉译者：和日文版比较，中文意思表达得可以。这简单随意的一句话，侯外庐却感到胜过任何褒奖，信心也因此倍增。
1930年，因一贫如洗，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侯外庐不得不收笔，带着妻儿和《资本论》前二十章译稿动身回国。去莫斯科转接组织关系时，途经柏林，侯外庐特意在此停留了两天，找到正在柏林的成仿吾，希望通过他转告正在莫斯科的张闻天，为自己争取一个留在莫斯科继续翻译《资本论》的机会。成仿吾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和侯外庐共同完成《资本论》的翻译。离开柏林时，为避免麻烦，侯外庐把二十章译稿暂存在成仿吾处。在莫斯科，侯外庐尽管受到张闻天的热情接待，但这个计划终因被中共驻第三国际负责人张国焘否决而未能实现。
此后，侯外庐又几次从零开始，再译三译四译《资本论》，其间，存在成仿吾那里的手稿失而复得，托续范亭带到延安的手稿则不幸毁于战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告慰译者的是，1932年，国际学社出版了他和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直到1938年，听到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即将出版的消息，侯外庐才放弃了这长达十年之久、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和精力的努力。他后来总结说：
《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达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何况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重庆交游
抗战爆发后，侯外庐于1938年辗转来到重庆。侯且岸说，爷爷在重庆生活了八年，此期间，他开始涉足历史学研究，并自1939年起一直担任《中苏文化》主编，和各界人士(包括国共两党高层人物及文化界名流)有广泛的交往，他本人也对他们有所记述和评论。
在重庆，侯外庐结识了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杜国庠等同行。他与郭沫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天官府。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一见面，我急不可待地告诉他，1930年成仿吾曾有设想，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团出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苏联，和我共同翻译《资本论》。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的译况……那天，我对郭老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我启发极大，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史学，正在继续他做过的工作，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郭老非常高兴，虽说他的名望那样高，我感觉他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我这个小兄弟，自告奋勇地前来与他为伍的。
此后，用侯外庐自己的话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得到过郭老不同寻常的帮助”。例如，郭沫若清楚侯外庐对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认识和他很不相同，因此对一些共同注意的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和他也很不一样。他明知侯外庐会用他提供的材料来佐证侯自己的观点，甚至对他提出异议，却仍把他亲手搜集的珍贵而丰富的材料全盘端给了侯外庐。
在重庆时，侯外庐和翦伯赞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过从最密”。因而侯外庐和翦伯赞的交往，不止于学术上。在侯外庐的印象里，“翦伯赞才思敏捷，性格活跃，善于结交，谈吐幽默，个性鲜明”。翦伯赞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是个忙人，社会活动多，教学任务繁重，但生活很讲节律，事事都有计划，例如写文章，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字数，有条不紊。两家夫人也常在一起聊天，翦伯赞夫人告诉侯外庐夫人，翦晚间工作常过午夜，她每晚必陪侍灯下做针线，从不离开一步。1942年，翦伯赞大概因为《中苏文化》的工作安排问题对侯外庐产生一点误会，侯并未察觉。有一天章伯钧请客，周恩来把翦伯赞和侯外庐拉到一起，说：“你们那个《中苏文化》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来，一起喝一杯!”翦伯赞应声端杯一饮而尽。侯外庐则不明所以，把酒杯轻轻一推，说：“没有的事。”周恩来抓住侯外庐说：“外庐为什么不喝?好，你不喝，再罚一杯。”侯只得从命。周恩来又说：“来，伯赞也来陪一杯。”翦伯赞和侯外庐一起干了第二杯酒。周恩来说：“好了，现在和好了。”侯外庐最终也没弄清事情的究竟。但翦伯赞显然解除了误会，此后对侯外庐格外亲热。翦伯赞就是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侯外庐晚年曾说：“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我和伯赞的分歧一辈子都没有解决，不能说由此没有产生一点隔阂，但是，可以说，他和我，一辈子都是相互了解的。他了解我的论点的特点，了解我的为人和脾气，就如同我了解他的思想方法，了解他的品格和个性一样。我们确乎是真正认识对方价值的。”
侯外庐到重庆不久，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鼓吹“乡村建设运动”的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有意思的是，这一年里，两家之间的关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侯外庐说，他和晏阳初甚至“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地道的西化生活，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在重庆的八年，侯外庐交游甚多，社会活动频繁。他与周恩来时有会面，曾三次应邀出席欢迎毛泽东到重庆的不同场合的宴会，拜访过出狱不久的叶挺；他和孙科(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多次发生工作接触，他曾和李约瑟纵论《老子》，和杜国庠、陈家康等人拟定《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计划，他也是“小民革”的发起人之一；他和冯玉祥、王昆仑、邓初民、吕振羽、覃振、谭惕吾、吴茂荪、张友渔、萨空了、陶行知、李公朴等各界名流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过往。总之，他的生活是充实而繁忙的。
遨游“历史的天空”
侯外庐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真正涉足历史研究领域，是在1939年，这年，他36岁。按常理论，起步不可谓不晚。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是，他翻译《资本论》，历十载而未竟，研究历史学，则一发而不可收。谈到这个话题，侯且岸引用了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我曾用两个星期写出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半年完成一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年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年写一部《近世思想学说史》。”抗战期间在重庆，侯外庐一方面和各界人物进行广泛的交往，一方面著述立说，不出几年，侯外庐的学术成果已蔚为大观，并且思维之新、理论之厚、学识之博、视野之开阔，都走在了当年学术研究的前列。
侯且岸说，祖父的成就并非从天而降，历史也不是一门可以一蹴而就的学问。此前的二三十年，无论是幼年读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还是青年时期攻读法律、钻研理论，以及用十年之功翻译《资本论》时涉猎的各门学科，对侯外庐后来的学术研究，都起着这样或那样的推动作用。一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必然会呈现一个厚积而勃发之势。侯且岸举另一位《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为例，他和侯外庐年龄相仿，以研究经济学见长，但他的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虽不过十几万字，至今就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而言，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从两人知识和研究背景的某些巧合(都是在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本身的某些规律，对一个专题的突破和创新，不仅在于对专题本身所下的功夫，还必须具备开阔的知识面，特别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所谓“功夫在诗外”，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
在世人心目中，侯外庐的本业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但翻翻他的论著目录，就会发现，他的学术视角绝不是这个“本业”所能限量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大量人物、个案和专题，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而在其业内，侯外庐同样很看中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关于章太炎思想的论说，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的上溯到17世纪的近世观，至今仍自成一说。
校长和家长
建国之初，侯外庐出席一届政协会议之后，1950年从北京来到西安，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上世纪50年代，著名大学由著名学者当校长，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诸如马寅初(北京大学)、王亚南(厦门大学)、陈望道(复旦大学)、李达(武汉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杨石先(南开大学)等等。六年后，因拟议中的陈寅恪不愿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又调回北京，任该所副所长(所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
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同样倾其全部的精力。他为学校制定了“求实创新”的校训；他大力发展工科建设，尤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西北大学地质学专业，后来有“中国石油工作者的摇篮”之誉称。他离校后，对西北大学仍怀有着很深的情感，“文革”中最痛苦的岁月，他还惦记着学校，想着学生，念叨着要回学校看看，但终没能如愿。去世后，他的一半骨灰长眠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对老校长也感情弥深，如今校园里伫立着侯外庐铜像。上世纪90年代，侯且岸到西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很多西北大学老人向他表达了对老校长的怀念，他们告诉侯且岸，当年节日游行时，西北大学曾有学生自发打出了“侯外庐万岁”的标语，可见侯外庐在西北大学的威望和口碑之高。
侯且岸告诉笔者，他出生时，爷爷50岁。因为父母援越，他从小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长大的，名字也是爷爷给起的。当时家里的条件已远非昔比了，冰箱、电视机等一应俱全，住房很宽敞，书房和工作间是分开的。爷爷工作起来精神非常专注，他和弟弟常在爷爷脚下的地毯上爬来爬去，但丝毫不影响爷爷的注意力。爷爷吸烟，经常是烟头烧到了手指也没反应。除了专注，侯外庐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记忆力极强。侯且岸说，爷爷讲课通常是只带粉笔，不带讲稿。
谈到自己的名字，侯且岸说，爷爷对“名学”向有偏好，也爱给人起名字。他自己原名玉枢，“外庐”是后来改的，出自苏东坡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取走出来看庐山之意。他还爱研究别人的名字，曾认为鲁迅之名的“迅”可解为“狼子”、“母亲生的大力士”，并在一次宴会上问过许广平，许笑而不答。侯且岸自己的名字，后来也经常被人猜问，不少人觉得这个名字有宗教含义，揣测他是佛教徒。其实这是一个带有政治含义的名字。侯且岸出生的1953年，正值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和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社会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且”寓意为“新生命的开始”，“且岸”则意为“一个新生命终将会达到彼岸”。作为长孙，侯且岸深得爷爷的呵爱和培养，但世事无常，侯且岸正当读书年纪，“十年动乱”骤起，他不得不随大流插队务农。侯外庐后来已不指望长孙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作一个学术传人，虽然愿望还在，这是他的一大憾事。1994年，侯且岸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专门带着毕业论文和学位证书，来到八宝山，用自己的成功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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